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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常州府江陰縣長涇市的“主姓”家族興替

楊茜

2025-11-03 07:33

私家歷史 >

從三涇里到長涇市

長涇市，屬明代常州府江陰縣。宋代此地名為“東城里”，到明代更名為“東順鄉(xiāng)”。這里地處江陰縣東鄙，“南對膠山為案，北枕砂山為靠，東瞰顧山，西連八字河口，乃江邑達蘇水陸交通之境”，地處沖要。

江陰縣境以及長涇鎮(zhèn)的位置（據(jù)光緒《江陰縣志》，清光緒四年刻本）

江陰縣東西部的風俗多有不同，“東南之民多厚殖，喜飾裘馬，結(jié)交游，重閥閱。西鄉(xiāng)最為纖嗇”。東南殖業(yè)，鄉(xiāng)民“皆紡花為布，率三日成一匹，抱粥于市”。從明代中期開始，江陰就是重要的棉布業(yè)生產(chǎn)中心。最著名的棉布品種稱“苧布”：“緝苧為之，其不假染練者謂之真色布，幅狹而鐵色頗高麗者，他處重之，名江陰布。”江陰布匹與松江布并稱，所謂“棉布，以木棉為之，雖在處皆有，然舉其最盛則概天下莫如松江與江陰，細密稱松江，粗壯稱江陰”。

地處江陰縣東南的長涇市也以棉布為業(yè)，市民“俗務耕織”。當?shù)厝苏J為，雖然長涇地處東鄉(xiāng)，風俗與“東南之民”更為接近，但“敦禮讓，風氣視西北諸鄉(xiāng)為雅馴，視東南等處則較樸愿”，不過“間不無浮囂儇利”。

長涇成市之前，這一帶被稱作“三涇里”，源于這一大塊區(qū)域內(nèi)，有東涇河、西涇河和長涇三條河流。早期，長涇河淺狹，僅是一條不能通舟楫的小渠，沿岸人跡罕至，田地荒蕪。元代前期，開始有人筑屋居住在長涇河邊。元末，有從江西攜家避難而來的姜姓士人到此地，打算墾荒自給。但因地勢高亢，河道低狹，無法蓄水，飽受干旱之苦，無力開墾。據(jù)傳，這位姜姓士人為此專門奔赴南京，請求鑿池蓄水。這時已是明王朝初立。在新朝鼓勵墾荒、屯田的政策下，姜姓士人的要求得到批準。地方政府截斷西涇河，建了三座水壩用以蓄水，土地逐漸得以開墾。此后，長涇一地才慢慢有了人群積聚。

到嘉靖年間，長涇的商品經(jīng)濟逐漸發(fā)展起來，“長涇市”已經(jīng)與其南北兩側(cè)的南角市、北角市和附近的顧山市，并列于江陰縣志的諸市鎮(zhèn)中。長涇市從自然聚落升格為商業(yè)市鎮(zhèn)的過程中，當?shù)叵氖细缸釉诔苫⒄履觊g的投資、興建活動，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

鑒于目前所見江南市鎮(zhèn)的史料中，極少能夠看到關(guān)于市鎮(zhèn)具體如何興建的內(nèi)容，而長涇市在這方面有相對詳細的記載，茲錄如下：

至明成化，有富民夏希明者，伊祖萬十公，字石卿，本貫汴梁人，宋靖康時來此，贅于習禮村唐氏，家本素封。九世至希明父孟承，富而好義，始析居。希明于涇里，性倜儻尚義、勇敢有為。既至涇里，見地瘠民鮮，四境荒涼，于是作室居，造器用，集眾開市，居民麇至。又以河流淺狹，不堪舟至，乃慨然曰：“是何不鑿成深渠，以通往來行旅?”遂捐金由東涇河鑿至七房壩，而河流始通。河既成，乃更東涇曰東新，今訛為東青。建一市橋過河，遏河以通南北，名曰興順，即今石環(huán)大橋是也。自是南北以河為界，稍稍成市。其后，希明嗣子良惠，援例授鎮(zhèn)江衛(wèi)指揮，增其式廓，胥宇西涇河東，造廬舍若干，自西達東，連亙數(shù)里，直拒鳳凰浜，聚族而居。……又建一橋于市，在石環(huán)大橋之東，名興福，即今木橋是也。……興福橋上蓋一小亭，亭懸匾額曰“良惠世居此”，亭匾至康熙時尚存。丁巳，里人程贊公重修，其后撤去矣。而市中民居亦多系夏氏建置，良惠之名至今赫焉。總之，希明經(jīng)始于前，良惠恢擴于后，而涇鎮(zhèn)遂由之以始。事在成化及正德年間，然爾時四方之人猶但稱東順鄉(xiāng)，而不知所謂長涇云。

