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發起“毒品戰爭”的醉翁之意：美國戰略重心正向西半球傾斜

2025年9月以來，美國以“打擊販毒集團”為名，在南加勒比海頻繁發動軍事行動。截至10月13日，美軍已在委內瑞拉近海實施至少四次打擊，造成21人死亡。目前，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在該地區部署了包括八艘軍艦、一艘核潛艇在內的海上力量，以及約6500名海軍人員與陸戰隊員。此外，美軍還出動了P-8反潛巡邏機與MQ-9“死神”無人機，并在波多黎各部署了十架F-35隱身戰斗機，以強化區域制空能力。

當地時間2025年9月13日，波多黎各塞瓦，一架美國海軍陸戰隊F-35B戰機在何塞·阿蓬特·德拉托雷機場（前身為羅斯福路海軍基地）準備降落。據法新社9月5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向波多黎各派遣10架F-35戰斗機，作為其打擊販毒集團行動的一部分，此前美國在加勒比地區軍事集結，導致與委內瑞拉的緊張關系加劇。視覺中國 資料圖

面對美方行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指責美國以“禁毒”為名實施軍事干涉，意圖推動政權更迭。他隨即宣布全國進入“最高戒備”狀態，加強沿海以及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邊境的軍事部署，啟動名為“獨立200計劃”的全國性防御機制，同時委政府在國際場合多次提出抗議，呼吁聯合國等國際行為體介入調停，以維護地區和平。

美國在南加勒比海如此規模的軍事部署，遠非打擊零星海上運毒活動所需。這一態勢折射出美國對委內瑞拉乃至整個拉美地區政策的深刻轉變，背后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對拉美戰略的重新定位，顯示出其戰略重心正重新向西半球傾斜。

別有用心的“毒品戰爭”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便將以打擊販毒為核心的有組織犯罪列為施政重點。2020年，美軍在南方司令部指揮下，在加勒比與拉美地區展開大規模緝毒行動，并持續至2021年。在其第二任期中，特朗普延續并強化了這一路線，將軍事手段作為威懾與干預拉美事務的主要工具之一。例如，他就職首日即將委內瑞拉的“阿拉瓜火車”（編注：誕生于委內瑞拉的犯罪集團，因位于該國阿拉瓜州的一所監獄而得名）與多個墨西哥販毒集團列為外國恐怖組織，隨后不斷擴大名單范圍，涵蓋厄瓜多爾、海地等多個國家的犯罪團伙。此舉在法律層面模糊了打擊犯罪與反恐之間的界限，為對主權國家進行制裁、凍結資產乃至動用武力提供了依據。

美國隨后又因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未能履行其在國際禁毒協定下的義務，將這三國列入制裁名單。其中，對委內瑞拉的措辭最為嚴厲，稱馬杜羅為販毒組織的“首領”，并懸賞5000萬美元將其“繩之以法”。這種將外國領導人直接與毒品犯罪掛鉤的做法，為美國進一步干預該國事務提供了所謂“合法性”借口。

然而，委內瑞拉是否確為美國毒品問題的主要來源國？

從事實層面來看，并非如此。盡管特朗普政府及其政策團隊長期指控委內瑞拉的“阿拉瓜火車”是導致美國部分城市暴力和毒品泛濫的根源，但這一論斷缺乏充分的實證依據。根據聯合國《2025年世界毒品報告》，委內瑞拉既不是主要毒品生產國，也并非關鍵的跨境販運通道。美國智庫InSight Crime的研究亦指出，“阿拉瓜火車”并未在區域性可卡因販運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機構還揭示出，美國政府內部曾存在通過操縱智庫數據、重復統計與夸大敘事來構建“毒品威脅”敘事的傾向，其目的在于為華盛頓對委采取強硬政策制造合法性。

進一步而言，拉丁美洲可卡因的主要來源國實際上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與秘魯，而非委內瑞拉。超過80%的毒品經由東太平洋及與美國關系密切的中美洲國家流向北美和歐洲。美國緝毒局（DEA）2017年的報告亦顯示，僅不到10%的可卡因經由委內瑞拉流入美國。在該機構2024年的《國家毒品威脅評估》中，委內瑞拉的“太陽販運集團”及“阿拉瓜火車”甚至未被提及。

更為關鍵的是，美國國內藥物過量死亡的主要元兇并非可卡因，而是阿片類藥物芬太尼。而這些芬太尼絕大部分源自墨西哥，并經由美墨邊境流入美國，與委內瑞拉無直接關聯。特朗普政府卻有意將可卡因與芬太尼的議題混為一談，借助“泛安全化”框架將毒品問題政治化與地緣化，從而為介入委內瑞拉事務、扶持反對派力量并推動政權更迭提供政策借口。

“新門羅主義”再度出山

與奧巴馬時期“建立平等伙伴關系”的外交承諾流于空談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拉美戰略明顯地回歸強勢干預的邏輯。無論是其第一任期提出的“美洲增長倡議”，還是拜登政府時期的“美洲經濟繁榮伙伴關系”，都已逐漸淡出了華盛頓的戰略焦點。而在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后，美國對拉美的關注程度已超越以往任何一屆政府。據多家媒體報道，特朗普政府即將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將打破近年來的慣例，不再將中國視為首要競爭對手，而是將焦點重新放在“本土安全”與“來自西半球內部的威脅”上。這一戰略取向，既表明了美國的半球收縮戰略逐步形成，也標志著“門羅主義”的再度回潮。

