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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羅森:南方之圓——安徽蚌埠雙墩鐘離國墓
盡管周王朝的軍事和政治影響力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逐漸減弱,但其文化框架仍然具有說服力,并在南方繁榮的多元政體中以不同程度傳播,增添了中國豐富多彩的復雜性。中國最顯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在1000多年的時間里將南方不同的地域傳統融合。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江流域與黃河中下游的定居文明相輔相成。在周王朝遷都洛邑后的幾百年間,南方經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卷入他們的沖突之中。公元前3世紀,隨著秦統一六國,秦人接管了周朝的大部分土地,并使用來自不同地區的士卒和勞役。3世紀漢朝滅亡后,中原勢力進一步擴張。在南北朝時期動蕩的幾百年里,北方統治者不斷更迭,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員和學者逃往南方。12世紀,當宋朝被迫將都城遷往長江以南的臨安時,南方已經受到詩人和藝術家的青睞。寫出了《蜀道難》的李白,晚年在安徽馬鞍山度過,并被葬在那里。再往南是丘陵地帶,黃山給清初四僧的水墨畫提供了靈感,其中最有名的是弘仁(1610-1663或1664年)。1644年明朝滅亡時,弘仁皈依佛教,在這一精神避難所躲避清朝的統治。然而,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當鐘離君柏在今安徽蚌埠附近修建陵墓時,他的小小國家才開始參與中原列國的競爭。

安徽蚌埠雙墩鐘離君柏墓
考古學家在安徽省蚌埠市雙墩村發現了鐘離君柏及其配偶的墓葬,兩座墓葬的封土堆也是“雙墩”這一地名的由來。我們尚不清楚他們是如何到達今蚌埠一帶的。蚌埠位于淮河沿岸廣袤的平原,遠離黃山一帶的山脈,離北方的洛陽和軍都山也很遠。“蚌埠”這個名稱,反映了它作為漁業和淡水珍珠中心的歷史。如今,這座城市以食品和紡織業聞名,擁有中國現代大都市的所有特征:工廠、摩天大樓、鱗次櫛比的公寓樓和寬闊的道路。蚌埠南邊修建了一座高鐵站以及蚌埠市博物館新館,這座博物館是我們關于這座墓葬的第一個信息來源。
博物館設有一個方形入口,與附近擁有橢圓形大廳的城鄉規劃展覽館相匹配。它們共同象征著天圓地方,呼應了公元前4世紀至前3世紀發展起來的隱喻。這種說法在漢代進一步發展,并被用于解釋前文提到的玉琮的形狀。蚌埠市博物館高大的外墻立面上有重復的平行線條裝飾,看起來像玉琮的水平剖面或地質時期形成的沉積巖層。游客穿過這些混凝土外墻,來到一個玻璃門廊,前往一個幾層樓高的宏偉大廳,大廳四面都裝有玻璃,為展廳提供了保護。自動扶梯將游客帶到主展廳,他們也可以向下走到長長的橋上,橋的底部都漆成紅色,使其本身成為一件三維藝術品。
該博物館收藏了年代很早也很漂亮的陶飲食器,還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青銅器,因為這一地區后來成為中原商代青銅器作坊和長江下游銅礦之間的重要樞紐。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鐘離君柏墓的模型。很明顯,這座墓葬獨一無二:它是圓形的。在展廳里,墓葬模型被修建在地平面以下。原墓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其墓口直徑約為20米,墓坑深7.5米,墓底直徑超過14米。這種墓葬形制是對財富和權力的史詩般的宣揚。到目前為止,我們探討過的墓葬中,只有芮國墓勉強具有類似的宏大規模,但它仍屬于兩周主流的墓葬傳統。鐘離君柏的圓形陵墓與中原文化相去甚遠。它的大小、形狀和在蚌埠的位置都令人驚訝,與芮國、晉國和鄰近的楚國的墓葬完全不同。