經(jīng)過明初的墾荒，三涇里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fā)。到明成化年間，富民夏希明，從東南不遠的習禮村攜貲而來，聚眾開市。其一項重要工作即將原本狹窄不通舟楫的長涇河，開鑿深挖，以便交通往來。同時，佐以“作室居、造器用”和建橋等基礎建設，長涇的市場便在長涇河兩岸形成。長涇市，即以此河為界，分為南北兩街，俗稱河南、河北。此后，夏希明兒子良惠，繼續(xù)沿河商鋪房屋的建設。這時的市場規(guī)模已號稱“自西達東，連亙數(shù)里”。此外，市中的民居也多由夏氏所建，想必是出租給市民，供貿(mào)易、生活之用。總而言之，“希明經(jīng)始于前，良惠恢擴于后，而長涇鎮(zhèn)遂由之以始”。

長涇鎮(zhèn)圖（據(jù)乾隆《江陰縣志》卷五《鄉(xiāng)鎮(zhèn)全圖》，清乾隆九年刻本）

萬歷年間，里中鄉(xiāng)紳袁一驥繼續(xù)市場建設，促進長涇市進一步發(fā)展：

建市時，事多草創(chuàng)，民房皆系茅茨，鮮民蓋者。至萬歷時，袁中丞一驥始捐金，盡易民房為瓦，而收其租。自此以后，規(guī)模大定，民益庶繁，儼成江邑東南一大市鎮(zhèn)矣。

袁一驥，字德良，號晞我。萬歷十年舉人，十一年中進士。做過湖廣按察使、福建巡撫僉都御史、福閩巡撫。袁氏亦很早即在長涇里一帶定居，明中期開始家族科舉漸起。袁一驥將草創(chuàng)時期的民居，更新為堅固的瓦房，繼續(xù)出租給市中的居民居住和使用。長涇市于是“民居輻輳，兩涯煙火星羅；商旅繽紛，百貨貿(mào)遷云集”。明末崇禎年間，長涇與華墅、青旸、祝塘三地，并稱江陰縣鄉(xiāng)間的“大集”。

明清易代之后，長涇鎮(zhèn)遭遇兩次大規(guī)模的盜匪搶掠，“一劫于南角巨盜段威，再劫于高山巨盜吳匏山（吳劫在順治四年三月十四日），合境遂為之一空。長涇之民貧，實緣于此”。因此，入清之后，長涇市衰落，到康熙年間仍然市況凋敝。不過這時的科教文化還算興旺，所謂“縉紳踵接，科甲相延，凡敦詩書而習禮樂者二三巨族外，指不勝屈，彬彬乎有富教之道”，世風延續(xù)，所以時有“小蘇州”之稱。至初次編纂《涇里鎮(zhèn)》的雍正時期，長涇市的經(jīng)濟規(guī)模略有恢復，“市中民居不下數(shù)百戶，士民錯處”。乾隆年間，江陰縣排列了三十六鎮(zhèn)，長涇位列其中，“廛肆淆列，頗稱繁庶”，其周邊的顧山市，也發(fā)展成一個富庶的市鎮(zhèn)，南角市則沒落為鄉(xiāng)村小集，也表明了長涇市的發(fā)展對周圍地區(qū)商業(yè)活動的吸引。延續(xù)至道光年間，縣志載長涇鎮(zhèn)市“瀕河，南北俱有街，河北較盛”，鎮(zhèn)況繁庶情形不得而知。再至光緒年間，縣志僅陳述了“長涇鎮(zhèn)，水道往常熟所必經(jīng)”，亦沒有言及市鎮(zhèn)的規(guī)模、經(jīng)濟發(fā)展。實際上，乾隆年間的三十六個鎮(zhèn)中，規(guī)模和經(jīng)濟狀況最好的是華墅鎮(zhèn)和青旸鎮(zhèn)。長涇鎮(zhèn)的發(fā)展并不突出，應該僅為江陰縣的一般小鎮(zhèn)而已。

