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這批罕見姑蘇版畫何以被美國博物館聯手購藏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與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近期宣布聯合購藏了一批18世紀的中國姑蘇（蘇州）版畫，共220幅，數量宏富，制作精美。作為在中國繪畫領域擁有深厚館藏的知名博物館，兩館此次各獲得一百余幅姑蘇版畫，因之成為全球研究姑蘇版畫的頂尖機構，更充分體現了國際學界對姑蘇版畫藝術價值的高度肯定與推崇。英國木版教育信托主管鄭海瑤女士（愷蒂）日前對這次收藏的主要負責人史明理博士（Dr Clarissa von Spee）進行了訪談。

這批姑蘇版畫是著名收藏家馮德保先生（Christer von der Burg）的藏品，是他四十余年來悉心收藏的成果。馮德保先生為瑞典人，他是英國木版教育信托（原為歐洲木版基金會）的創始人、理事會主席。此機構位于倫敦，致力于研究、收藏、推廣中國木刻版畫，為注冊公益機構。馮德保先生所收藏的姑蘇版畫，從數量、品類、質量來看，在全世界的私人收藏家中都屬第一。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館長威廉·格里斯沃爾德（William M. Griswold）表示：“我們很高興能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同仁攜手完成這一獨特收購，讓兩家機構有機會在各自的中國藝術館藏背景下，將這些杰出的版畫呈現給美國觀眾。” 博物館的中國藝術部詹姆斯和唐娜·里德策展人（James and Donna Reid Curator）、伊斯蘭藝術臨時策展人兼亞洲藝術部主任史明理博士（Clarissa von Spee）是這次收購的主要負責人，她表示：“此次收藏對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館藏具有變革性的意義。這些版畫讓我們得以展現中國所發明的印刷術——比歐洲古騰堡印刷要早幾個世紀——并且突出表現了多版套色印刷的創新成果。這批姑蘇版畫是對我們中國繪畫館藏的有力補充。”

《西湖全景》一，38x59cm，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

《西湖全景》二，38x59cm，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長兼首席執行官馬克斯·霍萊因（Max Hollein）也說：“這些生動的作品融合了中國精英繪畫傳統與民間藝術的圖像元素，并吸收了歐洲版畫的技法，彰顯了不同民族與社會之間的持續對話，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視覺文化的國際性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博物館中國繪畫唐騮千與徐心眉策展人史耀華（Joseph Scheier-Dolberg）說：“蘇州版畫體現了早期現代世界中跨文化交流的活力。這些十八世紀的藝術品不受限制地吸收了本土與外來的視覺傳統，不僅在中國本土流行，也受到日本與歐洲的青睞。因此，蘇州版畫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最鮮活的歷史證據，展示了人類歷史的緊密聯系。”

史明理博士，攝影：Steve Zhao

對話｜史明理

關于此次購藏過程

愷蒂：首先祝賀克利夫蘭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這次成功收購了馮德保先生所藏的二百二十幅十八世紀姑蘇版畫。我知道您很早就認識馮先生，也一直在關注他的收藏，能否請您談談此次大批購藏的過程。

史明理：我曾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擔任中國藝術策展人，那時我就認識馮德保先生。 2010年，我在大英博物館策劃了“中國版畫：從八世紀到二十一世紀”（The Printed Image in China from the 8th to the 21st Centuries）大展，馮先生借展作品給我們。后來我前往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工作，并在2024年策劃了“人間天堂——中國江南珍寶展”（China’s Southern Paradise - Treasures from the Lower Yangzi Delta），馮先生也為這個展覽提供了藏品。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系，并成為了朋友。

因此，十幾年來，我就一直在關注馮先生的收藏活動，并與他多有交往。所以，當他決定出售他的姑蘇版畫收藏時，作為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藝術策展人，我立即就表示對這批版畫很感興趣，博物館對此也非常支持。這批版畫相當重要，但要說服館方進行如此巨大的投資，仍需要一段時間，博物館此前從未系統性收藏過中國版畫這一藝術門類。

馮德保先生與史明理博士

馮德保先生與史明理博士

愷蒂：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共同進行了這次收購，請問你們是如何合作的？另外，兩家機構共同收購并分享同一批藏品，這種情況常見嗎？

