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富商：一部漢代版的“權力的游戲”

我們常有一個疑問：為什么古代中國那么富庶，商人那么有錢，卻沒有誕生出像歐洲那樣能與王權分庭抗禮的強大資本力量？為什么“重農抑商”的魔咒，總是懸在中國古代富商的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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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穿越回兩千多年前的漢朝。漢朝四百年，就像一個巨大的歷史實驗室，它完整地上演了一遍國家與“民間資本”（也就是那些大商人、大老板們）之間相愛相殺的全過程。這其中此消彼長的權力游戲，深刻地塑造了后世兩千年的中國歷史。

今天，我們就用大白話，聊聊這部漢代版的“權力的游戲”是如何上演的。

一、皇帝也得“抱大腿”：民間“首富”們的好日子

你可能想不到，強大的漢朝，也有過一段對民間富商客客氣氣，甚至要“抱大腿”的歲月。那就是西漢初年。

秦末混戰(zhàn)加上楚漢爭霸，把整個國家打成了一片焦土。劉邦建立漢朝時，面對的是一個窮得叮當響的爛攤子。史書記載，連皇帝出門都湊不齊四匹同樣顏色的馬，將相們只能坐牛車上班。國庫空空，中央政府說話都沒什么底氣。

但與此同時，民間卻藏著巨大的財富。當時利潤最高的行業(yè)，比如煮鹽、冶鐵，都掌握在民間老板手里。他們富可敵國，比如卓氏、程鄭等人，都是靠冶鐵成為一方巨富，“富埒王者”，意思是財富能跟諸侯王掰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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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夸張的是什么？是造錢。漢初的政策是“使民放鑄”，居然允許民間自己造錢！當時最牛的“首富”，不是皇帝，而是皇帝的寵臣鄧通。他被特許在自己的封地開礦鑄錢，富到什么地步？“鄧氏錢布天下”，他家的錢成了全國流通的硬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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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在那個特殊的“國窮民富”的年代，國家沒錢沒人沒實力，想恢復經濟，就必須依賴這些民間大老板。于是，雙方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合作”關系。國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你們發(fā)財；你們搞活經濟，也間接幫國家恢復元氣。

這是民間資本的黃金時代。商人們不僅有錢，社會地位也水漲船高。但問題也隨之而來，錢袋子壯了，腰桿子就硬了，野心也開始膨脹。最終釀成的“七國之亂”，背后就有這些富商豪強的身影。這一下可敲響了警鐘，讓皇帝明白，這些“合作伙伴”，搞不好是會要命的。

二、漢武大帝的“收割”時刻

黃金時代很快就走到了盡頭。等到幾代人過去，國家休養(yǎng)生息，緩過勁來了，特別是當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漢武帝劉徹——登上歷史舞臺時，游戲規(guī)則徹底變了。

漢武帝是個“創(chuàng)業(yè)型”皇帝，他的目標是“內興功業(yè)，外攘夷狄”，說白了就是要干大事，尤其是要跟北方的匈奴死磕。打仗，是這個世界上最燒錢的事。錢從哪兒來？國庫里的那點錢哪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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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的目光，犀利地投向了那些富得流油的民間商人。一場針對民間資本的“收割”行動，拉開了序幕。

第一刀，砍向最賺錢的行業(yè)。 漢武帝宣布：“鹽、鐵，現在收歸國有了！”這就是著名的“鹽鐵官營”。國家成立專門的機構，壟斷了鹽和鐵的生產與銷售。以前靠這個富甲一方的商人們，一夜之間生意就黃了，要么破產，要么被招安給政府打工。

第二刀，收回印鈔機。 民間鑄幣？想都別想了。漢武帝下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只有中央政府指定的機構（上林三官）造的錢才是合法的，誰私自造錢就抓誰。錢袋子被牢牢地攥回了皇帝手里。

第三刀，國家親自下場做生意。 漢武帝還搞了“均輸”和“平準”，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國家建立了一個覆蓋全國的物流和貿易網絡，賤買貴賣，調控物價。等于說，國家成了全國最大的“中間商”。那些靠長途販運賺差價的商人，生意空間被大大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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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前面三刀還只是斷你財路，那最后一刀，就是直接抄家了。這就是駭人聽聞的“算緡”與“告緡”。

“算緡”，就是向商人、手工業(yè)者征收財產稅。但商人們肯定會藏富啊，怎么辦？于是更狠的“告緡”出臺了：鼓勵全民舉報！誰舉報別人隱匿財產，查實之后，沒收的財產分你一半！

一時間，天下大亂，告密之風盛行。司馬遷用八個字記錄了當時的慘狀：“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意思是中等以上的商戶，基本上都破產了。民間財富，通過這套組合拳，源源不斷地流進了國家的口袋，支撐著漢武帝的赫赫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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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籠中鳥”的生存智慧

經歷了漢武帝時代的雷霆打擊，民間資本是不是就徹底消失了呢？并沒有。它們只是學會了用一種更聰明、也更無奈的方式活下去，就像一只被關進籠子里的鳥。

這個籠子是國家設定的，但籠子里依然有生存的空間。

首先，學會了“守規(guī)矩”。 漢代法律還是承認私有財產和契約的。只要你不挑戰(zhàn)國家，老老實實做點小買賣，寫個合同借個錢，官府還是會給你判案，提供基本的法律保護。這是民間資本能夠存活的底線。

其次，學會了“花錢買平安”。 既然經商風險這么大，社會地位又低，那怎么辦？很多商人選擇“由商入土”，把賺來的錢大量地購買土地，搖身一變成為地主。土地雖然利潤低，但穩(wěn)當啊，是那個時代最硬的硬通貨。

再者，學會了“如果打不過，就加入他們”。 還有一條路，就是向體制靠攏。漢朝有“入粟拜爵”的政策，就是你給國家捐獻糧食，國家就給你一個爵位。這相當于花錢買個官身，成了“自己人”，腰桿自然能硬一點。或者，干脆給政府當“供應商”，比如鹽鐵官營后，政府也需要懂業(yè)務的人啊，于是就雇傭以前的鹽鐵老板來管理，把他們從獨立的資本家，變成了國家的“高級職業(yè)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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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漢代的商人們，在與國家的博弈中，學會了一套復雜的生存哲學。他們既是經濟的活力源泉，又是國家時刻提防的對象；他們既被無情“收割”，又被巧妙地利用。

文史君說

這個在漢代形成的“國家強-市場弱”的權力格局，以及民間資本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蟄伏”智慧，成為了一種歷史的基因，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后來的兩千年。民間財富可以興盛一時，但終究飛不出國家權力的“籠子”。這，或許就是我們開頭那個問題的答案。

參考資料

李一鳴：《巔峰與絕響——漢代民間資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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