“主姓”的興衰

夏氏，本居長涇附近的習禮村，故稱習禮夏氏。據(jù)夏氏族譜《習禮夏氏宗譜》言，夏氏“其先河南陳州人，宋時七世祖萬十府君從思陵南渡，卜居江陰”。這是明清江南士民追溯先世的常見表達，真實與否暫予擱置。

長涇市市主夏希明父子一支，在元代時，有族人夏祖禹，此后經(jīng)過仲賓—善信—義愚三代布衣，這一支的夏氏家族發(fā)展中出現(xiàn)了一個關(guān)鍵人物，即夏蒙。

習禮夏氏長涇支世系圖（部分）（據(jù)夏炳等編纂：《習禮夏氏宗譜》，民國十三年纂修；夏樹芳：《消暍集》，明崇禎元年江陰夏氏原刊本）

夏蒙，生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卒于成化十年，字孟承，號云溪，“自幼有志操，涉獵經(jīng)史，能通大義”，壯年后，干練有才，大大增加了家族的財富，從此“貲累厚富，幾甲一邑”。于是，夏氏在鄉(xiāng)村社會中開始嶄露頭角。夏蒙對“族人之弗給者，每春發(fā)粟三百斛，發(fā)麥二百斛，資其播種，率以為常。鄉(xiāng)鄰中貧乏弗存孤寡無依者，赒之。婚不能成，喪不能舉者，助之。道路之損者修之，橋梁之圮者葺之。設義學以訓蒙，立義莊以贍眾”。同時，夏蒙也開始與官府打交道。如“郡堂邑廳學宮之建，必捐資作倡，以相其成”，以及在災年出粟惠民。在明代早期，這樣有雄厚財力的富戶，一般都會被編為糧長，夏蒙也不例外，被“選督鄉(xiāng)賦”。景泰元年元月，因北方戰(zhàn)事需要，朝廷下詔令“命舍人、軍民有輸米豆二百五十石，或谷草二千束，或秋青草三千束，或鞍馬十匹，于大同宣府助官者，悉賜冠帶以榮其身”，三月再次下詔，“南北直隸、河南、山西、山東富實人民有繼出滿梗米四百石，或粟米五百石，或料豆一千五百石，或谷草四千束，或禾草六千束，或堪中鞍馬一十五匹，或堪中走遞驢連鞍三千頭，或牛三十五頭，送赴保定府及易州并各驛站缺用去處，愿旌異者請敕旌異為義民，愿冠帶者給以冠帶”。夏蒙應詔出鞍馬、草料，為祖父贏得義民的旌獎，自己也獲授冠帶。

夏蒙有三子，分別為希年、希明、希溢。仲子希明，諱昶，少年時本打算走科舉之路，專習《春秋》經(jīng)，后來不得不接替父親做糧長的職務，遂放棄了舉業(yè)。夏氏家業(yè)在希明的主持下，又繼續(xù)擴大。當兄弟三人析產(chǎn)時，希明從祖居的習禮村向西北遷居到附近的長涇居住。其時，長涇土地貧瘠，人煙鮮少，希明憑借自身的財力，“建橋梁以通行，作室居以集眾，造器用以募耕，平權(quán)量以貿(mào)易，減息錢以稱貸，給服食、施棺槥以資夫貧無告而老無歸者”，成為開創(chuàng)長涇之祖。成化初年，希明通過輸粟賑饑，捐納了一個承事郎的功名。生活中，希明也開始向文人雅致風氣靠攏，晚年“筑別業(yè)于綺山之陽，構(gòu)亭榭蒔花卉以招延賓友”。

夏希明無子，過繼兄長希年的一個兒子為嗣子，嗣子諱順，字良惠，號易軒。夏良惠“才識精敏”，“理家政井然有條，凡所在經(jīng)畫，多出任意表”。可以說，夏氏一家的全盛時期，即在良惠主持家政的時期。跟父輩相似，良惠依然是通過捐納獲得功名，“賑饑輸粟千石，例當旌，力辭”，后來又輸金助邊，最終接受了鎮(zhèn)江衛(wèi)指揮使的頭銜。江陰縣官府也常委任夏氏提供“筑城垣、建水關(guān)，以至院署學舍橋梁閘壩之費”。長涇的市場規(guī)模在良惠手中也進一步擴展。