墓坑底部是鐘離君柏的東西向棺槨。他并不是獨自進入來世,這又和兩周傳統葬制截然不同。他的東、西、北三側各被三副精心擺放的棺木圍繞著,南側只有一副,棺中是隨葬的侍從(幾乎可以肯定是殉葬)。柏的骨骼保存得不好,但一些牙齒告訴我們,他去世時約40歲。圓形墓穴和殉人棺表明,墓主人實力強大,并有獨特的文化背景。在南側棺旁邊,一個幾乎方形的木槨箱內裝著隨葬品,包括青銅器、陶器、編鐘、編磬、武器和車輛配件。這也不是周墓的典型特征,在周墓中,如此豐富的隨葬品會被放置在主棺槨周圍的二層臺上,武器或飾品等個人物品則會被直接放在墓主人身上。鐘離君柏的器物箱似乎沒有蓋子,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剛才提到的隨葬品在北箱,南箱則放著動物骨骸,這是另一個不同尋常的特征。墓坑的側面很陡峭,向內傾斜的表面用白色石英做成白泥抹平裝飾,這也是獨一無二的。在這些側壁上方、墓口以下2米處,又從側面切出一個約1.8米寬的類似二層臺結構,環繞著墓坑,這在其他地方也是從未見過的。

器物箱及其中的隨葬品,長3.8米,寬3.6米
有一條坡道通往這圈平臺,兩側疊有大量泥土仿制的石塊,發掘者稱之為“土偶”。在環形平臺上方的填土上,先平整出了一個平坦的表面,又在周圍設置了10多個饅頭狀小土丘。奇怪的是,泥土仿制的小石塊又散布在填土中間。為了完成這座墓葬,在堆砌土墩之前,坑里填滿了一層白土,并在上面用石英鋪設了一層巨大的玉璧形墊層。對石頭的癡迷令人震驚,尤其是陵墓建造者決定用泥土仿制石塊。墓道有14級臺階,但并沒有通往放置棺槨的墓坑底。迫切的問題是,如何設計這樣一條墓道?它的目的是什么?中國核心區域僅存的另兩座圓形陵墓屬于鐘離君柏的直系親屬——配偶和兒子。不幸的是,他兒子的墓葬已被嚴重盜擾,而他配偶的墓葬尚未被發掘。營建并居住在這座奇特來世宮殿的人,到底來自哪里?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黃土高原上會出現不尋常的墓葬,但在遍布濕地和水稻種植區的南方,找到這樣的墓葬也是一個挑戰。鐘離君柏墓可能是一種創新,但它顯然也經過了周密的規劃,其設計者很可能了解其他地方的風俗和設計經驗。他們可能通過多種途徑來到蚌埠一帶。在東方,鐘離君柏可以利用不間斷的路線穿過平原,進入今天的江蘇和山東。在這里,中國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東海,那里現在有繁榮的城市群。正如本書第1章所說,從遙遠的北方到長江三角洲,尤其是今天浙江的良渚一帶,東海岸形成了一個廣泛的交通網,涵蓋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區。
在另一個相反的方向,南方的影響力和重要性正在提升,因為楚國占領了鐘離國以西的土地,向北越過了今天的武漢,獲取了更多的領土。在公元前8世紀至前6世紀的春秋時期,從黃河流域到南方,有許多諸侯國利用周權威的衰落,逐漸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在這幾百年間,環繞今天洞庭湖地區的是廣闊的云夢澤,這阻礙了楚國向南的擴張。因此,楚國及其早期城市群位于長江以北,遠離沼澤,威脅著北方各國,尤其是汾河谷地的晉國。楚國的實力在不斷攀升,并逐漸吞并周邊小國。然而,盡管楚國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用有豐富的文獻記載,但楚國在政治舞臺上的地位仍然模糊不清。我們知道,楚國有時并沒有被完全接納為中原諸國的一員。有時在《左傳》等傳世文獻的描述中,楚國還與非周族群甚至“蠻軍”結盟。公元前656年的另一段評論哀嘆楚國給周帶來了麻煩:
