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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考不上的讀書人,最終都去哪兒了
【編者按】在中國古代,科舉考試是平民階層改變命運的主要途徑,但成功者永遠是極少數。當我們今天翻開史書,看到的多是狀元、進士的風光故事,卻很少聽到那些考不上的人后來怎么樣了。當主流的成功之路走不通時,人們如何維持生計和尊嚴?那些考不上的讀書人,最終都去了哪里?他們找到了怎樣的出路?這些問題不僅關乎歷史,更關乎每一個在競爭中感到疲憊的現代人。本文摘自《我在古代當考生》,陸蓓容著,湖南美術出版社·浦睿文化2025年8月版。澎湃新聞經浦睿文化授權刊發。

《我在古代當考生》書封
差生到底都去了哪兒?失敗者的心聲其實也沉淀在歷史的海洋中,只是比成功者的更隱蔽,也更零散。到了進士也要講名次的時代,大家都難,而平民比士紳更難。新的思路正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放棄”。內卷的游戲,要么迎頭而上,要么徹底退出,兩間徘徊只會搞毀心態,得不償失。乾隆五十一年(1786),杭州黃家有一個小孩,愛學習,肯努力,在府試中位居前列,眼見得就能考上秀才,卻又落了空。有位何琪老先生寫信給他叔叔說:孩子雖然志氣可嘉,但是現在這個時代,謀生為要,沒必要把秀才的頭巾當作人生追求。而且顯然,這頂頭巾什么都證明不了,并不完全與你個人的能力相關。
有些人自己上了岸,轉頭對別人說岸上也不好走。何先生并非如此,他自己就沒有參加考試,甚至受到薦舉都決定放棄,終身布衣。但他能寫詩,書法不壞,和金石篆刻家玩得很好,在當時的杭州城里,像這樣受過良好教育,卻沒能在科舉道路上通關的中下層知識分子為數相當不少。城里人連塊田地都沒有,從正經史料上看,簡直難以想象他們怎樣謀生。有些人似乎天天賞花飲酒,泛舟西湖,很少嘆老傷貧,也沒有懷才不遇的庸劣感慨,令人懷疑他們是否家境優渥,有房有錢,一看成功無望,就及時放過自己,與這個世界和解了。如今,饑荒的陰影已經從發達地區的歷史記憶中淡化,沒有突發事件的時候,吃飽穿暖還不是問題。你若是生活在好地方,考學考編找工作失敗,也有機會放過自己,做一個全職晚輩——所謂“虛假的啃老是在家混飯多雙筷子,真實的啃老是出門打拼掏空六個錢包”。
但是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條件。他們得另外找方法,把漫長的一輩子混完。那究竟能干點什么呢?
一種循環是,當你擁有了秀才的資格,就去“菜場小學”里教新的小朋友考秀才,如同一個純藝術領域的學生,畢業后立刻成為兒童藝術培訓教師;又像最近常見的新聞,清華、北大畢業生選擇回到家鄉重點中學任教。教育系統的自體循環簡直像一個永遠重復的關卡游戲,原來它確是常見的社會現象,古已有之。如果學問好一點,你還可以到官僚的幕府中去幫忙編書、校書、代筆寫書,賺取薪水,但這需要積累一定的名聲。否則,張三識字,李四也識字,憑什么請你不請他?

汪中像
仍是乾嘉年間,揚州有一位飽學青年汪中先生,他家境極為貧寒,早年喪父,家中只有母親與姐妹,住的房子連板壁都不完整。即便如此,他還是不到二十歲就成了秀才,以擅長駢文知名一時,但考不中鄉試,家累又重,只好開始了顛沛的打工生涯,先后為太平知府、安徽學政、寧紹臺道做幕僚。那是一個文章學問受到尊重的時代,大家為了給他謀求一個職位,都伸出過援手,寫過推薦信。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正在南京打工,江蘇學政謝墉又將他薦為拔貢,從此解決了出身問題。可是汪先生的條件和境遇讓他勢難向上發展,仍舊為官僚和豪家服務,弄筆為生。
艱辛的童年與青年歲月深深影響了汪中的性情。探討清代中期上升困難的讀書人心態史,很難繞開他在南京寫作的《經舊苑吊馬守真文》。舊苑與江南貢院隔秦淮河相望,是明代著名的聲色場所。馬守真別號湘蘭,為晚明秦淮八艷之長。汪中前去憑吊她,說:你雖然香消玉殞快兩百年了,畫的蘭花還長留天壤。稟性聰慧,一望而知。淪落風塵是命運的玩笑,色笑侍人,諒非所甘??偠灾?,你的遭際不是你的錯誤。而我,一個賣文為生的窮讀書人,和你又有什么分別呢?我每打一次工,就要迎合一位新老板,揣摩他們的性情,陪他們的笑,就像你每換一位服務對象,都要重新打扮自己,整頓心情,明明遇見過稱心的君子,卻無法和他偕老。將文字工作與賣笑等量齊觀,至少說明他并不歧視女性。并且,這也側面說明了幕僚生涯的尷尬之處:社會聲譽不足以換取工作中的自由。清代學人游幕是突出的文化現象,境由心造,欣于所遇者也不在少數??墒?,對敏感多情而自尊心高的個體而言,看人眼色的痛苦實在太過于強烈了。

《幽蘭》(傳)明 馬守真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然而社會深不見底。層層下視,更多的讀書人連秀才都沒有考上,無從獲取被人注意的機會。入幕、教館這樣聽來辛苦委屈的職業賽道,甚至很難對他們開放。今天,在老師的筆下,“二本學生”群體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學觀察對象。即便本意只為定義,但標簽一旦被提取出來,總會起到某些導向作用,讓人隱隱感到不適。其實,如果給社會做切片,普通本科生絕非中下層級。真正的中下層級,多數時候根本沒法連片切。當我們問考不上秀才還能干什么,就會面臨這樣的困境,嚴肅史料很難提供完整而有效的答案,只能借助一些沒有作者的集體創作來進行想象。
社會觀念制造出了“三教九流”這樣粗糙的分類。隨著時代的發展,“九流”被戲曲小說家們演繹出了一絲貶義。究竟怎么排,各家版本不一,但差異并不很大。一種口訣說:“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堪輿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從讀書人往下數,世上還有中醫、風水師、畫家、算命先生、宗教從業者、演藝家等工種。這些工作者都得具備一定文化知識和讀寫能力,可以看作“舉子”隊伍里的外溢人員。于是,這個清單也就能夠說明“讀不出書還能干什么”。這樣的順口溜,就像“二本學生”的標簽一樣令人難受,這和你在考試世界里被排名支配的恐懼異曲同工。它們背后都有一種以等級和規則來描述人、篩選人的認識方式。
其實,令人唏噓的歷史現實還在更后頭:一方面,考試失敗讓你注定與“上層”無緣;另一方面,隱約被貶低著的九流之中,也出現了人們事實上能夠接受的好工作。以我最熟悉的繪畫行業而言,早期它曾是工匠的事業,倍遭歧視。到了明清,隨著某些固定風格占據審美價值高地,文人賣畫變得不再可恥。而且,社會穩定的時代,上升的幾率固然變得穩定,世人對書畫作品的需求倒也同樣能保持穩定。你若下定決心,把孔乙己的長衫一脫,轉身制造孔乙己們喜愛的文創產品,沒準就能游進一片藍海。如果在地方上畫出成績,日子更加好過,不用像秀才朋友們那樣,要么在“菜場小學”里生熊孩子的氣,要么在各大城市間飄蕩,每隔幾年換一個闊東家,寫一本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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