良惠有四子，長子諱仲仁，字元夫，先號西涯，晚年更號為后溪。少年習《易》經(jīng)，捐資入國子監(jiān)讀書。嗣后，為支撐家業(yè)，回鄉(xiāng)經(jīng)營，繼續(xù)承擔糧長一職。宗黨中常有逋賦者，“逋至數(shù)歲，歲至百斛”，連累身為糧長的夏仲仁代為補納。仲仁生于成化七年，當他接任糧長時，當在弘治到正德年間，這時糧長制度已逐漸崩壞，賠累負擔日重，為家族的沒落埋下了隱患。此外，官府征派的“筑城垣，創(chuàng)石閘，建公院”等工程，耗費頗大，仲仁也“罔敢乞免”。這一代的夏氏，文人的生活習氣更加明顯，仲仁平日生活儉約，唯獨喜歡園亭之樂，故“疊石為山，鑿池泛艇，竹溪花徑，亭榭之構(gòu)，雖不事奇勝，而皆出自意匠，暇或載酒與二三知己陶然樂飲，醉則援筆賦詩，以寄興時，出警語清脫有致”，頗得林泉詩酒之趣。

仲仁之后，長涇夏氏明顯開始了衰落的進程。仲仁有四子，長子容堂，平生“設財任俠，自喜蟬翼千金，又以盛年厭世，多逋遺”。除個人揮霍之外，逋遺主要緣于賦役的征派。嘉靖、隆慶年間，江陰出現(xiàn)庫子、斗級的重役，應役者往往破家。夏氏作為縣中的大戶，被迫承役，所謂“以故饒往役”。仲仁的第三子夏輔（字子宜，號晴川），晚年困擾于頻繁的賦役，終致家道中落、“先業(yè)廢墜”，加之對倭寇的擔憂，于嘉靖三十四年郁郁而終。夏氏家世一度到了“幾不能舉火”的地步。

再下一代的族人夏謙吉，面對縣中的重役，雖竭力維持，“傾橐償之，不足則割督亢田以售”，最終不得不“悉廢先世箸，以輸賤更”。一年之內(nèi)，夏氏從“田連阡陌，雄跨江表”，變得“家若洗，獨余五畝宅，池水繞其上，種魚、樹菱芡、植茭菁、灌蔬菜、栽蓏以當倉庾。野冠褐衣、食蔬飯糗以當膏粱，文繡深居簡出以當安車”。謙吉自己也從“生長膏粱，出入華屋”的富家子，一落千丈，不得不以“未及半價”的代價，鬻產(chǎn)維生。

謙吉的兒子樹芳（字茂卿，號習池），無心亦無力重走祖先們發(fā)跡的舊路，而是專攻舉業(yè)，兼做塾師貼補生活，終于在考中秀才之后有能力“勉拓故業(yè)”。萬歷十三年，樹芳考中舉人，此后三番會試均落第，遂“絕意榮途，與東南諸賢，揚扢鄒魯之學術(shù)”，在江陰、無錫一帶授徒著書。他才高博學，名震一時。著名的東林黨人，同時也生活在長涇的繆昌期就出自他的門下。夏樹芳著有《冰蓮集》《玉麒麟》《詞林海錯》《奇姓通譜》《女鏡》《琴苑》《茶董》《香林牘》等書數(shù)十種，全部與文人的休閑與藝術(shù)生活相關(guān)。此外還有文集《消暍集》傳世。但這些并未能恢復夏氏長涇市“市主”的地位。

天啟初年，夏氏在與里人的爭斗中宅第慘被毀，作為長涇創(chuàng)市嫡支的夏樹芳搬離長涇市，隱居于毗山東麓，再未返回。事實上，夏氏的式微，不是一房一支的情況，而是蔓延了整個宗族。嘉、萬年間，“夏氏之業(yè)已中微”的認識在江陰士人的意識中已經(jīng)普遍存在。

