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溫鐵軍：從國家危亡到民族復興的風雨百年

溫鐵軍：從國家危亡到民族復興的風雨百年

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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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開始，中國遭列強武力侵略，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危亡，人民苦難深重。面對列強巨大的工業優勢，中國作為農業國家，雖有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救亡圖存，但歷盡艱難曲折，仍長期深陷危難。

因此，學習西方列強、努力實現工業化方能救國于危亡成為共識。一般教科書認為，工業化始于輕工業和私人工商業。但是，中國工業化在民族危亡的壓力下經歷了一個特殊的發展過程，是從官方主導的軍事工業起步并逐漸發展起來的。

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清政府提出了學習西方技術的應對之策。隨著湘淮兩軍崛起成為地方勢力，各地督撫開始引進西方機器設備，建立了江南制造局、馬尾船政局、漢陽兵工廠等一批軍工企業，形成了以軍事工業為主導的早期工業化。

這段歷史清楚地表明，中國近代工業化是由官方主導、以地方勢力為主體、以軍事工業為開端的。

進入當代，朝鮮戰爭直接影響了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蘇聯為了支援朝鮮戰爭，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軍重工業援助，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這種以軍事需求為主的工業體系帶來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它圍繞軍事需求建立，不涉及輕工業，也不產生市場收益。

軍重工業的特殊性在于，它只有在戰爭取得勝利時才能產生收益。而中國采取的是防御性國防戰略，不會通過占領他國資源來支撐本國工業化發展。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有工業化，無殖民化”，這與西方通過殖民化實現工業化的路徑有著本質區別。這種模式差異決定了中國的國家資本在工業化中的主導地位。

但在農村地區情況卻有所不同。改革開放后，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解放了農村勞動力，帶動了鄉鎮企業的興起，實現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鄉村工業化。鄉鎮企業自然聚集又進一步帶動了農村城鎮化發展。這一過程沒有依靠國家資金投入，卻實現了農村經濟的空前活躍。

因此，當時對農村改革經驗的總結認為，農村改革吃的是“三碗飯”：家庭承包制解放了農村能工巧匠；鄉鎮企業發展帶動農村工業化；鄉鎮企業聚集促進了農村城鎮化。

我們在對江蘇鄉鎮企業發展歷程做調查時了解到，當時有些村莊通過引進城市工業的一個或幾個工序，逐步形成完整的生產能力和產業配套。農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很短時間內，全國催生了2700多萬家鄉鎮企業，使得城鎮化發展迅速。

今天政策部門在討論農村改革的時候，往往強調家庭承包的經驗，而沒有全面地總結農村自主工業化和自主城鎮化的經驗。

長期以來，我們的發展思路聚焦在產業集群疊加城市帶的模式上，因為這種方式能夠大幅度提高資源和資本的集約程度，能夠產生更高的資本收益。政府以“看得見的手”規劃整合城市的地理空間，提高產業集群的集聚度，在較短的時期內，把工業所需要的資源和城市建設所需要的地產，納入到資本開發的進程之中。這一方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另一方面，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帶來的危機和挑戰越來越嚴峻。

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不可謂不大，但這個過程中伴隨的是廣大農村的凋敝。鄉村是國家安全的壓艙石，鄉村振興是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如果聽任鄉村社會繼續衰敗，甚至繼續秉持諸如“消滅農村、消滅農民”等激進話語，不僅將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危及國家基本安全。

我們強調推進新型城鎮化，是希望借鑒80年代鄉鎮企業和農村城鎮化的發展經驗。梁漱溟先生曾經指出，農村可以不通過城市化，自主地進入工業化；費孝通先生也高度評價鄉鎮企業發展和由此帶動的城鎮化進程。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新型縣域經濟發展的兩個重要支柱，一是中小企業發展，二是新型城鎮化，正好對應當年鄉鎮企業發展和城鎮化的經驗。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支撐縣域經濟發展，把產業留在縣域，讓農民分享產業縣域化的收益，正是踐行“讓廣大農民在家門口實現就業，共享農村改革和發展成果”的有效途徑。

因此，我們必須改變以往的發展思路，轉向綠色可持續發展，深入推動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向著中國式現代化不斷邁進。

【溫鐵軍：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原標題：《「鄉村振興」溫鐵軍：從國家危亡到民族復興的風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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