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倫·謝弗德︱“劍橋之花”瓊·羅賓遜的理論之路（一）

2023年10月初，我（姜宏）和謝弗德完成了在北京和武漢的訪學交流，準備按計劃取道香港返回德國。我知道老教授一向對異域文化頗感興趣——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家，這似乎讓他對各類文明有著強烈的敏感和好奇。于是，我帶著謝弗德去了香港有名的黃大仙祠，準備讓他領略一下民俗文化。黃大仙祠的一個項目就是抽簽“算運勢”，求簽者將所求之事寫在一小張紅紙上，然后從簽筒里搖出一簽。到現在還清楚記得，謝弗德為了避免我看懂，在紅紙上寫下的是拉丁文。片刻之后他就搖出了“孔子擊磬”一簽，簽文解為“告誡人們，要惜取少年時，應該做的就及時去做，否則老之將至，就有心無力了”。我將此意翻譯給謝弗德，看著他陷入沉思，但我依然不知道他所求何事。第二天中午，他終于告訴了我他寫下的是什么：他是否應該寫一本回憶錄。我不能確定這次香港“算卦”之行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他的決心，但他的的確確開始撰寫回憶錄——以下緬懷羅賓遜夫人的內容就是此回憶錄的重要部分。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分四篇刊發，本文為第一篇——“回憶”。

瓊·羅賓遜是比我早一代的經濟學家中最負盛名的一位。從現代經濟理論的角度看，在她之前的幾代經濟學家中也幾乎無人能與之比肩。偶爾有人將她與羅莎·盧森堡并提，但后者之所以在世界史上享有盛名，更主要是因為其政治影響力，而非嚴格意義上她在經濟學領域的成就。在瓊·羅賓遜開始其學術生涯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少國家陸續開始推行婦女選舉權（1918年德國、奧地利和波蘭，1919年荷蘭，1921年瑞典，1928年英國），但社會制度的開放仍極為緩慢。尤其她服務終生的劍橋大學，當時仍受制于學院體制及其傳統——至今仍頗受歡迎——就更顯得保守和遲疑。當時在英國，性別角色仍深受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念影響。“布魯姆斯伯里圈子”（Bloomsburg Group）聚集著藝術和思想領域的先鋒人士，他們探索解放的可能性，同時也深受由此帶來的沖突困擾。與之相比，瓊·羅賓遜的職業路徑起初顯得較為傳統；她并未直接參與布魯姆斯伯里圈子的活動。她通常對女性解放持肯定態度，但就她個人而言，在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并不覺得為自身爭取解放有何迫切性，因為她已經達成了自己的目標。當有人問及此事時，她常會笑著說：“噢，男人其實也沒那么糟嘛。”

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1903-1983）

這便引出了“記憶”這一問題：何時我們的回憶才是準確的？又從什么時候開始，它們會與他人的記憶交織、混淆？在瓊·羅賓遜的年代，劍橋大學經濟系享譽全球，遠比今天更為聲名顯赫。它以熱情激烈的爭論和百花齊放的歷史而著稱，流傳著無數軼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故事往往被美化、簡化甚至扭曲。若只從這些傳聞中出發，對瓊·羅賓遜并不公平。因此，我將嘗試從我自己的回憶講起——近乎天真地、毫無修飾地開始敘述。接著，我將介紹其他人在相關著作中整理的內容。除我這一代人的回憶外，更加重要的是她所處時代豐富的書信往來。在劍橋，書信本身就是一種學術傳統：人們不僅用信件約見、交流經歷，也通過書面形式不斷參與討論，以便為未來的發表做準備，或是對已發表的觀點展開持續的批判性回應。最后，我將主觀地挑選一些內容，講述我與她著作之間的“搏斗”——自從我的學生時代起，她的思想就深刻影響著我。她的許多理論我欣然接受，但也有一些觀點，我至今仍難認同。至于瓊·羅賓遜與皮耶羅·斯拉法（Piero Sraffa, 1898-1983）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在下文敘述中被突出強調，并不僅僅是出于我個人的偏愛。事實上，在她學術生涯的每一個關鍵階段，她的思想都深受斯拉法影響，這一點她本人也曾坦率承認，旁人的觀察也有相同結論。她受到斯拉法的啟發，但也不斷努力掙脫其影響。

