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達特茅斯拒絕抵抗引發爭議；亞當·普沃斯基談美國民主之秋

達特茅斯拒絕加入常春藤抵抗引發爭議

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宮，開始第二任期以來，就將美國高等教育界視作主要“戰場”。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國土安全”，“反猶主義”等名義，向以哈佛大學為首的美國精英學府實施監管與干預。哈佛大學與特朗普政府的沖突迅速升級，一場圍繞學術自由與國家權力的激烈沖突驟然爆發。同樣在4月，美國學院與大學協會發布一份重磅聲明，批評特朗普政府實施“危及美國高等教育的史無前例越權行為”，抵制政府通過財政手段脅迫高等教育機構的做法。包括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布朗大學在內的美國上百所高校及學術組織負責人聯合簽署了這項聲明。

達特茅斯學院

然而，在一眾抗議特朗普的常春藤大學中，有一所大學卻因拒絕加入高等教育界的抵制行動而備受矚目，它也因此避免了特朗普政府的直接制裁。達特茅斯學院拒絕與六百多所其他學術機構（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共同在一封聲援哈佛大學的聯署信上簽名。達特茅斯校長茜恩·貝洛克聲稱，自己不認為學校的立場是一種退卻，她相信達特茅斯的做法是在“拯救大學的理念”。

“紐約客”作者羅布·沃爾夫在題為《達特茅斯如何成為常春藤的“瑞士”》的報道中寫道，貝洛克最近在達特茅斯推行了一項名為“制度克制”（institutional restraint）的政策。該政策要求高層管理人員僅在“極少數情況下”代表學校發聲，以保持觀點的多元性。她的理念贏得了言論自由倡導者、保守派媒體以及特朗普政府成員的贊賞，同時也招致學術界領導者們的強烈譴責，他們深信大學必須團結一致對抗特朗普。耶魯大學長期任教的管理學教授、最初組織聯署聲援哈佛的杰弗里·索嫩菲爾德（Jeffrey Sonnenfeld）指出：“（貝洛克的做法）是怯懦、虛偽和幼稚的。這正是特朗普的經典戰術：分而治之。”

然而，在貝洛克上任初期，她曾鼓勵創建“勇敢空間”（brave spaces），而非“安全空間”（safe spaces），讓多元觀點能夠繁榮共存。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猶太研究系和中東研究系的教師聯合舉辦了“達特茅斯對話”系列活動。數百名學生參加，在活動中傾訴痛苦與憤怒，研究沖突的深層原因。然而在2023年10月，以色列對加沙的入侵開始后，兩名學生在貝洛克辦公室外的草坪上扎營，要求學校滿足他們的一系列書面訴求，包括撤資以抵制以色列的種族隔離體系，學生們在書面文件中寫道：如果學校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將“升級并采取進一步行動”，包括“身體行動”，校方將此解讀為暴力威脅。最終，警方以非法侵入為由逮捕了這兩名學生，并拆除了他們的帳篷。后來學生澄清稱，所謂“身體行動”指的是更多的示威活動。盡管發生了逮捕事件，達特茅斯還是獲得了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教育部長米格爾·卡多納（Miguel Cardona）的認可，多方認為該校能圍繞戰爭議題展開建設性對話。

然而，“勇敢空間”并非貝洛克原創，達特茅斯長期管理人員克里斯蒂·克萊門斯與教育者布萊恩·阿拉奧最初提出這一概念，并非為了批判“安全空間”，而是希望幫助學生就社會正義展開對話，但貝洛克對該概念的運用方向略有不同。也有批評聲音認為，目前這些討論并未觸及到問題的實質，而是套用政策和流程的話術。例如主持討論的校友杰拉爾德·休斯表示，達特茅斯正在恢復言論自由文化：“必須要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和方式限制，而我認為完全可以在此框架下為適當的言論和抗議留出充分空間?！?nbsp;

隨著時間來到2024年，達特茅斯的情況逐漸變得緊張，貝洛克的辦公樓內開始出現安保人員。據歷史學教授安妮莉絲·奧萊克表示，當時有一種觀點，將學生視作潛在的威脅，而這在達特茅斯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2024年5月的一場警方與抗議者的沖突事件標志著轉變的開始。5月1日，工會和其他校園團體在學院草坪上舉行了一場集會。幾百名學生、教職員工聚集在一起，聲援罷工的研究生工人和巴勒斯坦人，但有消息傳出，一小部分人計劃稍后搭建加沙營地。隨后，地方警察和州警，包括身穿防暴裝備的特勤人員，開始逮捕抗議者。共計89名學生、教授和社區成員被捕，其中也包括奧萊克教授。

