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也沒預測到，但他們獲獎實至名歸”

弗雷德·拉姆斯德爾（左）、瑪麗·E·布倫科（中）和坂口志文。

“一個也沒預測到，但他們獲獎實至名歸。”10月6日，202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后，《中國科學報》直播間一時間被“爆冷”的氣氛籠罩。但很快，幾位解讀嘉賓都認為，這項揭秘免疫平衡機制的研究值得一個諾獎，“只是時間問題”。

202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美國科學家瑪麗·E·布倫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爾（Fred Ramsdell）和日本科學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他們“因其在外周免疫耐受領域的發現而獲獎”。值得一提的是，3位科學家在獲得諾獎之前都是科學道路上默默無聞的耕耘者。

有些意外，但“實至名歸”

《中國科學報》：對于202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你有什么感想？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周旭宇：很意外。因為在2017年，這個領域已經獲得過與諾獎級別相當的克拉夫特獎，該獎同樣由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學界通常認為，獲得此獎后再獲諾獎的機會不大，當時獲獎的科學家就包括坂口志文和拉姆斯德爾。

中國科學院國家納米科學中心研究員胡志遠：我從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博士畢業后，去了美國西雅圖系統生物學研究所（ISB），和布倫科做了同事。布倫科得獎讓我喜出望外。

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祁海：實至名歸，可以說是眾望所歸，只是時間問題。盡管此前業內有不少人預測，今年獎項可能更偏向臨床醫學方向，但坂口志文等人的發現，其深遠影響早已超越了單純的生理機制探索。

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教授黃波：我并沒有感到特別意外。貢獻最大的應該是坂口志文，這也是圈內的共識。

《中國科學報》：對于布倫科獲獎且排在第一順位，大家可能感到詫異，你怎么理解？

胡志遠：她很擅長計算，而ISB正是以計算“起家”，在遺傳數據、軟件工程和計算資源方面投入巨大。從布倫科的獲獎詞可以看出，在2001年發表于《自然-遺傳學》的一項研究中，她發現了突變小鼠的致病基因Foxp3，這個基因點位對調節性T細胞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曾默默無聞、兼職做科研

《中國科學報》：你跟幾位獲獎者是否有交集？他們給你什么樣的印象？

周旭宇：我跟拉姆斯德爾和坂口志文交集較多，有合作，也有競爭。比如，我在美國做研究時，與拉姆斯德爾實驗室有直接合作。與坂口志文則更多是“對手”。在投稿過程中，他經常是我們的審稿人。他是一位非常嚴肅、嚴格的科學家，對論文質量要求極高。

《中國科學報》：坂口志文身上有什么特質特別吸引你？

祁海：坂口志文是一位典型的日本科學家，謙遜、話不多，但內心極為堅定，甚至有些固執。他當年的研究最開始不被主流認可，甚至一度找不到正式的教職工作。但他篤信自己追尋的答案是存在的，無論外界如何質疑，都心無旁騖地沿著那條路走下去。

這提醒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重要的科學發現往往在誕生之初被視為異端，或被認為沒什么意思、不是“真正的科學”。你必須有勇氣面對質疑，忍受長期的冷遇與否定。

黃波：在過往的線下學術活動中，我和坂口志文有過不止一次的交流。參加學術會議時，坂口志文總是和夫人在一起，并很客氣地向別人介紹她，能感到他們的感情非常好。坂口志文的酒量不是特別大，他的學生愛幫他擋酒。

周旭宇：拉姆斯德爾和坂口志文給人的感覺完全是“一正一反”。坂口志文是一位非常低調、嚴謹的日本科學家，而拉姆斯德爾則是一位非常開放、熱情的美國人。

坂口志文最讓人敬佩的是對科研的堅持。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免疫學界有一個很熱的概念叫抑制性T細胞，但在80年代，這個概念基本上被否定，甚至被認為是“偽科學”。在當時幾乎沒人再相信抑制性T細胞的科研環境下，坂口志文還能堅持做相關研究，這份定力非常難得。

在1995年那篇里程碑論文中，坂口志文發現了表面分子CD25可以作為關鍵標志物來分離調節性T細胞，但投稿過程并不順利，最終發表于《免疫學》（影響因子約5~6分）。以今天的標準，這項成果的首次發表顯得“平淡無奇”，但他堅持下來了。

特別是坂口志文早期處境艱難，沒有自己的實驗室，作為臨床醫生還得拿出一半時間來看病人，只能兼職做科研。即使在那篇里程碑論文發表后，他仍備受質疑，直到Foxp3基因被拉姆斯德爾鑒定并與調節性T細胞聯系起來后，才慢慢獲得認可。他看起來是非常普通的人，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文章質量高、重復性好，展現了科學家最基本的態度。

《中國科學報》：拉姆斯德爾是一位什么樣的科學家？

周旭宇：拉姆斯德爾性格很陽光，是典型的美國科學家。當他得到一個好數據，比如鑒定出Foxp3時，會非常高興地跑去慶祝。我幾次和他接觸都是在學術會議間隙或者在酒吧里。他和我的導師杰夫·布魯斯通（Jeff Bluestone）關系很好，后來他們共同創立了Sonoma Bio公司，致力于利用調節性T細胞開發下一代自身免疫病療法。

