離職但未變更登記的法人對公司作出的不利意思表示能否代表公司？

【原創】文/汐溟

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經從公司離職，但未變更工商登記，此時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作出對公司不利的意思表示，該表示與公司蓋章授權的代理人的表示相反，存在兩種沖突的意思表示時，應以何為準？

甲委托乙制作影片，合同約定具有包活性質，即甲將影片制作工作整體打包給乙，制作費是打包價。后雙方對合同性質產生爭議。甲認為包活是多退少不補，乙認為包活是多不退少也不補。訴訟中，乙的法定代表人趙某出庭，承認在除了書面合同之外，還有口頭協議，雙方法定代表人口頭約定多退少不補。但乙的訴訟代理人否定了趙某已經陳述的事實。趙某出庭時，其早已經從乙處離職，但并未辦理工商變更登記，工商登記中乙的法定代表人仍為趙某。該案爭議點在于，趙某對不利事實的自認能否對乙產生法律效力？即已經離職但未變更登記的法定代表人對公司作出的不利表示能否代表公司？

首先，趙某庭審陳述的事實對乙明顯不利。趙某的陳述直接支持甲的主張，即證明雙方存在多退少不補的約定。在制作費存在剩余的情形下，乙應對甲承擔退還義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二條的規定：“一方當事人在法庭審理中，或者在起訴狀、答辯狀、代理詞等書面材料中，對于己不利的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進行訴訟。其他組織由其主要負責人進行訴訟”。趙某作為乙的法定代表人，在庭審中作出對乙不利的陳述，免除甲對此的舉證責任，該自認可以成為確認事實的依據。

其次，訴訟中，針對同一事實，乙作出完全不同的兩種表示。一個表示來自作為法定代表人的趙某，另一表示來自于訴訟代理人，基于法律規定，二者的陳述均可視為乙的表示。在存在截然相反兩種主張的情形下，應以何為準？一般情形下，法定代表人是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法人章程的規定，代表法人從事民事活動的負責人，其以法人名義從事的民事活動，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在工商登記中仍將趙某登記為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下，趙某陳述應由乙承擔法律后果。但訴訟代理人的授權書經乙蓋章后出具，基于該授權書，代理人的陳述同樣應由乙承擔法律后果。

最后，具體而論，趙某與訴訟代理人的權利依據不同。趙某的權利依據是工商登記，其雖為乙的法定代表人，但出庭時無法獲得乙蓋章確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訴訟代理人的權利依據是乙蓋章的授權書。二者的差別在于有無法人蓋章認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執監412號《執行裁定書》中闡述：“一般情況下，公章持有者具有公司授權，蓋有公章的文書反映了公司的意思。……在蓋有公章的文書與法定代表人意思表示不一致情況下，如果公司章程或者權力機構對究竟是法定代表人還是蓋有公司公章的文書代表公司意志做出過明確意思表示的，應是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疇，宜按公司意思認定。”因此，特殊情況下，法定代表人意志可能與公司意志不一致，即法定代表人未必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應該與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此為其可以代表公司的法律基礎。然而，趙某在乙處早已經離職，與乙已經無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同時，趙某既已經離職，不參與乙的經營管理，自然也就無可以代表乙的意志基礎。盡管趙某仍為乙的法定代表人，但該原因是雙方怠于變更所致。因此，趙某雖名為乙的法定代表人，但已無其實。相較于訴訟代理人，其與乙的關聯性要弱。因此，趙某的陳述不能視為乙的表示，其對不利事實的承認無法視為乙的自認。

本文案例改編自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21）京73民終14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