我的劍橋之路頗為不同尋常。當時我已完成數學學位，但尚未完成兩個學期的經濟學學習，我在巴塞爾的老師戈特弗里德·邦姆巴赫（Gottfried Bombach）便建議我前往劍橋，擔任學術訪問學者。憑借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慷慨提供的獎學金，我于1969年得以前往劍橋學習。1970年，我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獎學金資助下繼續留在劍橋。此后我返回巴塞爾，在半年內完成了博士論文。這段時間過于短促，我尚難以系統地掌握經濟學。遺憾的是，這些知識上的空白在日后只能緩慢彌補，且始終未能完全填滿。另一方面，我的特殊身份讓我能很早就融入劍橋當時圍繞凱恩斯主義、經濟增長與分配、特別是資本理論的學術討論中。當時，我被允許使用公共休息室，每天上午11點與下午4點，系里的講師與應用經濟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會聚集在那里喝茶，任何人都可以坐到他們中間，提出自己的問題。最開始是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 1907-1997）引薦我進入這個圈子。尼古拉斯·卡爾多較少露面，但我特別敬佩他，因為他能以頗具獨創性的方式將理論經濟學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瓊·羅賓遜則是經常出現的人物，她總是以一種富有教學責任感且頗為嚴格的態度，回應我那些主要是圍繞著卡爾·馬克思（1818-1883）展開的問題。隨著時間推移，她也愿意聽我講述馬克思在德國語境中的接受和發展，但當我談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時，她從不深入探討，而是總會迅速引導回她自己認為的屬于“馬克思理論核心”的內容。正如她自己在《馬克思經濟學論文集》第二版中所引的一句斯拉法的話那樣，她幾乎是將馬克思視為邁克爾·卡萊基（Michael Kalecki, 1899-1970）這位后來者的一個鮮為人知的前驅。至于“價值形式理論”，顯然她并無興趣深入了解。

當時，我組織了一個《資本論》讀書小組，成員包括克里希納·巴拉德瓦吉（Krishna Bharadwaj, 1935-1992）、豪爾赫·福多（Jorge Fodor）、阿圖羅·奧康奈爾（Arturo O’Connell）、鮑勃·羅索恩（Bob Rowthorn）。皮耶羅·加雷尼亞尼（Pierangelo Garegnani, 1930-2011）也曾參加過一次。在這個小組中，受我在瑞士與卡洛·耶格爾（Carlo Jaeger）討論的啟發，我試圖傳達自己從法蘭克福學派那里所了解的東西，其實內容比較有限。自從1992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去除了恩格斯的增補以來，我們如今可以看到：在馬克思對交換與貨幣的分析中，價值形式理論僅僅作為準備性環節出現；而它的真正邏輯終點，是要揭示利潤是對剩余價值的再分配，利息則是由此派生出來的一個流量。馬克思意在說明價值與剩余價值源于勞動，以及資本看似具有“生產力”這種觀念又是如何產生的。批判應當最終指向對這種虛假表象的揭示。然而，恩格斯將這一分析裹挾進馬克思關于19世紀經濟危機的議會辯論筆記中，使得整個理論的核心仍然被遮蔽了。在我與瓊的討論中，每當話題涉及貨幣與信貸，凱恩斯主義的利率理論——完全聚焦于短期——以及流動性定價理論便會成為主導。我自己對此理解尚淺，無法清晰解釋馬克思的論證路徑。而法蘭克福學派關于價值形式理論的研究，也大都停留在《資本論》第一卷開篇幾章的范圍內。他們更關注“商品拜物教”，而非“資本拜物教”，視前者為理論發展的終點。不過，對馬克思思想理解較為狹隘的并非只有瓊·羅賓遜；在英國，幾乎沒有學者表現出對此問題的興趣。多年之后，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 1900-1976）才從我這里得知相關內容，他坦言對此毫無察覺，并為自己未曾意識到馬克思理論中這一相當尖銳的表達而自感有愧。我自然也向斯拉法請教過他對馬克思的看法，他認真聽完，最后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這個問題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這話倒確實沒錯。