楚有王者則后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
在這段材料中,我們看到楚國與其他非周族群被放在一起討論。楚國對中原的內部統治斗爭提出了挑戰。與此同時,楚國正密切關注其東翼,并與鐘離國建立聯系。這場斗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鐘離君柏為什么要營建他的陵墓,因為東南方的吳國是另一個挑戰。吳國后來因其寶劍聞名,劍上常裝飾著成熟的幾何圖案。雖然鐘離在歷史文獻中鮮有記載,但這座巨大的陵墓告訴我們,鐘離君柏在當時的政治競爭中是一位富有的參與者。
鐘離君柏及其謀士一定與楚國以及東北方向其他較小的諸侯國都有聯系,因為他墓中的編鐘和青銅器是祖先崇拜的重要配備。他的器物箱里有一套九件編鐘,上面的銘文說明主人就是鐘離君柏。銘文都用優美的漢字刻就,這是中原文字的南方版本,也是周文化滲透的明顯標志。然而,這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在洛陽以南500多公里的地方,人們熟悉的青銅器是如何出現的?當然,政治和軍事的動蕩助長了沖突,但也催生了各種和解和效仿。對于鐘離君柏來說,編鐘應該和編磬搭配。兩者都能掛在木架上演奏。這些木架現在已經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些漆皮的痕跡。演奏編鐘需要敲擊鐘的外壁:音樂不僅要與活著的人共享,還與出席宴會的祖先和其他靈魂共享。器物箱里還有另兩件樂器。一個是小鈴,內部有舌,因此可能具有軍事用途,適用于當時的沖突背景。更神秘的是一件青銅環,下連一個青銅鈕,四面裝飾的是跪著的俘虜頭像,這些俘虜跪在下方八九厘米見方的青銅板上。這個板的下側有四個凹槽,它一定是用來支撐一些實質性的東西的,也許是一個鼓。鼓是南方祖先宴會上的主要樂器。安徽舒城的一座春秋墓中出土了一件復雜的鼓座,墓主人為鐘離君柏后人。
與陵墓的壯觀規模相比,器物箱中的青銅器顯得格外樸素。它們是從不同的來源搜集的:五件鼎,包含兩種新器型,四件簠取代了早期的食器簋,以及兩件令人印象深刻的酒器——罍。這兩件罍通體裝飾細膩的圓形紋飾,肩部有四個龍形附耳,足部則是鏤空球狀龍形,龍耳造型非同尋常。遍布器表的鏤空裝飾帶增強了罍的視覺效果,這表明人們清楚地了解了禮儀性宴會所需的基本形式,可能是與南北方其他王侯接觸的結果。鐘離君柏有理由遵循共同的喪葬禮儀,但這看起來并不是他的首要任務。他更專注于發出信號以便與強大鄰國結盟。青銅器包括編鐘上的所有銘文都與鐘離國周邊各國的書法風格相似。有些作品甚至可能來自楚國鑄造作坊,或者出自在鐘離國工作的楚國工匠之手。

一套九件編鐘中的第三件,高24.8厘米;銘文并非鑄造,而是鏨刻,這表明鐘離君柏獲得了編鐘后刻銘

小青銅鼓座,8厘米×9厘米,四面人頭像之下為簡略的跪坐著的腿

鐘離君柏擁有一套五件青銅鼎,其中兩件帶蓋,高37.1厘米;四件簠,高20.8厘米,寬36.8厘米;一對罍,高45.9厘米
鐘離國以蚌埠為中心,位于吳和楚兩個強大的諸侯國之間。《春秋》和《左傳》中有不少關于吳國和楚國的政治信息,但很少提及鐘離國的文化環境。鐘離國的存在如同曇花一現。《左傳》記載了公元前576年在鐘離國舉行的一次諸侯盟會,這是中原諸國與東南方吳國關系的開始。當時吳(位于今浙江)被視為遙遠的南方勢力。黃河流域的中原諸國試圖通過吸引吳參與斗爭來制衡楚國在南方日益強大的勢力。直到公元前6世紀,鐘離國可能還被視為局外人。《左傳》記載,公元前538年,楚國的箴尹宜咎加強了鐘離國的防御,以防范吳國。但文中也透露,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因為20年后,即公元前518年,鐘離國為吳王僚所滅。也許鐘離國只存在了100多年,因為它只是政治博弈中的一枚棋子。鐘離國的短命無疑是當時激烈競爭的一個例證。它的迅速衰落也可能標志著鐘離國承擔國家儀式功能的時間較短。