從天順、成化間，夏希明移居長涇，開始開發(fā)長涇，促成長涇市的形成，再到天啟年間，百余年的歷程中，夏氏由創(chuàng)市者、“市主”，演變到被迫遷離長涇，離開了祖輩苦心經(jīng)營了幾代的家族故地，其間不僅有興衰更迭、世事無常的唏噓，也有明代社會發(fā)展“時移世易”的某種必然。

從長涇夏氏歷代傳主的資料來看，家族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是被迫承擔嘉靖、隆慶年間府、縣的庫子、斗級和筑城的徭役。夏樹芳即言：“邑故起大徭，有均徭、庫子、斗級、造城諸役，役者若傾金穴銅山應之，江南大戶無不以此坐削。”

所謂均徭，即丁田之役：“以黃白冊籍，按丁田多者為上戶編重差，次者為中戶編中差，少者為下戶編下差，或一戶編一差或數(shù)差或數(shù)十差，或數(shù)戶朋一差。”按照這樣的僉派原則，江陰縣均徭有三大類：第一類是京役，包括直堂皂隸、差薪皂隸、都察院禁子、操江水手、光祿寺廚役、馬司弓兵等；第二類是府役，其中的太平倉斗級、豐積庫子，為重役。此外府役還包括司獄司禁子、馬夫、水夫、民壯、儒學庫子、膳夫等；第三類為縣役，其中亦有豐倉斗級、庫子兩役為極重。

庫子、斗級，乃負責看守官府各類倉庫的職役，明代中期江陰縣主要有豐積庫子、儒學庫子、豐倉庫子、太平倉斗級、豐倉斗級、儒學斗級等。因職務之便，在倉庫稅糧的收繳和分發(fā)過程中，庫子、斗級侵盜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成為地方州縣行政中的弊端之一。嘉、萬年間的名臣趙用賢即指出“斗級看守不免有盤折之賠”。且職位常常被人長期霸占，影響很壞：“各處司府州縣衛(wèi)所等衙門主文、書算、快手、皂隸、總甲、門禁、庫子人等，久戀衙門，說事過錢，把持官府，飛詭稅糧，起滅詞訟，陷害良善，及賣放強盜，誣執(zhí)平民。”但更多時候，庫子、斗級也是被需索的對象，常常與運糧解戶并稱重役：“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為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丁口眾多、平日有行檢者充之，然后上不虧于官，下不破其家也。”晚明南直隸句容縣預備倉“原編斗級二名，包賠折耗，吏胥復索，使用查盤時，復遭罪罟”，最終被革去。

嘉靖十一年，江陰縣原本只負責看守倉庫的“庫子”，開始被責以供應：

縣庫貯贖紙等項銀兩物件，每歲于均徭人戶內(nèi)審編，庫子收掌。其意不過欲杜架閣庫吏侵欺之弊也，不知既以富厚者克之，凡內(nèi)衙買辦、公堂貲用，無不責其承當。遇苛求無厭者，竟至莫可程量，于是有萬金之家，不能當數(shù)月差。一歲之差，累至數(shù)年不清者。嘉靖二十九年，巡撫舒汀，深憐其苦，通行革去，仍追原派役銀，供應公堂之費，凡支放等項，仍令庫吏經(jīng)收。乃未幾，巡按周如斗入賄，又復僉殷實克當，雖云內(nèi)衙供應毋得仍責庫子，然陋規(guī)既設，虐取滋多。

一旦將“內(nèi)衙買辦、公堂貲用”的供應加諸承役人身上，官府的需索便常常沒有盡頭，即使家藏千金，也難以承受賠累之苦。斗級，亦是如此。原本只是“以大戶看倉”，后來“漸與庫子，同罹差役之害”，且直到萬歷初年才被通行革除。

至于“造城諸役”，在嘉靖一朝，江陰縣城頻繁地增修。如嘉靖十二年，知縣李元陽增建城樓八座，“各當空缺瞭望相屬”。二十八年，知縣毛鵬經(jīng)始改建磚城。三十一年，為防御倭寇，知縣錢“亟甃城，完北隅之缺”。三十三年，知縣金柱繼續(xù)完善磚城的建設。江陰縣此時有城門四座，水門三座，城四周長一千三百九十六丈一尺，計九里十三步，三千五百十六垛。還有子城四座，城鋪三座，敵臺窩鋪二十二座。作為縣中的大戶，夏氏不免被征派。