在劍橋，我懷著好奇心聽了伊麗莎白·安斯科姆（Elizabeth Anscombe, 1919-2001）關于英美哲學的幾場講座，但她的講授對我而言依然晦澀難解；我聽過一場關于17世紀英國史的講座，當時威爾士親王也在場；我還聽過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關于中國技術史的課。但真正讓我堅持聽下去的，唯有卡爾多關于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講座——只有在他的課堂上，做的筆記幾乎可以直接當成教科書。相比之下，我始終難以理解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 1905-1989）的講座；而弗蘭克·哈恩（Frank Hahn, 1925-2013）關于一般均衡理論的研討會則為我提供了許多數學方面的啟發，因此我也積極參與其中。在所有這些課程中，唯有瓊·羅賓遜的課堂讓我真正學會了如何從經濟理論的視角進行思考。她常將經濟學比作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的動態裝置：輕輕觸碰其中一個活動部件，整個系統便會隨之晃動，有些部分擺動幅度更大，有些則較小，而你可以清晰觀察到這種震蕩是如何逐步傳播的。她還說，學習經濟學如同騎自行車：你必須親自去嘗試、去練習。正是在這樣的課堂上，我得以擺脫了自己在研究斯拉法體系初期對其意義的諸多困惑。當時，大家對如何處理固定資本或各種類型的地租等理論細節問題已經不再感興趣。尤其我記得有一次，我問她有關“技術選擇”的問題——在邊界包絡線上究竟會出現多少條工資曲線？她給出的答案出人意料：很可能存在一種技術，在整個收入分配區間內都是最優的。這一假設，后來在我近幾年的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青年謝弗德（右）與卡爾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

瓊·羅賓遜曾明確拒絕接受勞動價值論，認為它是多余的，這種判斷并非毫無根據。正如前文所述，她也拒絕被卷入有關馬克思辯證法的爭論之中。她向我推薦了對學術發展更有幫助的道路：以數學手段為斯拉法的價格理論提供理論支撐。為此，她要求我寫一本簡明通俗的小冊子，系統講解相關的數學知識，目標是讓所有人都能讀懂。但這并不是我當時的優先任務。我更想用嚴謹的數學證明去破解斯拉法提出的“聯合生產”問題，在他人的作品中，我始終未能找到滿意的解法。當瓊·羅賓遜問我那本“數學入門”進展如何時，我支支吾吾地提到自己時間不夠，她聽后笑了，反而打趣我：“我在五年內生了兩個孩子，出了三本書。”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她這句話的含義：她指的是1933至1938年這五年間，她完成了《不完全競爭理論》以及兩本關于凱恩斯革命對就業理論影響的著作——這兩部作品極大推動了凱恩斯主義思想的傳播。但她并沒有提及，那段過度勞累的時期最終導致她精神崩潰：她不得不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療整整半年——這一段經歷，我稍后還會再談。她的言談舉止常帶有挑戰性意味，有時輕松幽默，轉瞬又會鋒芒畢露，而她的這種氣質中，蘊含著對成功應對自身承受的外在壓力與內在張力的深深自豪。她毫無疑問也為自己能在男性主導的學術世界中立足而感到驕傲。她曾親口對我講述過一則眾所周知的軼事：一向帶有性別偏見的庇古（A.C. Pigou）剛剛聘任她擔任學院導師一職，在審閱其他候選人材料時，突然意識到其中竟有女性，驚呼道：“我可不能選個女人！”顯然，他并未意識到，他剛剛任命的——正是瓊·羅賓遜本人。對此，瓊·羅賓遜意味深長地總結道：看來他是把我當成了男人。