《左傳》對早期的《春秋》進行了補充,生動地描述了從公元前9世紀開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說客們無休止的爭論以及朝秦暮楚的協定。在處理沖突的過程中,禮儀的作用與戰爭本身一樣重要,這仍然是當時中國地緣政治的一個特征,也是所有國家政治包括地緣政治的一個特征。這些有銘青銅器包括編鐘證明,鐘離君柏也認識到,加入祖先崇拜體系極具政治價值,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的。它對整個中國的約束力,特別是在君柏時期的戰爭與和平中,后來被孔子總結得很到位:“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所有社會關系中,論資排輩是最重要的一種。在《左傳》中,公元前713年,鄭莊公(鄭伯)在接管離鐘離國不遠的南方小國時,作者發表了一通評論,闡述了祖先崇拜與國家間關系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鄭伯的征服被視為國家禮制的正當結果。盡管到公元前8世紀,周王的直接管轄權和軍事實力大為削弱,但他們仍然享有崇高的禮制尊重,并決定了國家的等級制度。為了在中原正統中獲得承認,楚國和鐘離國一樣,在名義上接受了周禮文化的體系。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后,這一點得到了正式體現。勝利者,即晉國,公開展示了戰敗一方楚國的俘虜。通過援引周平王時期的禮儀,這場勝利得到了強調。晉王的先祖在公元前8世紀因協助周平王遷都洛邑而獲得封賞。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則表明了當下的晉王一樣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然后,以西周時期典型的方式贈送禮物,再次強調了他們先輩的成就和彼此的聯盟。和以前一樣,在伯時期,盡管有論資排輩的禮制,但禮物也有軍事目的: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候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氅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人們或許會認為一場重大勝利就足夠了。然而,我們在這里看到,儀式也是鞏固權威的重要工具。隨著晉國君主的權威得到確認,周天子的權威也得到了重申。城濮之戰的戰報會在周天子名義上的領土范圍內廣為傳播,而獻俘儀式更會引起廣泛關注。盡管楚國、鐘離國和鄭國的勢力日益壯大,但“士無二王”這種單一統治者的觀念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周的禮制結構也影響了當時的宇宙觀。日食和地震等自然現象需要通過禮制和政治手段來應對: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