除了上述重役，正德以后，糧長賠累日增，成為富戶破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明初以來，夏氏以富戶的身份，歷代均被僉派為糧長。在弘治、正德間，仲仁接任糧長之前，看不到糧長一職給夏氏帶來的負擔。然而，正德之后有無賴者借機強索而發(fā)財，老實的糧長唯有賣產(chǎn)補納：

成、弘以前，里甲催征，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jiān)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摻雜水谷糠秕，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jīng)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撲糧長，令下鄉(xiāng)追征。豪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孱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chǎn)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于棰楚囹圄者幾數(shù)百人。且往時，每區(qū)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shù)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shù)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chǎn)，害莫大焉。

正像嘉靖初年任浙江左布政使的許贊所作的《浙民歌》所言：“弘治人人營著役，正德人人營脫役，今年著役勢如死，富家家業(yè)幾傾圮，串名四五猶未已!”江陰縣亦是如此：“弘治間民應是役率以為常，間有營充者，私規(guī)為利，旋亦取敗，大抵利害之數(shù)，害者常寡也。正德以來漸不同矣，最上大戶輪役既頻，加以他故，其家鮮有不亡。”夏仲仁恰好于正德年間擔任著糧長，故如前所述，常常要替宗黨交納虧欠的稅糧，賠累日益加重，其子容堂“多逋遺”，想必也是這個原因。接著嘉靖年間的夏謙吉，正逢庫子、斗級和筑城的重役攤派，加快了夏氏破家的過程。

夏樹芳所撰其父親的行狀（據(jù)夏樹芳：《消暍集》卷十一，明崇禎元年江陰夏氏原刊本）

此外，夏樹芳一支的族人，此前一直科舉不興。僅有夏良惠的兄長夏彝（字良貴），曾中成化七年舉人，做過泰寧縣的縣令，于正德八年去世。仲仁只是“以例入國學，充上舍生”，他的兒子們也只是有太學生、郡庠生的身份。接下來生活在嘉、萬年間的謙吉，更是一介布衣。另一支系中，有族人夏從壽（字如山，號裕軒），是弘治六年進士，歷官工部主事，以及湖廣、福建、河南參議布政等職，于嘉靖十年前后去世。但族眾日廣，不是一個支系，難以庇護，且又去世較早，因此，在嘉靖年間的徭役攤派中，樹芳一支中并沒有足夠強大的縉紳族人來保護家業(yè)和推卸重役。夏希明、良惠兩代通過捐納換得的虛銜，其影響力和對家族的保護作用，遠遠遜于正途出身的士紳。正是在這樣的身份下，夏氏才不斷被攤派各種賦役。除了糧長和庫子的重役，歷代夏氏族人都有助捐城池、縣治、學宮、橋梁等行為，與其說是夏氏的“義舉”，不如說是官府對富戶的要求，而沒有縉紳身份保護的夏氏，不敢亦沒有實力去向官府“乞免”。

新“市主”的崛起與紛爭

就在夏氏走向衰落的同時，在長涇市中，另一崛起的家族，還對夏氏造成極大的威脅，甚至直接致使了夏氏“家毀”。這一家族即顧氏。

萬歷十六年，顧氏族人顧言中舉人，二十年高中進士。其字尚實，號中瑜，先任慈溪縣令，后以刑部郎出守南昌，又左遷汝州，復起為浙江按察使司副使，最終在赴任四川參政的途中病卒，時為天啟七年。顧氏此前并非大族。顧言的曾祖，叫顧清，字守城，只是一個在常州府大戶人家做事謀生的讀書人。顧言的父親，顧儒，字成憲，號云竹，工詩，善于彈琴，且精于醫(yī)道，是個好心腸的儒醫(yī)。就一般情況而言，明清兩代普通行醫(yī)者的收入不高，但維生基本沒有問題。譬如“吳人以病謁者，每制一方，率銀五兩”。顧儒作為一個鄉(xiāng)村的普通醫(yī)者，收入不見得有如此之高，相信應該到顧言進士及第、做官之后，顧家才真正強盛起來。

