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新：覃思妙想著新篇——《妙相熙融》初讀

今年5月，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教授主編的《新時代敦煌學研究叢書》第一輯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對于出版這套叢書，榮會長有很高的期許，他在叢書《總序》里根據以往學界對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分期，把2020年作為“新時代敦煌學研究”的開始，指出編纂這套叢書是為了“展現新時代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希望以此“推進敦煌學研究進步，展現新時代敦煌學的研究實力”，進而“希望本叢書吸納近年來敦煌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成為當今敦煌學研究最高水準的代表，共同構筑新時代敦煌學的雄偉大廈”。由此可見，這套叢書的編纂與出版，具有劃時代意義，其內容庶幾可代表當今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劉屹教授的《妙相熙融：佛教美術與石窟藝術的歷史背屏》（以下簡稱《妙相熙融》）是這套叢書第一輯的一種，僅從這套叢書的定位，就使我們對本書的內容有所期許。

按照蔡鴻生先生的說法，看書有技巧，看書先看“頭”，這個“頭”包括四項：書名、序言、目錄和開頭第一句話（蔡鴻生《從“頭”學起——重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如果還讓我再加一項的話，我想再加上“后記”，因為有很多“后記”不僅僅只是致謝類文字，有的還涉及作者的治學思路、理念、方法以及自我期許等。按照蔡先生的溫馨提示，我自然也首先從這本書的書名看起。書名主標題“妙相熙融”，檢視佛籍，可知“妙相熙融”四字出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玄奘法師〕如是更二百余拜，遂一窟大明，見如來影皎然在壁，如開云霧，忽矚金山，妙相熙融，神姿晃昱，瞻仰慶躍，不知所譬。”這句話包含了三個重要信息：一是玄奘法師，二是佛教石窟，三是如來妙相。而按照蔡先生的看書順序，看完書名、序言，接著該看目錄。看本書的目錄，不難發現，玄奘法師、佛教石窟以及佛教造像恰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所以本書以“妙相熙融”為主標題，名實若合符節。如此，則書名主標題四字具有“三重含義”。書名的副標題“佛教美術與石窟藝術的歷史背屏”，我想重點是想告訴讀者本書的立場與角度——主要是從歷史學角度出發的初心。由此可見，本書的命名充滿巧思與智慧。如是解讀書名，不知劉屹教授以為然否？

關于《妙相熙融》內容選題的立意，“后記”中有所流露。劉屹教授在“后記”中如是說：“‘敦煌學’是當今中國學術界國際化程度最高、學術水準最有保證的研究領域之一。要保持敦煌學研究的國際化和高水準，就不能只做和‘敦煌’直接有關的題目。……‘敦煌學’是為數不多的已經成功‘走向世界’的中國學術之一。要想真正融入國際學術界，繼續保持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就必須要有能夠和國外學者對話的題目或話題。”正是基于這樣一些思考，他“將自己近年來在佛教美術和石窟藝術方面初步嘗試的一些文章，匯集成本書”。由此可見劉屹教授的學術視野和學術抱負，以及他作為我國“敦煌學”的學術中堅，對我國“敦煌學”發展的使命擔當。顯然，《妙相熙融》匯集的成果可以視為劉屹教授的學術視野與學術抱負的一次集中呈現。

《妙相熙融》分上、下編，上編“佛教美術”，包括漢代華蓋之下的老子浮屠祭祀、犍陀羅佛教東傳漢地的主觀意愿、犍陀羅佛教與藝術衰落的原因、優填王像的寫真性與瑞像化、中國佛教刻經事業的興起，以及隋唐佛教美術研究新動向等議題；下編“石窟藝術”，包括樂僔與法良的禪法、石窟與禪修、敦煌“白衣佛”問題、龜茲石窟中的釋迦與彌勒身份問題、安陽寶山大住圣窟的著錄踏察與研究，以及洛陽地區優填王倚坐像的來源問題等議題。

不難看出，《妙相熙融》議題廣泛，取材多樣，而且研究的時間、空間跨越都很大。從空間上看，從蔥嶺以西的犍陀羅、西北印度地區，到蔥嶺以東的西域、敦煌，直至中國內地的中原北方地區；從時間上看，從佛教的象征物時代到佛像興起的貴霜時代，再到佛教初傳中國時期的漢代，再到南北朝時期。如此巨大的時間、空間跨越，隱含的是研究者宏闊的視野。《妙相熙融》關注的重點是，圖像成立背后的歷史邏輯與歷史脈絡，以及圖像背后的語境邏輯、思想理路與理論支撐。

以我有限的體察，劉屹教授學術研究的最大特點，是覃思妙想、不拘陳說，追求推陳出新的目標。古人治學立言的境界，乃是“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以是觀之，劉屹教授頗有追隨往圣先賢的自覺意識。他的這些覃思妙想，雖“或有時而可商”，但往往能給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給被“思維定式”和“思維固化”困囿于學術圍城中的人們以新的方向與新的希望，更給后學與來者以學理與方法的啟迪。