將天的力量納入這一儀式體系,標志著統治者作為天子的地位,與天體和自然力量并列,所有這些力量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的關聯體系。盡管如此,生活在這種禮制陰影下的諸侯國仍在不斷挑戰周王室的權威。楚國的統治者藐視對周應有的尊重,甚至在向北擴張到黃河流域時挑起爭端。這種矛盾性也體現在墓葬中的器物上,因為禮器在形制、擺放位置和兵器組合等方面與當地習俗相結合。實際上,兩種信仰交織,使墓主人擁有雙重身份。周的禮儀和文字系統與當地風俗和語言共存,甚至蓬勃發展。因此,只有通過廣泛的考古工作才能揭示的文化多樣性,是這一政治動蕩時期的決定性特征之一。但很多人可能理所當然地認為,一些當地習俗會伴隨著周的政治與禮儀言論。但對文字記錄的過度依賴已經抹去了方言、歌謠和儀式,如今我們對此所知不多。當文字無法告訴我們完整故事時,鐘離君柏的墓葬揭示了他的背景,以及公元前7世紀至前6世紀鐘離國被卷入諸侯爭霸的序幕。
劍和單刃刀是當時廣泛傳播的地方習俗的很好例證。它們是北方牧民如阿爾贊草原貴族使用的典型武器。鐘離君柏的青銅劍放在他的內棺邊緣。其橫截面顯示,這是一種由經驗豐富的工匠設計的復雜武器。在劍中央兩側,狹窄的刀刃之間有一根加厚的脊。像草原上的貴族一樣,鐘離君柏也有兩把刀柄上帶環的彎刀,這是公元前8世紀中原地區很常見的實用工具,在芮國和玉皇廟也有發現。刀柄上帶圓環或方環的刀是歐亞草原的特色。對這些器物的偏好表明,草原上的習俗已經傳播到整個中原和南方地區。當地也開發了一種小得多的刀,刀刃與刀柄的夾角更尖銳,鐘離君柏10名殉人中的8名有這種刀。其中四副殉人棺中都有一件不尋常的橢圓形小容器,可能是磨刀器,上面有模印的圖案。這種由高溫陶切割而成的作品也出現在山東省的一座墓葬中,這揭示了一條從安徽經山東通往遼東的傳播路線。由于這些刀很小,它們可能是象征性的,有些是在男性貴族的女性配偶的墓中發現的。鐘離君柏的殉人中可能也有女性。

鐘離君柏的一把青銅劍,長47厘米;兩把草原風格的青銅刀,長28.8厘米;8名殉人各有一把較小的青銅刀,圖中的這把長13.5厘米
鐘離君柏的大部分青銅鏃和禮器都放在器物箱中,但也有一些放在他的棺內。和他距離最近的帶鞘劍都是草原風格的。鐘離國的軍隊不僅使用了草原風格的刀、劍、鏃,也可能吸引了來自北方的戰士。鐘離君柏的棺內還有一件玉韘,這是彎弓射箭時使用的扳指。玉這種材質表明,這是為了來世與惡靈斗爭。與鄰近的諸侯國一樣,鐘離君柏的隨葬器物箱內也有馬車的跡象:多件車軎、馬銜等。但這里應該沒有車馬殉葬。這個河流密集、湖泊星羅棋布的地區當然不適合養馬,所以車馬器可能只是用作真車馬的象征,也是軍事地位的象征。
鐘離君柏的鎧甲只殘留幾塊用金箔裝飾的薄青銅碎片。這些碎片看起來不夠堅固,無法抵御青銅武器的攻擊。它們更多是一種力量的展示或對惡靈的防御。一塊飾牌上有扭曲的龍或蛇、猛禽頭等形象,這是楚國風格的一個例子,同時它也是從草原風格的帶扣衍生而來的,在這里,動物的水上決斗取代了草原典型器物上常見的猛獸捕食鹿或羊的場景。這種裝飾被認為是吉祥的。最初從草原傳入的鎧甲是北方習俗的另一個明顯標志,不僅被鐘離國,也被楚國的其他盟友使用。如果鐘離君柏甚至穿了一套金甲——眾所周知,這是最稀有的材料——那景象一定非常驚人。

包金青銅甲飾牌殘片,長15.5厘米
他的鎧甲上還有虎形裝飾,表面閃閃發光。這是對玉皇廟金虎的有力詮釋。還有其他當地生產的小型金虎發現于楚國影響范圍內的其他墓葬。老虎以兇猛地捕捉和吞噬獵物聞名,肯定也被視為祥瑞之物,因此其圖案在青銅甲上使用,以確保給主人帶來好運。虎似乎是一種異域時尚的引入,但它沒有持續多久。由于黃金對中原貴族的吸引力不如玉石,虎隨后在玉器中獲得了全新的生命,由于它通常由玉璧上切下來的玉料制成,這在今天分散了人們對其北方來源的注意力。其受歡迎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玉琥被《周禮》列為六器之一。草原上的金虎變成了玉琥,這是北方族群從黃土高原遷徙到定居狀態時展現出的共生關系的明顯例證。草原的基本文化元素被農耕文明吸收。在我們試圖解讀鐘離君柏圓形墓葬的背景時,虎的形象是關鍵。

