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評《重寫靈魂》｜記憶政治的誕生：心理學在治愈我們，還是定義我們？

《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加]伊恩·哈金著，鄒翔、王毅恒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69頁，109.00元

比塞特醫院的幽靈

歷史的吊詭往往隱藏在地名深處。我曾經長居于巴黎南郊的克里姆林-比塞特（Le Kremlin-Bicêtre），當時只覺得這個復合地名頗為別致，卻從未追究其來歷。直到讀罷加拿大哲學家伊恩·哈金的《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我才意識到這個不起眼的小鎮原來是知識考古學的核心現場之一。“Bicêtre”源自中世紀溫徹斯特（Winchester）主教興建的城堡，后改為醫院；“Kremlin”之名則來自1812年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后、幸存法軍頻繁光顧的一間小酒館。兩段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記憶被壓縮、封存在一個地名中并沿用至今，這正是“記憶層疊”的生動寫照。

比塞特醫院

比塞特醫院（H?pital Bicêtre）承載著法國精神醫學的發展史——從十七世紀路易十四時期關押瘋人的收容所，到十八世紀菲利普·皮內爾（Philippe Pinel）解除精神病人鐐銬的人道主義革命，再到十九世紀末成為神經學研究的前沿陣地。1883至1885年期間，路易·維韋（Louis Vivet）就是在這里被診斷為歷史上第一個擁有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的病例。神經學權威讓-馬丁·沙爾科（Jean-Martin Charcot）的學生朱爾·瓦贊（Jules Voisin）醫生，記錄了他監護下的維韋的奇特癥狀：這名二十歲的男子在“第一狀態”下脾氣暴躁、有攻擊性；在“第二狀態”下，他性格溫順、極為虔誠，但腰部以下全部癱瘓。隨后，研究者報告維韋存在至少六種，多達十種不同的人格，每種人格伴隨著截然不同的身體能力、記憶、性格和行為模式。患者人格之間的轉換可以通過催眠、觸摸特定身體部位或使用不同金屬來誘發。

路易·維韋

就在同一時期，沙爾科的另一名學生——顯然是將來最著名的一位——年輕的弗洛伊德正在巴黎，忙于將老師的著作翻譯成德語。彼時，沙爾科在薩爾佩特里埃醫院（Salpêtrière）定期舉辦的“星期二講座”（Le?ons du mardi）已成為整個巴黎知識界的盛事，吸引了大量社會名流、藝術家、作家（如左拉和莫泊桑）、記者和政客參與，弗洛伊德也在其中。通過高度戲劇化的臨床教學展示，沙爾科得以向同行和公眾推廣神經病理學的前沿研究，同時也樹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多重人格無疑為這類活動提供了絕佳的素材：它既神秘得足以吸引社會關注，又足夠“病理化”以證明醫學干預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早期的誘惑理論（Seduction Theory），以及后來對“壓抑”和“無意識”的建構，很難說與這一時期的人格分裂研究毫無瓜葛。

哈金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歷史交匯點的深刻涵義。他意識到，從此刻開始，關于靈魂、自我和痛苦的道德與形而上學爭論，開始轉化為一套關于記憶和遺忘的、“客觀”的科學知識體系。這種話語轉換的革命性在于重新定義現代人理解自我的基本框架。哈金由此展開的思想之旅，揭示了我們今天用于討論人性和應對創傷的話語體系，是如何在一個多世紀前被塑造、爭奪和發明的。

從靈魂到記憶的變革

《重寫靈魂》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精神病學史。哈金的核心論旨是：十九世紀末興起的“諸記憶科學”（Sciences of Memory）并非簡單地“發現”了記憶的客觀事實，而是創造了一整套新的詞匯、概念和實踐，目的是取代傳統的“靈魂”觀念，從而將人的內在世界全面納入科學知識與權力治理的范疇。從此，靈魂不再是神學或形而上學的專屬領地，它被“重寫”為一系列關于記憶功能的、可被觀察、測量和治療的科學對象。在哈金看來，這種轉變絕非偶然，而是一場深刻的知識型變革（epistemic transformation）的后果，它重構了人類理解自身精神生活的方式。