第二天早晨，貝洛克在發給達特茅斯社區的電子郵件中解釋說，警察曾向抗議者多次發出警告：若搭建營地將違反學校政策，之后才決定介入。她寫道：“昨晚，有些人對自己的信念抱有如此強烈的執著，以至于愿意面對紀律處分和逮捕。這樣的行為里確實有勇氣，但選擇以這種方式參與，就意味著不僅要認識到，而且要接受行為會帶來后果?！?幾天后，隨著奧萊克被捕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貝洛克發表了一份道歉聲明，稱報警是防止暴力和分裂的必要措施，并重申了她此前關于避免校園內反猶主義的表態。幾周后，達特茅斯歷史上首次出現教職員投票譴責在任校長的情況。

今年4月，貝洛克拒絕簽署聲明后，真正的矛盾爆發了。她在發給全校的電子郵件中寫道：“我理解，有人認為在此刻任何形式的自省，任何不等同于全力開戰的舉動都等同于投降。但我不同意?！?一小部分精英學校（包括斯坦福、范德堡、萊斯和芝加哥大學）也拒絕簽署，但媒體對達特茅斯立場的突出報道，使得越來越多人認為它正如一名校友所稱，是一所“親特朗普的學院”。

就在那段時間，貝洛克會見了她稱之為“達特茅斯黨團”的國會校友，以及特朗普政府官員。新任助理司法部長（負責民權事務）的哈米特·迪倫（Harmeet Dhillon）在會后在 X 上發帖稱：“得知達特茅斯（我的母校）多年后終于做對了，我深受感動。向達特茅斯致敬！我聽說猶太學生申請人數大幅增加！” 如今迪倫正在調查大多數常春藤盟校的反猶主義問題，但唯獨沒有調查達特茅斯。達特茅斯也避免了哈佛所面臨的禁止招收國際學生和取消免稅地位的威脅，成為常春藤里除耶魯外唯一沒有遭受針對性資金攻擊的學校。

貝洛克對特朗普政府的態度在校園內部引發分歧，已有超過2500名達特茅斯校友簽署請愿書，呼吁她“加入越來越多抵制行動的高校行列”。1988屆校友、校友聯名信發起人羅伯塔·米爾斯坦表示，貝洛克的立場“對特朗普政府是暗示性的示意”。但另一位同屆校友杰拉爾德·休斯則發起請愿，將貝洛克描述為采取“謹慎而審慎的方法”的“言論自由領袖”。這份請愿獲得了500多名校友、教職工和學生的簽名。

部分達特茅斯社區的成員對學校被視作代表中立的瑞士欣然接受，另一部分則對此表示懷疑。美國勞工部前部長、達特茅斯校友羅伯特·賴希發布了題為《本周的“內維爾·張伯倫獎”頒給茜恩·貝洛克。她是誰？》的文章，文中他斷言達特茅斯不是瑞士，而是英國。貝洛克的“獎項”指的是張伯倫二戰前的綏靖政策，該政策允許納粹德國在未受制裁的情況下擴張領土。賴希寫道：“就在戰爭爆發前，英國試圖安撫暴君。世界痛苦地學到了一個教訓：暴君無法被安撫。暴君將綏靖視為軟弱，總想得到更多?！?/p>

但也有不同聲音認為，達特茅斯的做法可能是當下的最優解：政府學教授威廉·沃爾福斯在給《達特茅斯》的聲明中表示，他“強烈”贊同貝洛克的觀點，即“對我們這樣的機構來說，‘此刻的自省’并不等同于向特朗普政府最惡劣政策的‘投降’”。沃爾福斯寫道：“《紐約客》的羅布·沃爾夫稱我們為常春藤的瑞士。這不一定是批評。正如我戰略研討課的一名學生在今年春天出色的學期論文中展示的，考慮到瑞士的國情，它的大戰略可能是當時最優選擇。”

對此，歷史教授貝莎尼·莫頓表示，學院社區成員若認為可以等到攻擊過去再行動，就是在自欺欺人。她表示：對某些人來說，這像是在以保護性方式孤立自己。我邀請他們仔細看看威權政府對高等教育展開攻擊的案例，沒有任何一所學校能置身事外。

亞當·普沃斯基談美國民主之秋

一陣秋雨一陣涼。由夏入秋，并非體現在日歷上的某個瞬間，而是樹葉一片一片地掉落。美國左翼雜志Dissent的聯合編輯帕特里克·伊伯（Patrick Iber）認為，近年來民主的衰退也以類似的方式發生：不是一下子全部消失，而是緩慢地凋零。

Dissent 2025年秋季號上刊登了伊伯對紐約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比較政治學家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專訪，題為《民主國家是如何分崩離析的》（How Democracies Fall Apart）。訪談主要圍繞政治科學如何能夠以及不能幫助人們理解正在發生的歷史轉型，以及這個時代的危險與機遇。

亞當·普沃斯基

亞當·普沃斯基出生于波蘭，現為紐約大學榮譽教授，是上世紀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民主思想家之一。他著有許多書籍，包括《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紙石頭：選舉社會主義史》（與約翰·D·斯普拉格合著）、《民主與市場：東歐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以及《民主的危機》。今年二月，他開始在Substack上發布公開日記，記錄他對日常事件的思考。

