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內外的星娃們②丨專訪鄒小兵：望不再討論自閉癥孩子“能不能上學”

2025年9月12日，此前在廣東省機械技師學院報到日拒收的兩名自閉癥學生，重新獲得了入讀的機會。

鄒小兵和自閉癥家庭在一起。

著名兒童發育行為專家、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主任醫師鄒小兵參與了此次評估。從醫三十余年，鄒小兵不僅主導制定了國內首個自閉癥動態分類分級管理體系，更因堅持“科學干預+社會包容”的診療理念，被一些患者家長稱為“鄒神”。

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鄒小兵強調，自閉癥是譜系障礙，50%以上患者為輕中度，僅少數存在嚴重行為問題，且往往源于環境誤解與排斥，而非疾病本身。

在鄒小兵診斷確診的自閉癥孩子中，有不少人都順利進入到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等海外名校，他也給一些孩子寫過推薦信。而在國內，目前自閉癥高等教育資源幾乎是空白，家長因“病恥感”常隱瞞病情，導致實際自閉癥大學生數量被低估。

他認為，國內社會對自閉癥的認知仍停留在“破壞性行為”“無法融入集體”的刻板印象，而國際主流教育已證明——輕中度自閉癥學生完全能在支持性環境中完成學業，甚至以獨特視角為校園貢獻價值。

鄒小兵說，希望通過廣東省機械技師學院的這次事件，讓更多孩子能夠進入高等教育，“讓我們不再討論‘能不能上學’，而是探討‘如何上好學’。”

鄒小兵   本文圖片均為 受訪者 供圖

被勸退反映社會認知片面

澎湃新聞：我們了解到您近期參與了兩名自閉癥學生的入學評估，能否介紹一下當時的基本情況？

鄒小兵：通過溝通，我們了解到這兩個孩子生活完全自理，能自由安全出行，平時都是自己上下學。他們也具備一定的學習能力和基本的社交能力。雖然他們從小被診斷為自閉癥，但家庭給予了充分的關愛和支持，使他們在成長中達到了相當不錯的功能水平。

我們一致的評估結論是，這兩個孩子屬于自閉癥，但擁有足夠能力在一定的支持與理解下平穩完成大學學業。

當然，我們也提出，他們在深度交流或沖突應對上可能存在困難，需要學校提供一定的理解、支持和保護，避免他們因同學的歧視、孤立甚至霸凌而產生情緒問題。在學業上，也建議學校能提供更靈活的課程選擇，根據他們的興趣和特點給予支持。

澎湃新聞：當時孩子或家長有沒有提出住宿方面的擔憂？

鄒小兵：這很有意思。根據我的經驗，很多家長會選擇在校外租房陪讀，因為擔心大學宿舍的復雜環境。但這兩個孩子明確表示愿意和同學一起住。

這其實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說明他們過去的校園經歷總體是正向的，并沒有覺得與人接觸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建議可以先嘗試合宿，如果未來遇到困難再調整。后來有家長告訴我，孩子入住后非常高興。我認為這是好事，學校也可以提前與他們的室友溝通，營造一個關懷、理解和保護的環境。

澎湃新聞：從您的觀察來看，這兩個孩子其實能夠適應學校生活。為什么校方最初會選擇勸退？

鄒小兵：我認為這反映了當前社會，包括部分教育工作者，對自閉癥存在片面和錯誤的認識。在互聯網時代，這種片面的認知被放大了。很多人將自閉癥等同于嚴重的破壞性行為或缺乏學習能力和基本生活自理能力，但事實并非如此。

公眾很容易形成這種刻板印象。我們需要通過科普和媒體宣傳，讓社會了解自閉癥是一個譜系障礙，孩子表現千人千面，不能以偏概全。確實有一部分自閉癥孩子會有滋擾性或攻擊性行為，但這只是少數，而且這些行為往往源于環境中的誤解、排斥和壓力，而非孩子本身可怕。

很多學校擔心，萬一這些孩子真出現了一些預期之外的行為，該怎么辦？這可能也是很多學校寧愿“一刀切”的主要原因。主要理由就是“他會影響別人”。

但事實上，大多數能夠完成初高中學業乃至考上大學的自閉癥孩子，擾亂紀律、影響他人的行為已經非常少了。多數自閉癥孩子是單純、善良的，他們可能顯得固執、直接，或者有一些獨特的交流方式，但并不意味著不能學習或不能適應社會。