史明理：這批藏品共有二百二十幅姑蘇版畫，在藝術史上非常重要，但是價格也很高，我們感覺到，這次收購更適合兩家機構共同承擔，同時，我們也希望能保持馮先生藏品的完整性。所以，我就聯系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事實證明，他們是再合適不過的合作伙伴。大都會亞洲藝術部主任何慕文（ Mike Hearn） 曾在2012年將我在倫敦的“中國版畫”展覽引入大都會博物館，展示給美國公眾。這次，大都會博物館的中國繪畫策展人史耀華對我的提議立即表示贊同，他們二人以及大都會博物館的館長都認識到了這一批姑蘇版畫的重要性。

與大都會合作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克利夫蘭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兩家機構都擁有世界一流的百科全書式收藏。兩館都具有保存這批版畫的理想場所，而且我們也都同樣致力于通過開放館藏來為公眾提供服務，所有人都可以實地到博物館內來觀看及研究藏品，我們也通過互聯網向全球數百萬用戶提供數字服務。兩館都有中國書畫修復及保護工作室，能夠保證這批姑蘇版畫的長期保存，并在國際上樹立起對版畫保護的博物館級的標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兩家機構都擁有亞洲藝術領域的專款捐贈的策展人和修復師的職位，這是非常罕見的，也就是說，兩家博物館負責中國書畫的策展人和修復師的職位，都是由專門的捐贈款項設立的，都是永久性的職位，是永遠不可能被取消的，所以我和史耀華的職位前都有前綴。對于保證這批姑蘇版畫的長期保存和展出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幾乎沒有其他的博物館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一點，我們兩家博物館也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借展機構之一。簡而言之，克利夫蘭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為保存、繼承和發展馮先生所藏的姑蘇版畫提供了最理想的條件，這包括展覽、學術研究與出版。因為這些版畫對于光線非常敏感，所以，我們的展廳會定期輪換展出這些精美的作品，從而不斷地以不同的語境和展覽方式將它們呈現給公眾。

《西湖全景》三，38x59cm，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

《西湖全景》四，38x59cm，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

愷蒂：那么，你們兩家機構是如何分配這些版畫的？是否有些作品兩館都希望能收藏？有沒有產生爭執？未來會不會進行作品的交換？

史明理：如何在將這些作品公平分配給兩家博物館，這個任務落在我的肩上，因為我對這批版畫最為熟悉。要將這些風格多樣的精美版畫分為兩組，這件事并不容易。需要考慮的標準包括：形式和尺寸、制作這些版畫的工作坊、版畫的品相、題材、價值，還要保持那些整套作品的完整性。我先把這些版畫分為兩組，之后，大都會博物館可以優先選擇要哪一組，而我則希望自己不后悔他們的選擇。當然，這兩組不一定能夠做到真正的平衡。事實上，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然，有很多版畫兩館都非常希望能夠得到，比如大都會博物館的那套四張琴棋書畫的姑蘇文人美人圖組畫，還有克利夫蘭的《西湖全景圖》以及那幅精美的丁亮先的《石榴花上的鳥兒》。我不認為我們將來會交換版畫，因為每件作品都已經在登記注冊進入兩館的館藏中。但我能肯定，在未來，我們會互相借展這些版畫。

丁亮先制《石榴花上的鳥兒》 ，30x37cm，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關于姑蘇版畫

愷蒂：能否請您介紹一下姑蘇版畫，為什么它們如此重要？它們與中國木刻版畫傳統有什么樣的關系？

史明理：據目前所知，中國大約在公元七世紀發明了木版印刷；又在十七世紀初發展出多版套色木刻水印技法，這一工藝臻于成熟的多年之后，才傳播到日本。十七世紀，印刷業在江南的許多城市蓬勃發展，例如南京、蘇州、杭州和徽州等地，先是供私人收藏并欣賞的彩色插圖本書籍，后來逐漸發展出更為商業化的單張木刻版畫。人們把這些單張版畫貼在或掛在墻上，它們成為城市視覺文化的一部分。