民主倒退的新模式

這位親歷智利阿連德政府倒臺和東歐劇變的政治學家指出，21世紀的民主不再通過突然的政變終結，而是呈現出一種“漸進式倒退”的新模式。政府保持民主外表，卻逐步消除對行政權力的制度約束，確保繼續執政。

對這些步驟的常見標簽是倒退（backsliding），有時也稱為去鞏固（deconsolidation）、侵蝕（erosion）或退化（retrogression）。隨著這一進程的推進，反對派無法贏得選舉或在獲勝后無法就職，既定機構失去約束行政權力的能力，民眾抗議被武力鎮壓。

“這種現象讓政治學家們措手不及?！逼瘴炙够f，“到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幾個行政主官成功壟斷權力并消除其使用的所有制度障礙的例子……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政府享有足夠的民眾支持，能夠通過騷擾反對派、破壞公民社會組織和控制媒體來連續贏得選舉，而無需公然舞弊……在任期內，這些政府控制立法機構，操縱或無視法院，為所欲為，其中一些回應了他們政治基本盤的利益和激情?！?/p>

當前美國的不確定性

普沃斯基說，美國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境況，傳統的政治科學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在美國這樣富裕且有長期和平權力交接傳統的國家會發生特朗普2020年拒絕承認敗選這種事。

面對當前美國政治的不確定性，普沃斯基坦承“我們就是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不知道特朗普是否會舉行可能失利的中期選舉，不知道他是否會接受失敗，也不知道民主黨獲勝后會有什么后果。他認為特朗普現在的行為要么表明他確信會贏，要么說明他根本不在乎選舉后果。

對于未來，普沃斯基勾勒出四種可能：民主黨2028年獲勝并恢復“正常”；共和黨連續獲勝并建立“寡頭壓制性政權”；共和黨拒絕接受失敗或制造事件以宣布緊急狀態；或者特朗普支持率崩盤引發大規模抗議迫使共和黨妥協。

他強調，即使特朗普的政策造成嚴重經濟后果，其選舉影響仍可能微不足道，因為特朗普會將責任歸咎于“外部敵人”。普沃斯基認為2026年中期選舉將是關鍵節點——如果共和黨保持對國會的控制，特朗普的獨裁權力將不受限制。

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局面，他承認傳統政治科學理論已經失效，正如歷史上人們無法預測魏瑪德國或智利的命運一樣，“異?，F象使既定信念陷入混亂，而混亂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

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內在張力

普沃斯基職業生涯的主線一直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關系，他對民主與資本主義內在張力的回答深刻而悲觀，他認為這種張力是結構性的。

他以智利阿連德政府為核心案例來闡述這一矛盾：阿連德按照民主規則當選并試圖按規則執政，但當他推進威脅上層階級特權的改革時，“上層階級轉向軍隊尋求救援”，最終導致了1973年血腥政變。這個案例揭示了一個根本困境：民選政府即使獲得合法性，也依賴資本家的投資決策來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但同時選民又期望政府推進再分配政策——這創造了一個結構性依賴的局面。

西方歷史上，社會民主主義曾通過“階級妥協”暫時緩解了這種張力：工人接受資本主義制度，換取更好的工資、福利和參與權，這在戰后幾十年內實現了相對平等的增長。然而，這種安排在1970年代崩潰，此后再未恢復。社會民主黨人從追求革命轉向改良，再轉向僅僅應對眼前問題，失去了任何超越下次選舉的社會轉型愿景。當政黨失去長期愿景，只是被動應對眼前問題時，其社會基礎就會變得流動不定。

如何處理這種張力？普沃斯基認為自1970年代以來，“左派沒有產生新的愿景”，只是被動地對右派政策做出反應。他引用瑞典社會民主黨領袖布蘭廷1886年的疑問——“即使民意要求廢除上層階級的特權，上層階級是否會尊重民意”——來說明這個問題的持久性。

需要新的民主改革

回答未來怎么辦這個問題時，普沃斯基說：“回答這個問題需要一定程度的樂觀主義，而我無法鼓起這種樂觀?！彼暦Q自己是葛蘭西主義者，他相信一種意識形態要成為主流，必須提供一個未來的愿景，在這個愿景中，統治者的利益與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一致。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未能提供這樣的愿景。除了縮小國家規模之外，很難確定特朗普革命的意識形態藍圖。然而，MAGA的反對派也未能提供替代方案。民主黨建制派顯然在打賭，共和黨人會在他們參加億萬富翁的婚禮派對時為他們提供選舉勝利。民主黨唯一的愿景來自其左翼，而左翼受到主流的嚴厲批評。

普沃斯基說，民主黨領導層認為最好的策略是什么都不做，等待MAGA失敗，這很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就像MAGA一樣，是一種“再次回歸”的意識形態，只是“恢復”，而不是改變產生當前災難的條件。

普沃斯基最后說道，“要恢復民主，就需要改革它。這就是我們需要的工程（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