顧氏因居住在長涇河北岸，稱為河北顧氏。夏氏居長涇南岸，稱河南夏氏。天啟初年，夏、顧二氏產(chǎn)生了一場爭斗，爭斗到達了大動干戈的地步。兩家之間存在什么樣的矛盾，限于資料，難以得知。爭斗的結(jié)果，是長涇市中與夏氏有關(guān)的東新橋、周橋在這個過程中被顧氏摧毀。夏氏宅第亦被搗毀，這直接導致了夏樹芳搬離長涇市：“以家毀，居外家，終身不返，遂終于錫邑。”

顧氏在顧言入仕之后，迅速地擴張。長涇市東半里許，有村落稱顧巷，乃顧言的宅基，建有堂堂九所宅院，分授給子侄居住。財力豐厚可見一斑。長涇市公共空間中也逐漸出現(xiàn)顧氏活動的身影。如捐地數(shù)十畝為義冢，建漏澤園。倡建鎮(zhèn)東的南角橋，改善當?shù)氐慕煌ɡЬ常斎灰部煞奖阒饕幼≡阪?zhèn)東的顧氏族人的生活。建雙林廟，東曰財成，西曰輔相，其中輔相廟是為了紀念顧言父親曾經(jīng)施藥救人的善行。

顧巷在市東，夏氏的宅基也在市東，如：“前九房巷，鎮(zhèn)南三里，屬在字號，系夏氏之基。”“墻東巷，鎮(zhèn)東南四里，屬在字號。系夏良惠基墻之東，故名。”夏氏早期由孟承所建的東新橋，在“鎮(zhèn)東里許”，與上述顧巷的位置十分接近。橋北有一座別業(yè)，是夏從壽致仕歸老時所建；而橋南，原是顧氏的宅基。如前所述，這座橋在啟年間兩姓的爭斗中被損毀。不僅如此，橋南原有一座城隍廟，萬歷三十五年被顧言改建到長涇市的東北處，從此稱為北城隍廟。改建源自顧言的一段傳奇經(jīng)歷：

明時參政顧中瑜未第時，應試金陵，八月十五出三場后，至水西門搭船，見一舟將拔棹，所懸之燈有江陰字，遂附之以歸，一宿即到黃田港邊。登岸再乘小船，下午至家。父云竹怪而詰之曰：“昨日三場方畢，今日何以到家，想未終場。”中瑜亦不自解。次日，謁廟進香，見廟中所懸神船，宛如昨晚所附之舟，細視之，舟底尚濕，視之船尾，見昨日所忘雨具在焉。遂大驚異。因焚香默祝曰：“倘能獲雋，當新廟宇。”其年果捷。后乃于萬歷丁未捐銀五十兩，倡眾卜地，改建于北。

靈異傳說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關(guān)鍵在于顧言以此為由，遷城隍廟而重建。可以想象得到，這一舉動應當與與夏氏的矛盾有關(guān)，而且也表明了這時的顧言已經(jīng)有能力來控制市中的城隍廟這一重要信仰廟宇。

萬歷年間接掌長涇市的袁氏，與顧氏一樣，是科第之家。不僅有官至福建巡撫的袁一驥，還有舜臣、堯臣兄弟二人分別中嘉靖四十三年和萬歷四十七年舉人。因此袁一驥在長涇市的勢力頗大。市西北邊，有袁一驥的宅第，名“四本堂”。屋凡九進，每進九間，高大壯麗。被鄉(xiāng)人目為“皇居”。袁氏以“勤儉、讀書、循禮、和順”為根本，立為家訓，所以稱宅第為“四本堂”。但民間鄉(xiāng)老傳說，夏氏建此宅第時，因為規(guī)制龐大，擔心被揭發(fā)舉報，所以連續(xù)上疏四本陳情，最終得允，故才稱“四本堂”。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袁氏的財富與權(quán)勢。

袁一驥是夏樹芳的妹夫，二人有著姻親的關(guān)系，聯(lián)系緊密。夏樹芳在與外地做官的袁一驥的信件中，提及“不佞樹芳仰荷大芘，守拙山中”。自然，袁氏與夏氏是為休戚相關(guān)的一派。在長涇市中，不僅夏、顧兩家爭斗得厲害，袁氏與顧氏，亦有矛盾。從一則流傳的軼事中，可以了解一二：