為了論證這一點，哈金細致追溯了“多重人格”這一診斷類別的歷史流變。他以十九世紀末法國的經典案例費莉達·X（Félida X）為起點，講述了“人格的雙重化”（doubling of the personality）如何在癔癥和催眠術的溫床中誕生，并追蹤其如何漂洋過海，在美國演變為“多重人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在里程碑式的案例“西碧爾”（Sybil，她擁有十六個分身，其中還包括兩個異性人格，其故事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女性主義運動和“童年創傷”等敘事的共同推動下，這一原本罕見的醫學奇觀爆發為一場席卷北美的“流行病”。最終，在1994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將其更名為“分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目的是將該類別“再科學化”和“去戲劇化”。哈金指出，這一系列變遷伴隨著知識框架、治療實踐、法律責任乃至社會價值的深度重組，歷史的非連續性證明了現代精神醫學分類的社會建構性。

有十六個分身的“西碧爾”

作為哲學家的哈金擅長理論思考，例如貫穿全書的“人類類別的循環效應”（looping effect of human kinds）。這是指人的科學中的類別并非簡單描繪獨立存在的現實，因為這些類別本身會與被分類的人群產生互動。例如，當“多重人格”這一標簽被創造出來，它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被理解的表達內心痛苦的方式。這一循環效應的具體過程可以被拆解如下：

首先，專家基于特定的理論框架和臨床觀察，“發明”或定義了一個新的類別；

其次，這個類別通過專業期刊、媒體報道等途徑被傳播，為公眾所知；

接著，一些承受著難以名狀痛苦的個體在接觸到這個類別后，開始用它來理解、組織和敘述自己的經驗，他們的行為和自我感受也隨之向這個類別的“典型癥狀”靠攏；

然后，專家們再反過來觀察這些符合分類的個體，進一步完善和證實他們的診斷標準；

最終，制度將該類別固化下來，使其成為不容置疑的社會事實。

全書最引人注目的概念當屬“記憶政治”（memoro-politics）。在哈金看來，這是繼福柯的“解剖政治”（anatomo-politics，針對身體）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針對人口）之后，針對主體的第三個權力極點。他認為，二十世紀末關于記憶的激烈爭論——尤其是“恢復性記憶”（Recovered Memory）與“虛假記憶綜合征”（False Memory Syndrome）——本質上是不同社會群體圍繞權力、道德和“真相”展開的政治斗爭：一方是女性主義者和治療師，他們將恢復童年創傷記憶視為對父權制暴力的揭露，以及對幸存者的賦權；另一方則是“虛假記憶綜合征基金會”所代表的、被指控的家庭成員和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他們譴責這是一種由治療師誘導、破壞家庭的“現代巫術”。這場論戰的焦點在于記憶的可塑性。哈金準確地指出，爭論遠不止于科學事實的真偽，而是關系到法律訴訟的成敗、家庭關系的存續、治療師的職業合法性，以及女性主義運動的道德根基。

哈金揭示了這場“記憶戰爭”的深層條件：無論是聲稱記憶可以被恢復的治療師，還是強調記憶容易被篡改的心理學家，都接受了一個共同的前提，即記憶是通往真相的路徑，是可以被科學研究和法律認定的客觀對象。這種共識體現了十九世紀以來諸記憶科學的巨大成功：記憶從私人經驗轉移到了公共領域，成為專家知識和制度權力可以合法介入的對象。與此同時，記憶也成為了社會控制的工具，其真假判斷不再由個體自己做出，而是需要訴諸專家權威和科學證據。

哈金對現代記憶的兩大趨向——科學化和敘事化——的剖析尤為精彩。十九世紀以來，記憶科學化的主要路線包括解剖學（以布羅卡對大腦功能定位的研究為標志）、統計學（以埃賓豪斯的實驗心理學為標志）和心理動力學（以里博的記憶實證研究為標志）。但另一方面，記憶與“講故事”（storytelling）密不可分。因為記憶并非簡單地模仿或再現我們早期的經歷，而是通過填補當下的空白和掩蓋異常，使敘事保持連貫性。這兩種趨向看似對立，實際上有著共同的根源：它們都是對傳統靈魂概念的世俗化替代。科學的記憶研究試圖用客觀的、可測量的數據來解釋主觀性；敘事的記憶理論則試圖用故事的形式來重新捕獲靈魂的豐富性。在此意義上，普魯斯特的名著《追憶似水年華》可以被視為對第一波法國科學主義記憶政治的人文主義回應。