澎湃新聞：如果高校提出自閉癥孩子未來入學必須進行像這次這樣的評估，您認為合理嗎？

鄒小兵：我認為不是特別合理。他們只要能夠通過考試，成績達到了入學標準，就應該按照普通孩子的標準錄取。如果錄取后出現相關問題，我們關心的不應該是要不要收，而是我們如何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和完成學業，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

鄒小兵和兩名大齡自閉癥孩子。

國外不少名校都有招收自閉癥青年

澎湃新聞：這次情況比較特殊，是涉及高等教育，據您了解，自閉癥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目前大概是什么情況？

鄒小兵：國內肯定數量較少，且缺乏官方統計。在我的個人觀察中，我診斷過的孩子里，去國外上大學的比例似乎比國內高。他們有去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劍橋、牛津、英國一些音樂學院乃至南加州大學音樂學院的。

國內有一個特殊現象，很多孩子經過早期干預恢復得很好，功能水平高。當他們能“隱藏”在普通人中上大學時，家長通常不愿再公開孩子的自閉癥身份，病恥感依然很強。因此，我認為國內實際上已有不少自閉癥大學生，只是不為人知。

這與國外形成鮮明對比。在一些發達國家，自閉癥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就能獲得國家層面的系統支持，家長敢于向學校坦白情況以獲取幫助。雖然中國在康復補助、醫保報銷和教育經費投入方面也有支持，但許多家長寧愿放棄補助，也不愿孩子被標簽化。

所以，我非常敬佩這次事件中的兩位家長，他們愿意坦誠溝通，和學校共同努力，讓孩子被看見、被接納。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澎湃新聞：目前我國在義務教育階段，有特殊教育學校老師，但高等教育方面的相關資源似乎是空白？

鄒小兵：高等教育階段幾乎是空白。每年都有人建議大量開辦自閉癥特教學校。多辦特教學校是對的，但不能因此就將所有自閉癥孩子都送入特教學校——即使學校數量足夠，我們也不鼓勵這樣做。

國際主流倡導的是“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即讓這些孩子進入普通幼兒園、中小學和大學。這是對孩子最好、對家庭負擔最輕、對國家而言最高效的方式。對重度和部分中度孩子，接受特殊教育是可接受且必要的，但占自閉癥譜系可能50%以上的輕度孩子，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們被隔離到特教學校。

澎湃新聞：國內對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自閉癥群體，有沒有一些相應的研究？

鄒小兵：沒有做研究，也沒有統計數據。但是我個人知道，我的病人當中有好多上了中國和外國的大學。

其實，從90年代起，首先在澳大利亞，隨后在歐美，出現了“國際神經多樣性運動”。發起人Judy Singer等人本身就是自閉癥人士，他們上了大學，有了工作，甚至成為研究者。他們站出來公開自閉癥身份，表明我并沒有成為你們想象的那種殘疾人。

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坦普·葛蘭汀（Temple Grandin），她的故事還被拍成了電影《自閉歷程》。她在4歲被診斷為自閉癥，當時說她會成為殘疾人，但是她現在成了美國科學院院士。

這些人讓我們現在對自閉癥的認識不再像過去那么片面，打破了過去對自閉癥的單一負面印象——“發生在嬰幼兒時期”“是嚴重的不可治療的終身致殘性的疾病”。當然，這也與診斷標準修訂放松有關。

在中國，也有一些積極的嘗試。例如，一批中國孩子們，他們是自閉癥患者，創建了“青衫Neuro”公眾號。這些孩子大部分是自閉癥或者自閉癥合并的多動癥患者，他們發表了很多文章，來分享經歷，倡導大家改變認知。里面有很多在中國科大、北大等校就讀的學生投稿，雖然很多是匿名，但他們愿意分享自己的成長挫折與被霸凌經歷，并討論如何更好地幫助這個群體。

我們過去討論過很多關于孩子入幼兒園、小學、中學都很困難的問題，現在我們更愿意幫助孩子長大。這次事件，讓孩子們能夠進入高等教育，我們不再討論“能不能上學”，而是探討“如何上好學”。這就是我們的一個進步。