早期彩色木刻水印的經典作品包括《十竹齋書畫譜》（約1633年）、《十竹齋箋譜》（約1644年）和《芥子園畫傳》（約1679、1701年）等，它們都是南京的文人參與制作的。這些經典畫譜有多種版本，大家都很熟悉。這些作品很快流傳到朝鮮和日本。套色木刻水印的頂峰是1720至1760年間，蘇州丁氏工作坊制作了的許多單張版畫。我們這次購藏的作品全部為十八世紀在蘇州制作的版畫，也就是姑蘇版，它們代表了中國版畫史上套色版畫的最高成就。

《姑蘇文人- 琴》，107x57cm，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丁氏工作坊的花鳥、蔬果和古器版畫中使用了拱花技法，這是一種凸版壓印，能夠產生鮮明的立體效果，增強了視覺印象。雖然我們知道這種技法早在《十竹齋箋譜》中已有應用，但在丁氏版畫中更為明顯與突出。即便三百多年過去，我們仍能在紙上看到這種浮雕般的質感！據我所知，不久之后，這一技法與風格便出現在日本版畫家鈴木春信（約1725–1770）的作品中，以其華麗的效果、優雅的格調和精致的用色而聞名。

愷蒂：這些版畫大多在海外得以保留，有些作為室內墻壁的裝飾被歐洲人保存，有些經日本收藏家之手傳世，留存在中國本土的寥寥無幾。我知道馮先生多年尋訪這些版畫，他的收藏過程中也有很多趣事。

史明理：在收藏姑蘇版畫方面，馮德保先生是非常具有先驅性的，他經過了四十余年的收藏與積累，最終成為世界上擁有數量最多題材最完整的姑蘇版畫的私人收藏家。據大家所知，這些十八世紀的姑蘇版畫在中國本土幾乎沒有存留的，而美國機構也只是零星收藏過。馮德保先生是在歐洲及日本的私人收藏、家族收藏、莊園古堡、拍賣行中發現并購入這些單張版畫的，他開始收藏時，根本沒有學者研究姑蘇版畫，它們不被重視。馮德保先生畢生致力于尋找、研究并解釋版畫，并與全世界的研究人員及學者分享他的發現，這也逐漸引起了策展人與專家們的關注。

至于收藏趣事，我記得馮先生曾告訴我，他在一只瑞典海員使用的木箱的蓋子里發現了一張姑蘇版畫。此畫可能由海員在中國購得，并將畫貼在隨身的箱蓋上，隨著箱子漂洋過海，最終到了瑞典。為了得到這幅版畫，馮先生買下了那只木箱！

《姑蘇文人- 棋》，107x57cm，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愷蒂：這批藏品許多尺寸很大，差不多有100×50厘米。大部分都是彩色的，一些采用了套色木刻印刷的工藝，另一些是黑白墨色印出之后，經手工上色彩繪而成。題材也是各種各樣，非常豐富。是不是可以說馮先生的收藏非常全面？

史明理：馮德保先生的收藏囊括了十八世紀套色版畫的各種類型、形式與題材，使克利夫蘭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得以向公眾全方位地展示這一藝術門類。許多版畫仿效更為昂貴的繪畫的形式與技法，例如畫上附有題詩和落款。這批版畫的題材各種各樣，包括古器、建筑景觀、園林、城市風景、山水名勝、名媛仕女、花鳥、游戲、以及戲曲、小說故事和詩歌插圖。盡管版畫可以大量印制，但因其價格較低，一旦褪色或破損，往往就被棄置，所以存世的版畫數量很小。這一批藏品中有些尺寸很大，有些裝裱成掛軸。而丁氏工作坊的花鳥版畫差不多是冊頁的大少，其中一些是現存孤品，例如克利夫蘭博物館的《姑蘇美人--夏日亭畔母子圖》，就是唯一存世的例子。

《姑蘇美人-夏日亭畔母子圖》，107x57cm，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愷蒂：這些版畫在當年很流行，制作數量肯定不少，但在中國本土幾乎沒有留存，這難以讓人理解。您認為原因是什么？