思想路徑與理論邊界

《重寫靈魂》是哈金長期學術關懷的結晶。在另一部重要著作《瘋狂旅行者》（Mad Travelers）中，他考察了“神游癥”（fugue）的興衰。這種無法控制的、伴有遺忘的漫游沖動曾經在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短暫流行，并擁有一套完整的醫學解釋，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便銷聲匿跡。哈金認為，神游癥的出現需要特定的“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包括發達的鐵路網絡、對流浪者的社會恐慌、國家對人口流動的監控需求（如身份證明文件的普及），以及新興的神經病學權威，等等。一旦生態位消失，這種疾病也就隨之消亡。那么，多重人格的生態位是什么？在二十世紀后期的北美社會中，鼓勵自我表達和自我探索的治療文化、女性主義運動對“說出你的創傷”的政治倡導、媒體對奇觀化案例的追捧，以及法律體系開始承認基于恢復性記憶的訴訟等，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多重人格的土壤。兩個案例充分展示了精神疾病的存在與歷史條件和社會網絡密不可分。

哈金著《瘋狂旅行者》

將神游癥與多重人格并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百年來歐洲與北美的社會變遷和知識圖景。它們如同硬幣的兩面，折射出現代性危機的不同表達：神游癥幾乎是男性的專利——這些城市中的職業男性在某個瞬間拋下一切，開始橫跨歐洲的無意識漫游，他們的身體在公共空間中自由穿行，卻對整個過程毫無記憶；多重人格則成為女性的領地，十分之九的患者都是女性，她們的身體被禁錮在私人空間中，只能通過內在人格的分裂來獲得某種心理上的流動性。這種性別分布精確地反映了傳統的空間分配：男性擁有外部世界的行動權，女性則被限制在內在世界中，她們的反抗也只能是向內的。實際上，我們可以將它們看作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名字，正如哈金所說，“男性的多重人格患者在哪？……一個簡單的答案——他們人在旅途”。

神游癥與多重人格都是典型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癥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爆發，承載著一個時代的集體焦慮。十九世紀末的神游癥伴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和旅游業的興起，體現了工業社會對傳統地域束縛的突破，也暴露了現代人在急劇變化的世界中失去方向感的困境。二十世紀末北美多重人格的流行則與女性主義運動、兒童權利保護和創傷心理學的興起密切相關，折射出后現代社會中的身份認同危機。

更進一步地，神游癥與多重人格的出現，都與記憶被“科學化”的過程密不可分。神游癥是實證科學的理想研究對象。患者主觀上聲稱記憶完全喪失，這就為醫生、警察和法官等權威角色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舞臺。他們可以通過搜集客觀證據——比如車票、旅店賬單和目擊者證詞——來重建患者的真實軌跡，從而確立凌駕于個人主觀體驗之上的科學真理。相比之下，多重人格的記憶重建發生在精神病院和診所的封閉空間內。它不再是外部證據的拼湊，而是通過催眠等技術對主體內在世界的干預和挖掘。在這個過程中，患者與治療師之間形成了復雜的互動，記憶的恢復帶有強烈的表演性，患者在治療師的引導下學會如何呈現不同的人格和相應的創傷記憶。兩者的差異反映了記憶科學化的兩種路徑：前者通過物質痕跡的客觀重構來彌補記憶的空白，后者則通過主觀體驗的戲劇化表達來填補裂隙。

哈金的思想與福柯有著顯而易見的親緣關系。他繼承了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方法，追問話語、權力和身體如何塑造現代主體。然而，哈金也自覺地與福柯保持距離。如果說福柯的權力分析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描繪一個巨大、匿名的權力—知識網絡，哈金則更關注“自下而上”的維度，賦予個體更多的能動性（agency）。他讓我們看到，科學分類不僅僅是規訓，也是個體用以理解自我、表達痛苦，甚至反抗命運的資源。人們會主動地借用、協商甚至改造這些標簽，來重塑自己的身份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哈金不僅是福柯思想的延伸，也與拉圖爾（Bruno Latour）遙相呼應。哈金用以解釋疾病興衰的“生態位”，實際上就是一個由異質性元素構成的行動者網絡。無論是神游癥還是多重人格，它們的實在性都不是源于某種生物學本質，而是由基礎設施、報紙媒體、醫學權威、法律判決、患者自述等人類與非人行動者組成的網絡所支撐。一旦網絡中的某個關鍵節點（如鐵路旅行的新鮮感、媒體或公眾的獵奇、主流科學研究范式）發生變化，整個網絡就會松動，“疾病”也就隨之衰退。

