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獎理論的中國啟示：讓資源配置從“內卷”轉向“顛覆”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所作出的解釋”。他們的研究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圖景，揭示了現代社會為何以及如何擺脫了數千年的經濟停滯，步入持續繁榮的軌道。

從“增長文化”到“創造性破壞”：三位獲獎者的互補貢獻

這三位獲獎者的研究可以看作兩個互補的部分。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關注的是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問題——為何工業革命與持續增長發生在18世紀的歐洲。他認為，這一歷史性突破源于一種獨特的“增長文化”的形成：這種文化崇尚知識、實驗與對自然規律的探索，并堅信科學發現能夠改善人類生活。莫基爾進一步區分了兩類“有用知識”——關于“為什么”的科學原理（“命題知識”）與關于“怎么做”的技術方法（“指令知識”）。工業革命的關鍵在于在這兩種知識之間首次形成了強大的正反饋機制，科學指導技術，技術反哺科學，使技術進步成為可持續、可積累的過程。與此同時，歐洲政治上的分裂與思想上的統一，也為這種文化的孕育與傳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則將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形式化。他們在1992年的開創性論文中，將經濟增長描繪為一個由企業創新推動的動態過程：企業家為追求壟斷利潤而投資研發，一旦成功，新技術便取代舊技術，舊企業被淘汰，而新的競爭者又不斷涌入，形成一個永不停歇的創新循環。通過他們的模型，技術進步這一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被納入一個由市場激勵和競爭機制驅動，同時也可以被經濟政策影響的內生變量。

可以看出，三位獲獎者的研究背后有著深刻的邏輯一致性。他們的研究從不同角度構成了對“創新驅動增長”這一宏大主題的完整解釋。莫基爾回答了“增長從何而來”的問題——為什么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持續增長；而阿吉翁與休伊特則揭示了“增長為何能持續”的機制——創新競爭如何在市場中不斷自我更新。

對中國的啟示：“反內卷”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路徑

這三位學者的理論，對于理解中國當前的經濟轉型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中國經濟正處于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在保持競爭活力的同時實現創新驅動，已成為擺脫“內卷”與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所在。

“內卷”的本質是一種低水平、零和博弈式的競爭，競爭雖激烈，卻缺乏真正的創新與突破。阿吉翁與豪伊特的理論提醒我們，健康的競爭應當是“向上”的創新競爭，而非“向內”的資源消耗。只有當市場機制能夠對真正的創新行為給予回報，企業才會將資源投入到創造更優質產品和服務之中，從而形成積極的技術進步循環。莫基爾的研究則從文化與認知層面提供了補充。他指出，走出“內卷”的關鍵在于建立一種鼓勵探索未知、容忍失敗、尊重科學原理的社會文化。如果社會只獎勵對既有框架的微調，而忽視了對基礎原理的探索，就會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術困境。

與此相對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創新文化與制度激勵的支撐。其核心在于技術的革命性突破，而技術突破的源頭是科學知識的積累。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注重基礎科學（命題知識）與應用技術（指令知識）的良性互動。科學研究是創新的根基，沒有堅實的科學基礎，技術應用便會缺乏持續演進的動力。因此，國家需要在基礎研究領域進行長期而穩定的投入，同時建立高效機制，促進科研成果從實驗室向產業的有效轉化。

基于三位獲獎者的理論，我們可以嘗試提出以下幾點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建議：首先，要營造鼓勵“創造性破壞”的競爭環境，保持市場開放與公平競爭，降低新企業的準入門檻，防止行業壟斷企業抑制創新，使資源配置從“內卷”轉向“顛覆”。其次，強化科學與技術之間的正反饋機制，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推動科研機構與企業之間的知識流動，使應用創新扎根于科學突破之上。第三，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確保創新者能夠獲得合理的壟斷回報，從而為高風險研發活動提供持久的激勵。最后，建立與“創造性破壞”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失業保險、職業培訓和轉崗支持等方式，幫助勞動者在產業轉型中順利過渡，減少社會對創新的抵觸情緒，使整個社會更加開放從容地擁抱技術變革。

（作者鐘輝勇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