史明理：據我們所知，蘇州版畫并不是外銷品，它們當年的受眾對象主要是江南城市富裕的市民家庭。版畫是消耗品，人們購買之后，會把它們貼在或掛在墻上，或作為成套禮物送人，或作為紀念品購入。前面我說過，因為它們是批量制作的，而且價格低廉，所以一旦褪色或損壞，就會被棄置或更換。在中國，向來沒有收藏版畫、將其視為藝術品的傳統，這可能是十八世紀姑蘇版畫沒有在本土得以留存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們不完全清楚歐洲與日本的旅行者及商人們是如何獲得這些版畫的。不過，這些版畫在歐洲城堡和宮殿中，作為墻飾而得以留存，這是事實，證明它們確實進入了歐洲，只是我們不清楚它們是通過什么渠道流入海外市場的。還有一些被日本人收藏、保存甚至摹仿，對日本版畫有過很大的影響。

《姑蘇文人- 書》，107x57cm，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愷蒂：這些版畫還有非常特別的一點，就是大量使用了歐洲繪畫的視覺技法，采用交點透視法和排線法來表現光影與體積。歐洲繪畫早在幾個世紀前已傳入中國，但其影響主要局限于在宮廷。是不是可以說，隨著姑蘇版畫的興起，西方繪畫的技法也得以被中上層的市民家庭欣賞，可以說當時的視覺文化非常國際化。

史明理：蘇州及其工坊的工匠們與北京的官員和宮廷畫師，以及傳教士和基督徒有著密切的聯系與交流。耶穌會士或其他外國人也常常會把新的潮流與新奇的事物介紹到北京的宮廷，這些會很快傳出，被南方版畫制作者采納并使用。

這些藝術上的新技法包括源自歐洲銅版畫的排線陰影技法，還有交點透視法，我們可以在人物、建筑、山水和城市景觀中看到這種表現。十八世紀的蘇州不僅在都市時尚方面引領潮流，也在工藝上成為風向標，從而使這些新技法傳播到整個中國。

愷蒂：姑蘇版畫的傳統是否延續到十九二十世紀？

史明理：十九世紀的中國依然充滿創造力，但鴉片戰爭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以及人們對奢侈品消費的需求，特別是在江南港口城市，例如鎮江、南京、上海和寧波等地，版畫工作坊也受到了很大打擊。隨后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更是摧毀了整個東南地區，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們對消費與商業的需求驟減。二十世紀時，印刷業再次興盛，尤其在上海和北京地區，也開啟了中國版畫史的新篇章。

《姑蘇文人- 畫》，107x57cm，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關于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與木版教育信托

愷蒂：您能介紹一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以及它所收藏的中國藝術品嗎？

史明理：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以其館藏的品質和百科全書式的廣度而著稱，涵蓋六千年的藝術成就。博物館是國際展覽、學術與表演藝術的重要平臺，也是數字創新的領軍機構。作為美國頂尖的綜合藝術博物館之一，它始終向所有公眾免費開放，宗旨是“永遠造福所有人”。博物館成立于1913年，1916年正式開放，其建立得益于克利夫蘭實業家 Hinman B. Hurlbut、John Huntington 和 Horace Kelley 的遺贈，他們專門捐資建館；此外還有 Jeptha H. Wade II，他捐獻了 Wade 公園作為館址。

1958 年出現了三個重要里程碑：博物館的大規模擴建使館舍面積翻倍；當年還收到 Leonard Hanna Jr. 的巨額遺贈，為推動國內外藝術收藏提供了資金；同時李雪曼（Sherman E. Lee） 成為博物館第三任館長，他以長期任期和對亞洲收藏的發展而聞名，使該館的亞洲藝術躋身美國最佳之列。如今，博物館的中國收藏在佛教雕塑、古代書畫、瓷器與紡織品方面尤為突出。

愷蒂：姑蘇版畫有許多對繪畫的模仿，但又不同于繪畫，它們的敘事性、人物建筑的細節等都很出色，無疑會給中國繪畫的研究和收藏帶來新的視角，收藏這批版畫，可以說是對繪畫收藏的很大補充吧？

史明理：是的，這批版畫進入館藏，讓克利夫蘭博物館躋身于全球蘇州版畫研究的首選機構之一。這些新入藏的版畫與繪畫關系密切，常常模仿繪畫，將為我們的杰出中國繪畫收藏帶來新的啟示、新的關注和更全面的理解。此外，這批作品使博物館能夠展示中國在印刷術上的發明——遠早于德國古騰堡的活字印刷術。此次收購還突出了中國在彩色印刷方面的發展，印刷和彩色印刷這兩大發明對全球歷史都具有重大意義。