超過50%自閉癥兒童可進入主流教育

澎湃新聞：自閉癥程度可以分成哪幾種？

鄒小兵：我們把自閉癥分成5個級別，第一級是完全可以獨立生活學習和工作需要；第二級是需要一定的支持，也可以完成；第三級需要相當高強度的幫助，可能能夠完成部分學業；第四級經過特殊教育完成義務教育階段，居家或在機構能夠生活自理；第五級完全不能夠生活自理，需要家庭24小時照料。

當自閉癥的發病率達到了1%～2%的水平時，其中有50%及以上都是輕微的。有些自閉癥孩子，行為方面貌似好像有一些不同，但他可能在學業方面也許可以給其他同學提供幫助。

有一個小學的自閉癥小朋友，數學特別好，經常輔導別的同學。當我們關愛他們的時候，他們也會給你帶來幫助，所以和諧是怎么來的？就是我們共同努力創造出來的。

澎湃新聞：您認為，這些年來我們社會對自閉癥的認知和接納度有提升嗎？

鄒小兵：有進步，但速度較慢。國內對自閉癥的認識起步較晚，診斷數量在上升，但特殊教育資源和公眾認知水平與發達國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是懂自閉癥的普通教師和特殊教育老師的資源仍然不夠。但是當自閉癥孩子的數量以當前這樣的速度暴增時，我們不做好準備，繼續用過去的方式去應付，這是不行的，必須充分面對這個事情。

我們要認識到，學校不僅是學習知識的場所，也是學習如何與不同的人相處、學會關懷弱勢群體的地方。接納自閉癥學生，不僅能幫助他們成長，也能讓普通學生學會包容、尊重和同情，這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澎湃新聞：您有提到“輕中度自閉癥主要是教育領域的事情，而非醫療行業的事情”，這句話該如何理解？

鄒小兵：到目前為止，自閉癥的核心癥狀沒有醫學治療手段。盡管市面上有很多聲稱可以治療自閉癥的現代醫學和傳統醫學，但是國際主流意見非常清晰，自閉癥沒有特效的醫學療法。

如果孩子共患癲癇、焦慮、抑郁、睡眠障礙等問題，醫學可以介入。醫生在早期篩查、診斷和科學指導干預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并沒有生物醫學的治療方法。大多數都處在研究階段。

澎湃新聞：您提到自閉癥分5個級別，它不同的標準是可以明確評估的嗎？

鄒小兵：這完全是動態的，首先自閉癥在診斷的時候就有不同的類型，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分類有8種類型，這8種類型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化。如果輕癥的孩子未能及時發現并得到幫助，那么也可能出現嚴重的情緒問題。

因此，廣州市衛健委制定了動態分類分級管理。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在全國推廣的東西。因為現在很多診斷，就只有“自閉癥”三個字，沒有別的。其實機構還需要進一步對他們的類型、功能狀態進行分類，對共患病進行評估，對他們的家庭和相關學校的支持進行評估，這樣才能做出動態分類分級管理。

這些都是有專業評估工具和方法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也得到了認可，但是由于我國對自閉癥的認識較晚，可能像我們中心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很多地方還做不到。

澎湃新聞：您曾經在采訪中提到過“破解困局需要家校醫一體化協作”，具體是指什么？

鄒小兵：自閉癥長期以來被視為一種醫學疾病，但其核心癥狀無藥可醫，不靠打針吃藥，醫療系統的作用重在早期診斷和科學干預指導。

我們科室也在開展家庭干預，以及去跟學校老師進行溝通。我甚至還提出來了一個教育三原則：第一，理解、包容、接納、尊重、賞識；第二，快樂適度，巧妙提升孩子的社交溝通能力，改善情緒行為問題；第三，發現培養轉化孩子的特殊興趣和能力。

如果教育、醫療和家庭能形成合力，很多孩子都能有很好的發展。在學前階段，家庭干預最重要；到了學齡期乃至大學，學校的角色就變得至關重要。家庭要承擔起幫助孩子適應社會的責任，學校也不能只教“普通”學生而拒絕特殊需求者。學校既有保障所有學生接受良好教育的責任，也無權因保障多數人權利而剝奪自閉癥人士的受教育權。出現問題應該想辦法解決，而非簡單地拒之門外。

海報設計 祝碧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