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紅利”疊加“投資效應顯現”，今年上半年中國藥企海外授權交易額突破百億美元

·大量資金涌入生物醫藥賽道，催生了眾多初創企業，它們充分利用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在成熟靶點上進行快速跟進和優化式創新（fast-follow / best-in-class），最終形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海外授權交易激增、臨床管線數量躍居全球前列的局面。

10月13日，在2025年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周開幕式上，一個共識頻頻被提起：中國創新藥迎來了史無前例的“豐收季”。上海市副市長吳偉在開幕式透露，2024年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規模接近一萬億元，全年產值突破2000億元；7款一類創新藥、15款三類創新醫療器械獲批，分別位列全國第二和第一。

百濟神州聯合創始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在演講中用一句話形容這波熱潮：“中國人真正下場做新藥了。”過去幾年，中國上市的新藥數量呈指數級增長——2024年共有40多款一類創新藥獲批，而十年前這一數字還不到5個。2025年僅上半年，中國藥企的海外授權交易總金額就已突破百億美元大關。

數據的高速增長究竟是源于可持續的創新模式，還是特定歷史機遇下的集中爆發？中國創新藥的未來之路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參與會議的多名企業家、科學家和政府監管者在演講和討論中分享了他們的看法。

2025上海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周開幕式現場。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繁榮：“工程師紅利”與資本投入

中國創新藥產業近年來的井噴式發展并非無源之水。王曉東認為，其核心驅動力之一在于中國強大的“工程師紅利”。在藥物研發領域，這具體表現為對藥物分子的優化能力。

創新藥研發如同“尋寶”，首先要通過基礎研究找到致病的“靶點”（Target），即疾病的生物學根源；然后需設計并制造出能夠精準作用于該靶點的“分子”（Molecule），也就是藥物本身。

“我們現在擅長的是做分子。”王曉東說，從傳統的小分子藥物，到復雜的抗體偶聯藥物（ADC）和細胞治療，中國科研與產業界在分子設計、抗體改造、合成路線這類工程環節積累了強大能力，CRO（合同研發機構）體系的成熟讓從實驗到生產的執行效率大幅提升，展現了“做得又快又好、成本又低”的工程化優勢，能夠快速將已驗證的靶點開發成具有競爭力的候選藥物。

與“工程師紅利”對應的是前幾年生物醫藥行業的資本熱潮。北極星創投的鄧鋒在演講中指出，當前新藥成果的爆發，很大程度上是過去投資周期的滯后體現。

“為什么這幾年的投資較往年有所減少，還是出了那么多（成果）？其實就是2018年到2021年那幾年在醫藥醫療方面的投資，才促成了今天的一個爆發。”他說。在那個時期，大量資金涌入生物醫藥賽道，催生了眾多初創企業，它們充分利用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在成熟靶點上進行快速跟進和優化式創新（fast-follow / best-in-class），最終形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海外授權交易激增、臨床管線數量躍居全球前列的局面。

隱憂：缺乏源頭創新

“我們的短板非常清楚。”王曉東說。在他看來，中國目前“新靶點仍然太少”，問題根源在于生命科學和醫學基礎研究的積累過短、投入不足。“很多人認為新藥研發是工程問題，但真正的關鍵在于biological insight——生物學洞見。”他說。

他舉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李文輝與隋建華團隊發現了乙肝病毒進入肝細胞的受體，解決了困擾領域三十年的謎題，由此催生出針對乙肝的新型抗體療法，并已獲中美兩國藥監機構授予“突破性療法”認證。這一案例恰恰說明，基礎科研一旦突破，便能開辟全新的藥物路徑。

然而，這樣的突破仍屬少數。多數藥企更傾向于在既有靶點上“卷效率”，導致同質化競爭嚴重。在資本追逐與監管激勵下，大量公司扎推同類靶點，缺乏差異化布局，臨床資源被瓜分，整體研發效率反而下降。

“現在中國有很多好分子，但沒有足夠多的本土企業能消化這些創新成果。”王曉東坦言。

鄧鋒從投資角度給出了另一種擔憂。他給出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內地醫療健康一級市場融資金額為1066億元，到2020年與2021年，這個數字來到2249億元和2370億元，是近年來的最高峰。

疫情后資本市場趨緊，“雖然創新產出在爆發，但一級市場的投資量和筆數都在下降，很多基金轉向中后期項目。”鄧鋒表示，2024年生物醫藥投資的總體規模與2016、2017年相當，在700億元左右，遠低于高峰期。一級市場下行、退出渠道不暢等問題使得風險資本“越來越沒有耐心”。

他提到一個普遍現象——“賣青苗”，即初創藥企在早期臨床階段便把研發項目授權或出售給跨國藥企，以回籠資金。雖然這能獲得短期收益，但也使中國難以形成完整的創新藥產業鏈。“投資人覺得周期太長、風險太大，這讓很多企業不得不提前出手。”鄧鋒說。  

破局：呼喚“耐心資本”與全鏈條協同

面對創新困局，各方正在尋找破局之道。

科研體系層面，越來越多科學家呼吁回歸科學本身。中國科學院院士謝曉亮在同場發言中指出，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正在改變生物醫學研究范式——從病毒抗體結構到基因調控機制，AI可在高維數據中發現潛在規律。他強調，“高質量的大數據是關鍵，AI與生物學結合將加速新藥研發的過程”。  

技術產業層面，人工智能藥物設計（AI for Drug Discovery）成為熱點。從蛋白質結構預測、分子生成到臨床試驗設計，多家創業公司正嘗試把模型能力轉化為研發引擎。在開幕式的圓桌討論中，多位嘉賓提到AI有望讓藥物研發從輔助工具升級為核心驅動，降低設計成本、提高成功率。然而，如英矽智能首席科學家任峰所言，“AI目前仍停留在輔助階段，它還不能代替人類決策”，技術的潛力與成熟度之間還存在現實鴻溝。

監管與政策層面，國家藥監局副局長黃果在開幕式致辭中提到，近年來監管部門正在推行數據保護制度和創新藥審評加速機制，支持全球同步研發與申報。他表示，監管對創新藥研發的“善意”有助于縮短從實驗到市場的周期，也推動中國企業更頻繁地進入國際合作網絡。

資本與商業層面，鄧鋒提出兩點建議：其一是改善退出機制，鼓勵長期資本與“耐心資金”；其二是繼續吸引外資，讓市場化投資和國際并購成為創新藥生態的循環動力。“沒有良好的退出，就沒有新的投資。醫藥創新需要耐心，也需要信任。”  

與此同時，一些頭部企業開始嘗試“自己走出去”。除了授權交易外，更多企業探索海外臨床與自主商業化，以避免被動的“賣青苗”局面。王曉東認為，這是中國藥企邁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