瓊·羅賓遜一向偏好簡潔有力的表達方式。當我被任命赴任法蘭克福時，距離我在邦姆巴赫門下開始工作已經過去了五年。當時的背景是：人們希望為左翼學生們引入一位精通馬克思主義的教授，以便將“1968年一代”的意識形態爭論引導到學術軌道上。遴選委員會的教授們或許比我本人更早察覺到了我性格中的保守傾向。不過，學生們仍然希望我能夠加入，因為我對當時在法蘭克福頗具爭議的“價值形式理論”表現出了濃厚興趣。在這樣的背景下，瓊·羅賓遜的一份推薦信理應成為我——這個尚未年滿三十的年輕人——參與職位遴選的重要支撐。后來，我在擔任法蘭克福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期間偶然找到了這份推薦信。當中在一段有關遴選程序的客套話之后，正文僅有一句話：“他就是您在尋找的那類人。”——就這么一句。照理說，推薦信通常不是應有幾頁之多嗎？盡管如此，學院還是設法憑借這封“極簡主義”的推薦信和另一封篇幅更常規的上級評語，將我的任命順利推進到了上級部門，并最終獲批。

我任職后不久，瓊·羅賓遜應邀訪問了法蘭克福大學。學生們蜂擁而至，我卻對同事們的濃厚興趣頗感意外。我初來乍到，依然受到熱情歡迎，同事們對我在學術表達上的規范嚴謹表達出贊賞之詞，但同時也希望我能更多了解德國的經濟學傳統，特別是國民經濟學（VWL）和企業經濟學（BWL）之間的分野，而我當時仍堅定地相信劍橋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優越性。“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這一概念曾讓我極為困惑。我也逐漸理解了為何德國在某些經濟學分支領域會設立專門的教席，我意識到這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例如當時設有運輸經濟學、社會政策、農業政策等專門教席，而企業經濟學方向則被劃分得更為細致。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同事還專門找到我，感謝我邀請瓊·羅賓遜來訪，因為她的著作深刻塑造了他們早年的經濟學世界觀。她曾穿著色彩艷麗的印度長袍閃亮登場，在法蘭克福與我們共度數日，也曾愉快地一起參觀法蘭克福施泰德藝術博物館（St?del），并對素食飲食表示欣賞，整個氛圍顯得親切自然。但她的出現，也在學術圈子里引發了分歧與震動。她在著名的六號演講廳（相當于如今的主講堂）里發表演講，座無虛席。就在我介紹完她的演講內容、準備正式開始時，一群學生突然起立，要求中斷活動。他們要我離場，去參加聲援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的抗議游行。我回應說，法蘭克福的示威游行幾乎天天都有，而瓊·羅賓遜卻只此一天。她隨即提出建議，進行現場表決，結果是：壓倒性多數的學生支持講座照常進行。她最終做了題為《歷史與均衡》（History vs. Equilibrium）的演講，這場講座后來也成為多個版本中流傳最廣的那個經典版本。在那次演講中，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鮮明地批判了新古典主義關于“均衡”的概念，同時也對自己早年在后凱恩斯主義語境中曾使用過的“均衡理論”進行了反思與修正。關于這一點，我們稍后再作展開。但此事并未就此結束。在下一次大學講師會議上，我遭遇兩位年長教授的尖銳質問——一位是企業經濟學家瓦爾德馬·維特曼（Waldemar Wittmann），另一位是經濟學家赫爾穆特·邁因霍爾德（Helmut Meinhold）。他們認為我不該允許現場投票，因為講座內容已事先獲批，程序上不應更動。后來我將此事告訴瓊·羅賓遜，她對此極為憤怒，認為這種質疑背后是反民主傾向的體現。