《中國科學報》：你印象中布倫科是怎樣的人？

胡志遠：我相信在此之前，很多人都沒怎么聽說過布倫科。首先，她不是一個熱門領域的“大PI”；其次，她的確非常低調，可以說一直默默無聞。

布倫科當時只是ISB一兩百位“普通研究員”中的一員。大家都是自己申請課題、找基金項目，努力在感興趣的領域開展一些研究。她聚焦于尋找一些疾病的致病基因，后續研究也在尋找其他靶標。

解決了核心科學問題

《中國科學報》：請用通俗的語言解釋一下，今年的獲獎成果到底解決了什么核心科學問題？

北京大學藥學院客座教授、科普作家李治中：這項諾獎成果的核心是發現并研究了免疫系統的負向調節劑，或者叫作免疫系統的“保安”——調節性T細胞，這些細胞能阻止免疫細胞攻擊人體。

在人體中，免疫系統一旦識別出一些抗原就會進行攻擊，正常情況下這些抗原來自細菌、病毒等外來病原體。但問題在于，免疫系統有時會識別來自人體的抗原。而調節性T細胞的作用是阻止人體的免疫細胞，尤其是T細胞攻擊自己的身體。

1995年，坂口志文通過動物實驗得到了一個重要發現：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小鼠通過移植正常小鼠的細胞就能控制體內過于活躍的T細胞。移植的正常T細胞含有一些有抑制作用的T細胞，保護身體免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侵害，被命名為調節性T細胞。

2001年，布倫科和拉姆斯德爾揭示了某種小鼠特別容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原因。這些小鼠的一個基因發生了突變，他們將其命名為Foxp3。他們還證明，人類對應基因的突變會導致一種嚴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國科學報》：這項突破對該領域的重要性在哪里？

祁海：“不完美”的標志物CD25成了打開新世界大門的鑰匙。它讓全世界科學家第一次能夠真正分離、富集并研究這群神秘的細胞。你可以進行功能實驗，可以做細胞回輸，可以驗證它們的抑制能力。如果沒有這個突破，整個外周耐受領域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目前，這一基礎發現已催生了全球超過250項臨床試驗。

應用前景廣闊，對科研啟發良多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這項成果獲獎的科學價值體現在哪里？

威立（Wiley）高級編輯主任雷蕾：這項工作具有非凡的科學意義，不僅深化了我們對生命基本規律的理解，更為1型糖尿病、類風濕關節炎、多發性硬化癥等多種病因未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了關鍵的理論解釋和潛在的治療靶點。

李治中：這讓我們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平衡的，不能走極端。這種平衡觀對公眾理解免疫系統具有重要啟示——人體好不容易才進化出這種平衡，不要盲目追求提高免疫力。

黃波：重點在于觀念的轉變。以往大家認為，T細胞就是發揮免疫功能，但是因為這個發現，認識到T細胞也會發揮抑制免疫的功效。這如同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強調陰陽平衡一樣，機體免疫系統也需要平衡。

《中國科學報》：調節性T細胞相關研究尚未在臨床應用上有太多表現，你對此怎么看？

雷蕾：目前基于調節性T細胞的療法尚未大規模應用于臨床，恰恰體現了諾獎的前瞻性。諾獎委員會并非只獎勵已落地的應用，也看重科學發現的潛力。像mRNA疫苗、CRISPR基因編輯等這些最初源于基礎探索的研究，如今都展現出巨大的臨床價值。

李治中：一項重大發現從誕生到獲得認可，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考驗。這項研究從發現到獲獎歷經了30多年——基礎研究需要耐心和堅持。

周旭宇：調節性T細胞的應用其實非常廣。比如，國內現在臨床應用較多的低劑量白介素-2療法，其科學基礎在于通過調節調節性T細胞的數量和活性平衡免疫反應。

《中國科學報》：3位獲獎者的故事，對當下的科學研究、對年輕科學工作者有哪些啟發？

周旭宇：我感觸特別深的是，要敢于面對挑戰。我初到美國時，導師告訴我“Dare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敢于做你想做的事）。我特別希望年輕人能夠勇于挑戰權威，挑戰既定的條條框框，挑戰那些我們稱之為“定論”或“教條”的東西。它們不一定總是對的，也許你的下一個發現，就能讓你站在諾貝爾獎的領獎臺上。今年這幾位獲獎者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

雷蕾：3位獲獎者，尤其坂口志文在科研道路上勇氣非凡。在一個幾乎無人理解、無人看好的冷門領域，他敢于追問“笨拙”甚至“不合時宜”的問題。這種在孤寂中堅守的勇氣，正是科學突破最珍貴的火種。

今天的諾獎故事，本質上是關于“平衡”的深刻寓言。免疫系統在攻擊與耐受之間維持精妙的動態平衡，科研人生何嘗不是如此？科學工作者同樣需要在逆境中堅守信念，在浮躁中保持專注，在目標與現實、理想與妥協之間找到屬于自己的節奏。

作為編輯，這次諾獎提醒我們，審稿時不僅要評估研究的即時影響力，更要判斷長遠潛力。無論是諾獎的評選，還是期刊的選稿，都應以更開放、更綜合的視野，回應超越單一學科的全球性挑戰。

科學是一場有序的接力。免疫領域已不是第一次獲得諾獎，我想肯定也不會是最后一次。每一代科學家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