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丨拉斯洛《撒旦探戈》問的那個問題依然無解

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2025年10月9日13:00（北京時間19:00），瑞典學院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懼中仍能通過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藝術力量”的杰出成就。《撒旦探戈》是作家最重要的作品，也曾改編成電影。本文介紹了2025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及其代表作《撒旦探戈》。原文發表于2015年澎湃新聞。

幾年前有一個晚上，與愛爾蘭作家考姆·托賓在上海的一家飯店里吃夜宵，托賓馬上要去愛丁堡書展，在那里他主要的任務是與匈牙利人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對談。交換了我們對卡撒茲納霍凱共同的仰慕與欣賞以后，這個向來在公共場合滔滔不絕，講故事松弛有度的作家居然也很緊張得說——到底應該問他什么呢？

到底應該問他什么呢？那年在愛丁堡接受英國《衛報》采訪的時候，卡撒茲納霍凱卻問了他要問的問題——“已經沒有市場到不了的地方了……當今的世界只有愚蠢的空間，而沒有任何具有可能性的空間，只有那些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著從那里回來的空間……也許有理論家可以解釋為什么會這樣，但解釋完了以后，一切照常進行——為什么？我看著你，我要問你，為什么？”

為什么在與理性似乎背道而馳的情況下，一切卻照常進行？這是個終極問題。

《撒旦探戈》電影海報和中文版書封

卡撒茲納霍凱1985年寫成的《撒旦探戈》問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問題不但沒有在后來的30年里消解，也許反而更為突出。如果沒有貝拉·塔爾的電影《撒旦探戈》，這本并不算長，卻像一卷永遠扯不完的卷筒紙一樣的小說幾乎難以解讀，它所描述的人們在撒旦俯身下瘋狂醉舞的地獄雖然精確到每一把椅子，卻在人間似乎沒有任何參考系統可言。

要描述這樣一本小說實在考驗描述者自己的修辭能力。詹姆斯·伍德在《紐約客》上也只能引用卡撒茲納霍凱的原話——“把現實檢驗到瘋狂的程度”。好在有貝拉·塔爾用畫面把一切還原了出來——一本250頁的書能拍出480分鐘的電影，這本身是極其瘋狂的事情，更瘋狂的是，電影里的每個場景都與小說完全對應——貝拉·塔爾的《撒旦探戈》就是卡撒茲納霍凱的《撒旦探戈》，這不是改編，而是重現，精確到每個細節，鏡頭的速度與語言的速度是一致的——比現實與瘋狂各慢一拍，好像一個死人的噩夢，有無盡的時間消磨在宏大、虛幻、不真實的恐懼里。

《撒旦探戈》劇照

卡撒茲納霍凱的語言好像只有時針的鐘，它走得讓人無法察覺。空白是按照小時留的，既不是秒鐘、分鐘，也不是日、月、年。它會不會在每個整點發出一響，是最大的謎。直到每個望向這鐘的人終于習慣了它的存在和它的詛咒，成為了它沒有契約的奴隸，痛快的，宿醉的，用自己的左手把自己的右手捆在自己的背后。《撒旦探戈》里，這些后社會主義工業時代的匈牙利農村人什么也做不了。他們的悲劇，至少在他們的眼里，98%純粹是命，1%因為天氣和酒精，最后1%來自政府或者上帝。

這么說，遇到卡撒茲納霍凱之前，拍現實主義工人電影的貝拉·塔爾是羅西里尼的匈牙利學生——之后，他成為了塔可夫斯基的兄弟。卡撒茲納霍凱的力量是完全精神化的，他對憂郁和無望有種執迷。

一群窮鬼在世界盡頭的匈牙利農村里喝醉了酒跳舞——用一句話形容，卡撒茲納霍凱奠定自己文學生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撒旦探戈》講的就是這樣一回事，這本書他花了十年寫成。

《撒旦探戈》劇照

如果要剖析卡撒茲納霍凱的語言特點，那么最簡單和初步的解釋是他的句子非常之長，段落無窮無盡，常常跨越十幾個頁面。讀一本卡撒茲納霍凱的小說好像在宣講絕望的教堂里呆整整九個半小時。

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覺得短句十分無聊——當表達欲充滿人的頭腦的時候，人會選擇的必然是長句——“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用短句。如果你在一個酒吧與一個朋友，熟人或者隨便什么人交談，當他真的有話要說的時候，他不會用短句，因為每個人其實都只有一句話……這個人不會去尋找句號，他不會用那種容易理解的句子，不會，而是會用非常長，而非常流利的詞語組合……”

從某種意義上說，卡撒茲納霍凱的句子里膨脹著詩意的表達欲，但這表達欲又幾乎能完全自我消解，好像一雙從某個房間門縫里望出去的兩只眼睛內側的表達欲。

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東部小鎮久洛，像那個年代出生的東歐人一樣，他經歷了自由匱乏的時期，18歲他“下鄉”到農村當晚班保安，《撒旦探戈》卡夫卡式的景象來自這段經歷，一大群失業的農民、即將到來的不知名的恐懼（小說中村民害怕的伊拉米亞斯原型是當地人告訴他必須時刻防備的會在深夜來閹割豬的人），一層又一層的辦公室大門，小丑般的人帶領村民走向烏托邦的反面……

卡撒茲納霍凱在1980年代顯然對西方抱有憧憬。1987年，卡撒茲納霍凱拿著德國文化交流基金會的獎金到了柏林，在那里他得到了國際文學圈的注意，蘇珊·桑塔格可能是他的第一個擁躉，她對《撒旦探戈》的評價——“可與果戈爾和梅爾維爾相比的匈牙利末日大師”印在他每本英文出版物的封底。

然而貝拉·塔爾耶像某個特定時段的墻東文人一樣經歷了與墻西的復雜精神斗爭，我相信桑塔格的評語他本人可能并不認同，他與“文學圈”的關系也因此若即若離。1999年的《戰爭與戰爭》描述一個44歲的匈牙利人因為某種荒誕的執念歷經漫長而無止境的旅行過程只為到達紐約的故事，可能是他本人西方化與被西方化經歷的某種寫照，另外，后來被改編成貝拉·塔爾電影《鯨魚馬戲團》的1993年小說《抵抗的憂郁》里有個黑暗地區的名字就被他叫做“西方文明”。

2000年代他的作品主題開始往東亞轉移。卡撒茲納霍凱1990年代初第一次來到蒙古和中國，就此創作了小說《烏蘭巴托的囚犯》，1990年代末與漢學家妻子結婚以后，整個2000年代他曾頻繁訪問中國和日本，2008年的長篇小說《西王母的下凡》設置在日本，人物貫穿古今，句子比起他年輕時的作品雖然句子長度不減，強度要柔滑得多，似乎只有在神秘的東亞，這個用長鏡頭句子進行自我思辨、自我審視與自我囚牢的作家才能得到一點情感上的平靜。

卡撒茲納霍凱是21世紀少數仍然基于嚴肅哲學批判寫作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因此十分殘酷，不給人留任何希望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