袁晞我欲得馬孟襄宅。萬歷四十一年正月，親詣馬門覿言，孟襄不肯，遂致口角。袁歸，陰謀擇于二月初八日，將命仆拆之。歸。馬知之，言于顧。顧曰：盍往告周宜興?從之。周曰：無妨，我準于二月初六日到長涇，自有處分。里中人咸以為屆期必有勝觀。豈知正月十八日，適有常熟督糧道某，系袁同年，來拜。設席款之。而府中苦無大燈可娛客。乃命家人至城隍廟取大珠燈來燃之。酒半，袁忽腹痛，起如廁。膳夫以砂仁湯一盞進。飲畢遂卒。督糧道猶在席，聞內(nèi)哀聲，詢之，則報主人死矣。乃推桌起唾曰：許久乃與鬼飲酒耶。遂去。是時，市東里人見二人擁袁入廟，盡駭，少傾知其已死，乃宣傳為城隍所譴云。或又語曰：一碗砂仁湯藥，殺袁中堂。或云中丞死于膳夫之湯，系仇家顧刁郎所陰使云。按，城隍廟此時尚未有大珠燈，所傳或有誤耳。

明末的內(nèi)閣重臣周延儒，年幼時曾寄居在馬月洲家讀書，與馬家的兒子孟襄是總角契友，關(guān)系甚好。當袁一驥企圖搶奪自家宅第時，馬孟襄找顧氏商議，決定向周延儒求援。這段軼事并不見得十分可靠，除結(jié)尾有關(guān)城隍廟有大珠燈的時間不符合以外，萬歷四十一年正月，周延儒還僅僅是個舉人，距他高中會元、狀元，還有兩三個月的時間。袁一驥此時已經(jīng)做官三十年，所以周延儒即使真的前往長涇市，也并沒有實力“自有處分”。事情不夠真實，但軼事傳說中反映出來的長涇市內(nèi)各大家族的關(guān)系，與歷史的真實當相去不遠。顧氏與袁氏、馬氏亦是“仇家”。

初稿作于清朝雍正年間的長涇市志《涇里志》，就明代至清初市鎮(zhèn)內(nèi)的巨室、縉紳情況概括道：“長涇數(shù)稱富庶，前朝夏良惠、馬月洲、劉貽荊先后相繼，皆稱為一時之巨室。……縉紳若夏，若袁，若繆，若顧，若朱，俱一時之盛。”除了上述已經(jīng)介紹過的夏氏、顧氏、袁氏，這里的劉氏家族的情況已不得其詳。縉紳朱氏，指順治年間的進士朱選的家族，朱選歷官保定府理刑、汶上縣教授。縉紳繆氏，指繆昌期家族。繆是萬歷四十一年的進士，東林黨著名人物，因得罪權(quán)閹魏忠賢，于天啟六年被逮入獄，“慷慨對簿，詞氣不撓”，最終慘死獄中。

盡管夏氏、袁氏與顧氏不和，但繆昌期與三者均有交往，與夏氏關(guān)系尤其密切。繆昌期年少時曾從業(yè)于夏樹芳，對夏頗有尊重，曾在信中自稱：“不肖三載鈴索，日碌碌酬應，讀書實無所得，以此上慚恩造，下愧頭臚。”此外，繆昌期還招樹芳的兒子夏寶忠為婿。夏寶忠，字孝珍，萬歷十三年與父親同科中舉人，后由廩貢例授文華殿中書，慷慨有文名，交游吳中士子。而繆昌期自己的母親，也是習禮夏氏的女子，只不過并非夏樹芳一支而已。袁一驥也在繆昌期的交游圈中。同時，繆昌期與顧言也有交往，為其父親作傳，稱“顧太公者，予友戶部郎中顧伯子言之父”。并且，繆昌期原本不住在長涇，后買下顧氏在市東的一處宅院，才算作長涇人。

在長涇市這個小小的地域內(nèi)，明中葉以來，權(quán)勢家族迭出，各家族間的關(guān)系錯綜復雜。從創(chuàng)市的夏氏，到挑戰(zhàn)夏氏的顧氏，再到使長涇市“規(guī)模大定”的袁氏，伴隨了基層市鎮(zhèn)形成、創(chuàng)市家族由盛而衰，以及后續(xù)主導家族興起的完整過程。顯然，科舉入仕成為奪取“市主”地位的關(guān)鍵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