自從瓊·羅賓遜來法蘭克福看望我之后，此后的數年里，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在劍橋見上一面，直到她去世。我們見面的場合各不相同：例如約翰·伊特威爾（John Eatwell）與加雷尼亞尼在1970年代共同組織的政治經濟學圓桌會議，或是偶爾參與的博士論文答辯與專題研討會。在我獲得博士學位后，我曾以瑞士博士后獎學金的資助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擔任一年客座講師。那段時間，我也經常見到斯拉法。彼時，瓊·羅賓遜正與伊特威爾合著《現代經濟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1973），這部教科書以其獨特的簡潔風格，將古典價值理論與凱恩斯主義思想融合起來。然而，該書并未如預期那樣取得廣泛成功。評論者批評其語言密集、缺乏習題和教學輔助材料。此外，隨著瓊·羅賓遜對均衡概念的批判愈發嚴厲，甚至波及古典經濟學與后凱恩斯主義語境中的均衡思想，這本書在邏輯結構上出現了嚴重的張力：它常常缺乏一本標準教材所應具有的清晰結論與理論收斂。該書在出版初期曾受到一定程度的青睞，但正因為它建立在一系列“短時期的模型組合”之上——這些模型難以清晰地勾勒出經濟增長的過程——其結果仍然依賴于人為設定的假設。因此，它最終呈現出一種對經濟過程本質上持懷疑態度的描述：經濟可能持續上升，也可能連續下跌。盡管如此，這本書在諸多細節上堪稱杰作。例如，它以對經濟理論史的深刻洞察作為開篇，在探討貨幣與投資融資的章節中對復雜機制的闡釋也極為清晰，并對當時仍在與西方經濟抗衡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分配問題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見解。我偶爾讀到過這本書的一些草稿頁，但并未對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做出實質性貢獻。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注意到德國的一些老同事偶爾會批評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通論》，認為該書在某些方面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過于接近。他們的意思似乎不僅是指凱恩斯提出的“加強國家對投資的控制”的政策建議，而是指更具政治含義的內容。有人向我指出，《通論》的德文譯本序言中確實提到，該書之所以也可被稱為“通論”，是因為它適用于“總體國家”（Totalstaat，即集權國家）條件下的情形——這段話的措辭含義相當明確。當《凱恩斯文集》開始陸續出版時，《通論》也再次發行，并附上了包括德文版在內的若干外文序言，其中也收錄了凱恩斯本人于1936年在困難局勢下特意為德文譯本撰寫的那篇序言。然而，其中卻缺失了那段頗具爭議、明顯是刻意添加的關鍵性表述。

于是，我前往劍橋，向約翰·伊特威爾詢問如何與《凱恩斯文集》的主編、瓊·羅賓遜的丈夫愛德華·奧斯汀·羅賓遜（E.A.G. Robinson）取得聯系。伊特威爾立刻答道：“你去找瓊，告訴她：‘我必須和愛德華談談。’”于是我給她打了電話，還沒來得及解釋我為何回到劍橋，她就像往常一樣爽快地說：“來喝茶吧。”我去了她家，那是一棟半獨立式住宅，中間共用一個入口——她住在左邊。我先轉到右側拿了杯茶，我們寒暄了一會兒，聊了些學院里的新聞。接著，我試探地說了一句：“我得和愛德華談談！”她笑著說：“哈，晚上給我打電話。”就這樣，我得到了指示，第二天前往公共休息室——愛德華會在那里出現。我向他說明了自己面對的問題，他立刻意識到了我的為難。在英國，他對此毫不知情，顯然也沒意識到：德國老一代經濟學者們對這段德文序言中那句引人關注的表述早已了然于心。他隨即解釋說，他們曾在資料中找到一份凱恩斯原始德文序言草稿的復印件，但在未能逐句核對草稿與最終印刷文本之間是否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便將其直接刊印了出來。最終，在德國出版方的協助下，我們才得以厘清兩個版本之間為何會存在內容差異。