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發表《門羅宣言》，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一口號，“門羅主義”自此成為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核心理念。盡管奧巴馬曾宣布“門羅主義的終結”，但特朗普在其首次任期便公開宣稱“門羅主義強勢回歸”，并以“美國優先”與孤立主義相結合的方式，重新定義了美國對拉政策的干預邏輯。拜登上臺后雖少直接使用這一概念，但其“價值觀外交”在實質上仍延續了“門羅主義”的精神內核。

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口號驅動下，美國戰略重心的“回歸西半球”被視為理所當然。特朗普連任后，“新門羅主義”以更為激進的姿態重新登場：從公開表達吞并加拿大與格陵蘭的意圖，到迫使巴拿馬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并要求重新掌控巴拿馬運河；從提議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到將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再到派遣海軍艦艇駛近委內瑞拉海岸以恫嚇馬杜羅政府，這些舉措無不反映出美國試圖通過強化對拉美的控制來重塑其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

與此同時，美國在拉美地區重新塑造意識形態對立格局，以“拉右打左”的策略削弱地區團結與自主性。一方面，華盛頓對古巴、尼加拉瓜與委內瑞拉貼上“暴政三巨頭”的標簽，并加緊經濟與政治制裁；另一方面，美國借支持極右翼盟友之名，對拉美左翼國家施壓乃至懲罰。特朗普甚至以其政治盟友、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遭所謂“政治迫害”為由，對巴西實施高額懲罰性關稅并吊銷多名官員簽證，導致美巴關系急劇惡化。此外，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也因在紐約“敦促美國士兵不服從命令并煽動暴力”被美國吊銷簽證。這種對待盟友與對手的“雙標”政策，暴露出美國對拉政策的不確定性與工具化傾向。

相對而言，美國對拉美右翼政權則采取“軟性拉攏”策略。特朗普作為全球極右翼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民粹主義理念在拉美引發強烈共鳴。拉美第二次左翼浪潮退潮后，他與巴西博索納羅、阿根廷米萊、厄瓜多爾諾沃亞以及薩爾瓦多布克爾等右翼領導人保持密切呼應。這些人物被稱作“本國的特朗普”，反映出“特朗普主義”在拉美的廣泛影響。美拉極右翼領導人通過“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和“馬德里論壇”等國際平臺強化意識形態同盟，形成對左翼力量的系統性排斥。

這種基于意識形態的“雙標”做法，在經貿領域尤為明顯。對于墨西哥和巴西等國，美國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揮舞關稅大棒；而對于阿根廷等右翼盟友，則更多采用威脅、施壓等相對緩和的手段，展現出明顯的親疏有別。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裔國務卿魯比奧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成為對拉政策的核心人物。魯比奧長期主張以強硬手段推翻馬杜羅政權，并重新構建冷戰式的意識形態對立格局。他主導的對拉政策將委內瑞拉描述為“共產主義殘余”，主張在經濟制裁基礎上進一步升級至軍事威懾。特朗普之所以將魯比奧納入內閣，不僅因為其古巴裔背景，更因為這一人事安排象征著美國重新強化拉美議題的政治信號。在他的影響下，美國對拉美的強硬政策在內部獲得了廣泛支持，其首次外訪即選擇拉美五國，凸顯了本屆政府對拉美事務的空前“重視”?！靶麻T羅主義”的回歸，既是地緣戰略的調整，也是意識形態與國家身份的再造。

拉美將再次陷入動蕩之中

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戰略轉向正在把該地區重新推向不確定與混亂之中。美國將注意力收回本土并強化西半球優先級，同時以高壓手段應對拉美國家的安全與移民問題。這種策略收縮不僅把地緣博弈帶回拉美，而且加劇了已經深陷結構性轉型困境國家的脆弱性，進而在經濟、政治與區域一體化三個層面產生連鎖負效應。

首先，經濟發展危機愈發突出。美國當前以“振興本國經濟、調整對外貿易”為核心，采取更強硬的貿易與關稅措施，直接沖擊了對外依賴度較高的拉美出口市場與產業鏈。與此同時，以“打擊毒販與管控移民”為由暫?；蛘{整援助，使那些財政本就緊張、社會項目依賴外部資金的國家進一步陷入資金短缺與社會服務斷裂的風險，經濟增長被壓縮的同時，社會不穩定性也隨之上升。由此產生的投資信心下降與資本外流，會放大地區長期發展的結構性制約。

其次，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正在走向極化。美國把軍事與執法行動推向靠近主權國家的海域與陸域，常被當地政權解讀為主權干預或安全威脅，進而引發國內外強烈反彈。例如，拉美國家及其國內反對派之間關于如何應對外部干預的分歧會被放大，反美與親美勢力的政治斗爭變得更為尖銳。美國對特定政治力量的支持或對抗，又有可能成為內部政治博弈的新變量，使國家治理陷入更高的不確定性與分裂之中。

最后，更深遠的影響則體現在對拉美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沉重打擊。美國偏向雙邊的安全與防務合作（或單邊介入）削弱了區域多邊機制的權威與凝聚力，使諸如區域安全協商、跨境基礎設施與能源互聯等多邊項目面臨信任危機與資金短缺。在軍事風險與外交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國家更傾向于謹慎甚至回避跨國大規模合作，區域市場聯動與制度化整合因此放緩或退縮，拉美向外部大國主導的合作路徑轉變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

總而言之，美國的戰略轉向將拉美國家置于一個被動的地緣困境之中，迫使其在屈從的安全與受損的發展之間做出痛苦權衡，長此以往，該區域的合作前景與自主發展道路恐將被嚴重邊緣化。

（李俊霖，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