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驅動增長”何以斬獲諾獎？對反內卷、發展新質生產力有何啟發？

10月13日，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1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科學院，約翰·哈斯勒教授（左起）、瑞典皇家科學院常任秘書漢斯·埃勒格倫和克斯汀·恩弗洛教授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視覺中國 圖

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2025年度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 其中，一半獎金授予莫基爾，以表彰其“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半獎金則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

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委會表示，“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表明，持續增長并非理所當然。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經濟停滯才是常態，我們必須警惕并應對那些可能阻礙持續增長的威脅。”

如何才能實現持續增長

今年諾獎表彰三位獲獎者“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毛壽龍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三位學者因其對長期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理論的奠基性貢獻，實際上也被廣泛視為得獎的熱門候選。

公開資料顯示，莫基爾出生于1946年，他是美國西北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歐洲經濟史研究，尤其是1750-1914年這一時期。他目前的研究聚焦于兩個核心方向：一是厘清歐洲社會中技術進步與實用知識增長的經濟根源及思想根源；二是探究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對經濟福祉產生的影響。

阿吉翁為法蘭西公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聚焦于經濟增長，豪伊特為布朗大學經濟系教授，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經濟學。阿吉翁與豪伊特共同開創了“熊彼特式增長范式”（Schumpeterian Growth paradigm），這一范式被廣泛應用于分析增長政策的設計，以及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毛壽龍稱，莫基爾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將技術史納入主流經濟增長理論，提出增長的文化前提假說，強調知識積累、認知框架與制度寬容是工業革命與現代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阿吉翁和豪伊特兩人得獎的原因是1992年合作發表了一篇論文《一個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增長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將熊彼特創造性破壞思想形式化為動態一般均衡模型，開啟內生增長理論第二波（AK模型為第一波）。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鐘輝勇認為，三位獲獎者的研究共同描繪了一幅完整的圖景，解釋了現代社會為何以及如何擺脫數千年的經濟停滯，進入持續繁榮，可以將他們的貢獻看作兩個互補的部分，作為一位經濟史學家，莫基爾回答了一個根本問題：為什么工業革命和持續增長發端于18世紀的歐洲？他認為這源于一種獨特的“增長文化”的形成。這種文化崇尚知識、實驗和對自然規律的探索，并相信這些探索能改善人類生活。同時，他也區分了兩種“有用知識”：一種是關于“為什么”的科學原理（“命題知識”），另一種是關于“怎么做”的技術配方（“指令知識”）。 而工業革命的突破在于首次在這兩種知識間建立了強大的正反饋循環：科學發現指導技術創新，而技術工具的進步又反過來促進科學探索。正是這個自我強化的循環，讓技術進步第一次成為一個可持續、可累積的過程。阿吉翁和豪伊特將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思想，用嚴謹的數學模型進行了形式化。

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前述論文中，經濟增長被描述為一個動態過程：企業家為了追求壟斷利潤而投資研發，一旦成功，新的、更好的技術就會淘汰舊技術。這種壟斷地位又是暫時的，因為高額利潤會吸引新的創新者前來挑戰，從而形成一個永不停歇的創新循環。“他們的工作成功地將技術進步這個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變為了一個由市場激勵和競爭決定的、可以被經濟政策影響的內生變量。”鐘輝勇說。

將三人同時授予獎項，在鐘輝勇看來“具有非常深刻的邏輯”，他指出，三位的研究恰好構成了對“創新驅動增長”這一宏大主題的完整解釋。莫基爾的工作解釋了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問題，阿吉翁與豪伊特的工作則解釋了增長的“持續”問題，將兩者結合，可以看到，莫基爾所描述的對新思想的開放文化和競爭性的“思想市場”，正是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創造性破壞”得以發生作用的宏觀社會背景。沒有這種文化和制度，既得利益者就會成功扼殺創新。同時，莫基爾強調的科學與技術之間的正反饋，則為“創造性破壞”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能量。

對當下中國產業發展的啟示

三位獲獎者的研究對當下中國產業發展有何啟示？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田軒指出，莫基爾揭示了技術進步的先決條件——知識啟蒙與制度保障構成的創新生態系統，這一發現精準點破了中國“內卷”的深層癥結：資源有限下的無效博弈，企業陷入技術趨同——價格競爭 ——研發不足的惡性循環，而這背后，正是知識積累不足與創新生態缺失的深層制約。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競爭與創新倒U形關系”理論，幾乎是為當前我國“反內卷”量身定制的分析工具，他們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并結合英國企業專利數據驗證：競爭與創新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存在“黃金平衡點”——競爭不足則企業缺乏創新動力，所以增加競爭會激勵企業創新；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過度競爭則會扼殺創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欽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內卷”其實就是缺乏創新、缺少差異化，按照亞當·斯密的邏輯，如果企業分工，做不一樣的事情，就不僅不會“內卷”，還會有互補優勢。

如何解決缺少創新的問題？王永欽建議，第一，要加強產權保護，包括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企業多項權利的保護，尤其是對企業家的保護很重要，中國正在向這個方面邁進。第二，要解決金融領域的問題，創新的民營企業要能借到錢，中國的金融體系需要大的轉型，比如除了銀行體系之外，可能要發展一些直接金融包括股票市場、風險投資（VC）等。第三，做好社會保障，有兩層含義，一是對企業要有一定的社會保護，尤其體現在破產重組相關法律中，可以更寬容一些，讓大家敢于創新，敢于冒險；另一層是對個人、家庭的社會保障，有托底，民眾也不會去“內卷”，敢于去創新。

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有何啟發？

鐘輝勇認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技術革命性突破。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高度重視基礎科學（命題知識）。只有打下堅實的科學基礎，技術應用（指令知識）才能持續迭代升級，而不是成為無源之水，這要求我們在基礎研究領域進行長期、穩定的投入。同時，新質生產力的出現必然伴隨著對舊產業、舊模式的“創造性破壞”，這意味著發展新質生產力實際也是一個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

毛壽龍則認為，未來，無論是AI治理還是綠色轉型，均需超越制度最優的幻覺，轉向秩序適應性的務實探索。新質生產力其實等于是新的秩序，“反內卷”是秩序的開放，秩序壁壘的減少、流動性的提高、自由度的提高，是很重要的。

此外，新技術、新業態比如AI、數字經濟平臺被視為典型的“創造性破壞”，在這些新技術、新業態出現的過程中，就業擔憂是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學博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比如數字經濟平臺這種新的營銷模式，確實會擠壓一些傳統的銷售模式，但從整體而言，肯定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雖然確實會導致一些人受到負面影響，甚至有可能會擴大收入不平等，但是這些“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最終也會創造一些新的崗位，也會促進就業，促進經濟的發展，“短期內有些人肯定會受到不利影響，但是長期而言，會讓整個社會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