這些覃思妙想，貫穿于他最新的研究中，也貫穿于《妙相熙融》中。

比如，他在最近發表的《玄奘的西行與東歸之路再考察》一文（《光明日報》2025年6月14日）中指出，“無論是《大唐西域記》還是《慈恩傳》里，對蔥嶺路程的記述，都用‘×百’。對于這些‘×百里’，我們并不能用唐里與現用公里數進行換算，那是得不出正確里程數的。因為玄奘當年橫穿蔥嶺時，尤其是在一些海拔落差很大的路段，他無法測量自己每日走過的精確里程數。有過在高海拔地區旅行經驗的學者大都認為，應將玄奘記錄的‘×百里’理解為‘×日’，即在高原地區一天所走的里程，大約相當于現在20公里，即被估算為‘百里’”。這真是一些天才般的發想，它提示我們，對《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大唐西域記》中的一些記載，需要重新加以審視。

在《妙相熙融》中，這樣的覃思妙想也隨處可見，這里僅舉兩例。

一是對漢代宮廷祭祀老子浮屠問題的討論（第一章《華蓋之下的老子與浮屠》）。

在這一專題討論中，劉屹教授對許多學界已經形成的較為一致的認知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認為“漢明求法”純粹是佛教宣教故事，幾乎沒有多少歷史真實性可言，在佛教史上，“漢明求法”被視作是中國佛教“三寶俱足”的象征，實在是太過理想化了；漢代宮廷里與黃老并祀的浮屠并不是真正的佛像，只是牌位而已，相應地，老子也應是牌位；佛像與佛教傳入并不同步，佛像的傳入晚于佛教的傳入，漢明帝時代佛像尚未傳入，因此《理惑論》中有關明帝時在南宮清涼臺、開陽城門上以及明帝壽陵顯節陵上“作佛像”、“作佛圖像”的記載并不可信，等等。這些觀點在他近期發表的《東漢時期的佛像與佛教圖像》（《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3期）一文中有進一步的申說，將佛像正式傳入中國的時間判定在了公元2世紀初。

這些觀點如果都能落實，那么中國早期佛教史與佛教藝術史可能要改寫，因此這些觀點的背后都隱含著更重大的學術問題、更宏大的歷史敘事，這說明作者在抓取學術問題時眼光獨到。這樣的一些討論和質疑，足以引起人們對佛教初傳中國時期的一些問題的再思考。本人浸淫佛教考古與佛教藝術有年，這些議題也都是本人的興趣所在，因此已經激發起本人的再思考。

二是對中國境內優填王像遺存的討論（第四章《坐立之間：優填王像的寫真性與瑞像化》）。

如所周知，中國境內最集中出現的一批優填王像遺存在洛陽龍門石窟及其周邊石窟，南方的桂林地區也有發現，年代集中于玄奘回國之后不久的唐高宗時期。由于它屬于印度瑞像性質的造像，因此雖然它是釋迦真容或圣容的摹寫，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佛像。在造型和風格上，同一種瑞像往往高度一致，成都地區出土的南朝時期的阿育王像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批優填王像亦如此：如來倚坐于金剛座上，雙足踏仰蓮足踏，螺發，著袒右袈裟，通體不出衣紋，手印亦一致。因此，瑞像的造型與風格與同時期的本地造像存在明顯差異，辨識度較高。圍繞著這批優填王像，學界關注較多的是它的來源問題，這一問題又涉及到它與玄奘的關系問題，國內學者大多認為它是玄奘帶回的印度瑞像在兩京地區傳播的結果，但部分日本學者認為另有來源，因此來源問題仍存在分歧。另外，這批優填王像為何只在唐高宗時期曇花一現，且主要集中于兩京地區，這些問題也沒得到很好地解決。

劉屹教授則是采用歷時性的方法，對優填王像從源頭進行梳理，并伴隨以下思考：優填王像最初制作采取的是何種像姿？為何有從坐姿到立姿的轉變？優填王初始造像就是一種“瑞像”嗎？優填王像何時開始具有“瑞像”性質？結論是：所謂“優填王像”，最初只是一種對釋迦如來的“寫真像”，并不具備“瑞像”性質，從“寫真性”到“瑞像化”，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以龍門為中心的京師地區出現的這批優填王像是南朝荊州大明寺優填王像影響的結果，反映了唐初對南朝佛教藝術風格的摹仿與追求，與玄奘帶回的“出愛王思慕像”無關；就造型而言，優填王像經歷了一個由坐像向立像逐漸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的發生，很可能是受于闐瑞像的影響；追尋優填王像從坐姿到立姿的轉變，是厘清優填王像像容和性質演化歷程的切入點。

筆者對這些觀點雖然還有些保留意見，但不得不佩服劉屹教授提出問題、思考問題異于常人的方式，這必將啟發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思考——這正是這篇長文的價值所在。

以上便是筆者初讀《妙相熙融》的一些心得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