福柯《知識考古學》初版本

《重寫靈魂》自問世以來，在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及精神病理學等多個領域激起了廣泛回響。評論界普遍贊譽此書的博學、智識上的原創性及其處理復雜議題時的審慎態度。然而，學者也針對其歷史解釋、文化分析等問題展開了商榷與批判。有研究者指出，哈金過度聚焦于十九世紀末法國的精神醫學史，卻對二十世紀的歷史創傷——特別是大屠殺——保持著令人驚訝的沉默。這種遺漏反映了某種研究視角上的局限。如果我們把創傷記憶僅僅理解為精神醫學概念的演進史，就有可能忽略真實的歷史災難如何從根本上重塑了西方的創傷觀念。

哈金的分析或許還存在另一重局限。有人類學家指出，哈金對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他沒有深入探討法國天主教傳統中關于靈魂與肉體二元性的獨特理解，或啟蒙運動對理性主體的特殊建構。更為關鍵的是，哈金忽視了不同文化中關于人格的多樣化理解。在許多非西方文化中，人格的多重性和流動性被視為常態而非病態，例如靈魂可以暫時離開身體，個體可以被祖先或神靈附體，這些都指向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自我觀念。如果將視野擴展到這些文化傳統，我們不難發現，多重人格在西方的流行和衰退恰恰暴露了特殊文化建構的內在脆弱性。

在今日重讀哈金

最后，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在原著出版三十年后，為什么還要談論、譯介這部作品？我們正處于一個心理學話語空前繁榮的時代：從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原生家庭”討論，到職場中流行的MBTI人格測試；從“內卷”“躺平”等集體癥候，再到“抑郁”“焦慮”等日常詞匯，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關于內心世界的深刻變革。哈金提供了批判看待這場變革的武器。

MBTI人格測試

當代中國的心理學熱潮發生在一個獨特的歷史時刻：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與個體化進程激烈碰撞，代際創傷的記憶與遺忘相互糾纏，現代性的承諾與現實的落差日益明顯。在這樣的語境中，年輕一代用新的方式解釋自己與父母、戀人、朋友、同事的關系，嘗試重新定義什么是“正常”的情感表達，想象什么樣的生活值得過。然而，正如哈金所警示的那樣，這種“科學+敘事”的自我理解模式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既解放了我們，也可能束縛我們。當復雜的人生經歷被歸因為“原生家庭創傷”，個體的掙扎被簡化為某種特定的“人格類型”，我們在獲得一種解釋的確定感時，是否也放棄了理解歷史、社會以及人性幽深之處的其他可能？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記憶的政治性。在身份政治盛行的時代，哈金的分析有了新的現實意義。身份政治往往基于對歷史上的不公正的集體記憶：女性對父權制壓迫的記憶、少數族裔對種族主義的記憶、性少數群體對歧視的記憶，等等。這些記憶為相應的身份認同提供了道德正當性和政治動員力。哈金的研究揭示了身份政治與記憶政治之間的關聯。身份政治之所以以記憶為核心，不僅是因為歷史，更是因為現代人將記憶作為自我的基礎：我們是誰取決于我們記得什么，我們記得什么反過來決定了我們應該成為誰。這一循環論證構成當代身份政治的認識論閉環。最終，記憶的政治不僅關乎言說，更關乎遺忘，以及守護或打破哪些秘密。

古希臘德爾菲神廟的入口處鐫刻著那句永恒的箴言：“認識你自己。”這句話確立了西方人兩千年來的崇高理想：通過理性和內省，發現一個內在的、真實的、不變的本質自我。在今天，對自我的探尋不再是一場純粹的思辨之旅，而是充滿了權力、話語和歷史偶然性的博弈。首要的責任或許不再是“認識你自己”，而是“記得你自己”——不僅要記得那些構成我們生命的經歷，更是要審慎地記得我們如何講述這些經歷，使用誰的語言來記憶，以及這種記憶將我們塑造成何種樣貌的人。哈金的工作提醒我們，在一個專家知識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時代，保持對這些知識形式的批判性反思不僅是學術責任，更是智識義務。只有通過歷史化的視角來理解當前的概念框架，才能掙脫其無形的束縛，進而想象和創造出其他的可能。

將哈金的洞見帶給中文讀者，本書的翻譯功不可沒，盡管在細節上留有遺憾，例如英文注釋未作翻譯、個別語句略顯生澀、字詞需要推敲等，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把握其思想的精髓。畢竟，一部杰作的價值總能超越其載體乃至時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