有一次我和理查德·卡恩、瓊·羅賓遜一同在國王學院的花園中散步。我從未停止過對劍橋建筑與風景的贊嘆，而那次散步對我而言更成為一段特殊的回憶——正是在那樣的氛圍中，卡恩忽然打開了話匣子，談起了劍橋經濟學家們漫長而曲折的學習歷程。不久，話題自然轉向了斯拉法。他回憶道：“我們當時實在太無知了。我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利潤率。”這句自我反省，明顯指向價值理論的新方向，而這一方向的轉折點，正是源于斯拉法主編的李嘉圖選集以及他與多布（Maurice Dobb）合寫的導論所引發的思想沖擊。我對卡恩竟會如此坦率地承認這一點頗感意外，畢竟他本人幾乎沒有直接參與到資本理論批判的討論中。當天晚上，我們在學院大廳共進晚餐時，他忽然轉向另一個話題，問我：“你炒股嗎？”當我答道“不炒”時，他笑著調侃說：“在德國炒股也挺沒勁的，畢竟德國大陸缺乏成熟的期權交易市場。”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事情的發展開始變得不再那么和諧。斯拉法雖然身體尚健、思維依舊敏捷，但記憶力明顯減退。眾所周知，他原本希望將個人財產及其無與倫比的珍貴圖書館捐贈給三一學院。由于他時常邀請年輕人到家中做客，一些稀有藏書不幸被盜——其中包括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一版的手抄本，并帶有作者本人所作的邊注，這是獨一無二的館藏珍品。之后，學院在斯拉法的書架上加裝了木條，以防書籍再次被擅自帶走。此后便有傳聞稱，學院方面企圖使斯拉法被宣告為行為能力喪失者，以確保其不會在臨終前更改遺囑。斯拉法的法定學術繼承人加雷尼亞尼隨即與學院產生了尖銳的沖突。加雷尼亞尼把我叫到劍橋，他強調，如果斯拉法被宣告為喪失行為能力，社會輿論便可能懷疑他此前做出的學術選擇和思想判斷是否出于清醒和理性，這將給他全部著作蒙上陰影。盡管我對這一推論并不完全信服，但我仍出于謹慎態度，試圖代表加雷尼亞尼為斯拉法向三一學院的成員說情。結果，我卻遭到了瓊·羅賓遜的嚴厲斥責。她與羅伯特·尼爾德（Robert Neild, 1924-2018）一樣，似乎本能地站在了學院一方。“誰召你來的？”她厲聲質問我。我沒有告訴她是加雷尼亞尼的意思，但我并未掩飾自己對學院剝奪斯拉法自主權的做法感到不滿。“那好吧，如果他不愿意……”她淡淡地回應道。事實上，羅賓遜本人也曾因其他原因接受過精神病治療，這或許讓她對類似處境秉持一種理性、甚至冷靜克制的態度。

當斯拉法在醫院中身心痛苦時，我曾前去探望。一位醫生告訴我，他的腦部X光片顯示出明顯的萎縮，這真令人唏噓。安東尼婭·坎帕斯（Antonia Campus）曾是加雷尼亞尼的助手，當時已是羅馬的一位講師，經常前來看望斯拉法。她顯然十分細心，能夠妥善照料這位因病行動不便、身體虛弱的老人。有一次，斯拉法坐在病床邊的扶手椅上，喃喃地說：“我的朋友們呢？”我和安東尼婭半開玩笑地說，她應當嫁給斯拉法，那樣她就可以擁有法律上的決定權，來安排其遺產的去向。我們都知道這只是笑談，然而安東尼婭提到的一個事件卻說明，學院方面的某些擔憂并非空穴來風。她回憶說，在某次探訪時，加雷尼亞尼也在場，并與斯拉法交談，還請他在某張紙上簽了字，正巧瓊·羅賓遜也出現了，她立刻意識到狀況不對，沖向加雷尼亞尼，從他手中搶過那張紙條，她隨后苦笑著將其歸還。面對這一切，我最終決定自己站在哪一邊都不可能產生有意義的結果，于是選擇退出這場紛爭。斯拉法和瓊·羅賓遜于1983年同年去世。之后，在我接手整理斯拉法筆記的過程中，我延續了同樣的中立立場。這批筆記如今已成為“斯拉法檔案”，最初由克里希納·巴拉德瓦吉負責整理，資料的物權則歸三一學院所有，但加雷尼亞尼是其學術遺囑執行人。學院希望推進出版，而加雷尼亞尼則選擇將檔案封存。一時間，圍繞斯拉法學術遺產的爭執在歐洲經濟學界的圈子里愈演愈烈，而我則堅持繼續置身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