丁亮先制《喜鵲》， 37.6x27.6cm，大都市藝術博物館藏

愷蒂：您能否介紹一下這批作品的展出與出版計劃。

史明理：博物館計劃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5月舉辦展覽“版畫革命：1630s–1960s 的中國印象”（Print Revolutions. Chinese impressions, 1630s-1960s）（暫定名），展覽將橫跨三個展廳，展出六十余幅版畫，并打算舉行一次國際會議。展覽還將與2027年4月舉行的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版畫博覽會同月進行。該博覽會由1919年成立的克利夫蘭版畫協會主辦，每年在博物館寬敞的中庭舉行，匯集來自美國各地的版畫畫廊。此外，博物館還計劃邀請馮先生舉行公開講座。這次展覽不僅將慶祝博物館的新收藏，還將紀念馮德保在倫敦成立的歐洲木版基金會（現為木版教育信托），恰好三十周年。

愷蒂：對，1997年，馮先生和博林德女士一起創立了木版基金會，完全是出于對于中國木刻版畫的鐘愛。1997-2003年之間，他們十七次前往中國，走訪各大美術學院，結識了無數位中國版畫藝術家，收藏了六千多幅1940年之后的現當代木刻版畫作品，邀請六十位中國版畫家創作了一套原作集，并在大英圖書館舉辦了版畫大展，這些都是大手筆的里程碑式的舉動。2009年，基金會改名為木版教育信托，仍然一直活躍于版畫領域，我們的現當代版畫收藏向世界各地的公眾及研究人員開放，我們與大小博物館合作舉辦展覽，參加各種藝術博覽會，我們還設立了木版獎，為年輕一代的版畫家提供走向世界的平臺，我們也一直得到您與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支持。這一切，都緣起于馮先生這位了不起的收藏家。

史明理：馮先生具有收藏家的好奇心與直覺，他也是這一領域的專家，他很有耐心、很執著，而且，他擁有精湛的商業意識。這些特點加在一起，就讓他擁有了最重要的中國版畫的私人收藏。此外，馮先生是亞洲文化的大家，他知識淵博，與全球的學者和業內的人士有著友好的關系，他非常慷慨地分享他的熱情和發現，共同推動學術研究。

馮先生最初是一位善本書商，后來涉足中國古籍與版畫收藏，并創立了木板教育信托這一機構，推動中國版畫的研究與發展。令人贊嘆的是，馮先生為中國的版畫創造了一個國際市場。如果沒有他，這些版畫可能仍在書商及拍賣行中流轉，無法獲得應有的關注。版畫可以向人們傳遞視覺文化的重要信息，展示藝術家們的創造力以及中國文化輝煌的歷史。

《歐洲馮氏藏中國姑蘇版畫》，文物出版社

愷蒂：最后，我想引用馮德保先生對此次購藏的感言。馮先生在郵件中寫道：“雖然與多年來一直伴隨我的藏品分手讓我有些不舍，但我的收藏能夠找到如此杰出的兩家永久歸屬地，我深感欣慰與自豪。我相信，今后能有更多的公眾和學者得以欣賞、研究這些作品。這二百二十幅版畫是《歐洲馮氏藏中國姑蘇版畫》中收入的全部作品。該書由我與翁連溪先生合著，近期將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因為此書編寫計劃已經有幾年時間，所以這批版畫的收藏也有個截止日期。在這幾年中，我依然繼續收藏姑蘇版畫，不斷有很多優秀的作品進入市場，目前我已經積累了一百八十多張，同樣精美無比，各類作品齊全，質量上乘。我正在進行編目，撰寫研究文章。等到恰當時刻，我也希望能有其他博物館機構，成為他們的永久之家。這批版畫我是不打算拆散，如果有中國的博物館或機構擁有前瞻及睿智的眼光，仿效克利夫蘭及大都會的先例，收藏這批版畫，與他們鼎足而立，這將是我最大的心愿。現在已經有一些中國私人藏家開始關注姑蘇版畫的收藏，但在公眾機構中，姑蘇版畫依然極為罕見。姑蘇版畫終究是應該屬于中國的。”

（本文原標題為《美國兩大藝術博物館收藏十八世紀姑蘇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