虎形包金青銅甲飾牌殘片,長15厘米
一個帶有平蓋的雙腹聯體青銅盒與玉皇廟山戎墓中的單環柄杯非常相似。鐘離君柏器物箱中的獸骨也清楚地表明了他與北方的聯系。玉皇廟山戎墓的獸首葬是草原來世的重要組成部分。晚商和周早期的貴族對動物的態度與草原人群完全不同,他們很務實。動物都是要立即使用的,用于祭祀,用作食材,而不是用于畜牧,也不是來世的伙伴(狗除外)。有時動物腿會被分配給不同的墓葬,但這些是為了在來世食用的。但在鐘離國,不僅隨葬豬骨,而且隨葬那些典型的北方畜群——牛羊,這幾乎可以肯定是從其他地方帶來的習俗。這座墓葬還配備了當時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彩繪陶罐。它們也是東北地區顯眼的彩繪陶悠久傳統的一部分。據推測,這些罐子里裝著來世的食物。
因此,鐘離君柏有雙重忠誠:一方面是他的周式禮器,另一方面是北方草原式的武器和鎧甲。他采取了祖先崇拜的宴會儀式的策略,并將其作為生前獲得楚國軍事支持的一種手段。這些儀式也將在他進入來世、成為一位先祖時,為他的后代提供同樣的支持。與此同時,他器物箱中的武器在來世對抵御惡靈至關重要。北方族群可以并且確實向中原諸國的東南方向遷移,所以在征戰和死后,鐘離君柏都保留了這些北方習俗和物質文化。他的隨葬品不僅僅是功能性的,器物箱中排列的隨葬品也便于我們辨認其雙重身份。這也有助于我們擺脫傳世文獻中描述的楚國刻板印象,如“夷狄”等相關評論。

雙腹聯體青銅盒,高8.3厘米,寬15.8厘米
鐘離君柏墓是一個典型案例,說明他有意識地借鑒鄰國的禮儀。墓葬的規模和墓穴的深度讓他顯得很有競爭力。然而,墓葬奇怪的圓形布局反映了不同的個人風格。他是誰?他來自哪里?圓形墓穴是鐘離君柏的重要表達,與周、晉和楚的墓葬迥然不同,那里的墓葬均呈方形,側壁垂直或呈階梯狀,有二層臺、木槨和若干內棺。據我們所知,周墓在這個時候并沒有陪葬人員和地上紀念性建筑,他們也不使用封土。“雙墩”這個名稱告訴我們,這里有兩座墓葬,一座是鐘離君柏的,另一座屬于他的配偶,上面都有封土堆。鐘離君柏墓的殘存封土堆高約9米,底徑約60米,地下墓坑的直徑約為20米。對于一個幾乎不為人知的小國以及楚國的附庸來說,其國君陵墓有這樣的規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英國的巨石陣,外圈直徑110米,著名的砂巖漂礫內圈(Sarsen Stone Circle)直徑33米。雙墩墓封土堆設置也是經過周密設計的,陵墓建造者并不僅僅將墓坑中挖出的泥土用于回填。封土和墓坑內的填土均由黃、灰、黑、紅和白五色的顆粒土組成。雖然紅色、黃色和灰色的土就地取材,但黑色和白色的土來自其他地方,這是有計劃和有組織的勞動的結果。
這座陵墓是分階段建造的,其宏大的規模意味著它是從一開始就計劃好的。我們可以想象,第一步一定是畫出圓形輪廓,然后向地面以下挖掘8米。從地表看,墓壁側面向內急劇傾斜。這種坡度的設計可能是為了防止墓坑坍塌。在中國北方,黃土層較深,因此豎直的側壁也比較穩固。在南方,淤泥沉積通常嚴重積水,因此墓壁更容易倒塌。土墩下鋪設玉璧形墊層所使用的石英一定來自東南方的山脈,可能是為了密封和穩定側壁。這本身就是一項精心策劃的工程,因為有人認為明亮的白色涂層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必須開采、運輸和磨碎石英巖。
墓坑中所有11副陪葬棺形制都很特別:四角凸出,因此使四邊的側板略微向內彎曲。這可能是為了讓人聯想起一種在北方、黃土高原甚至更北的蒙古高原的墓葬類型。但是,陪葬棺和鐘離君柏的器物箱是怎樣被安置到如此深的墓坑里的?很可能是,隨著陵墓建造者的挖掘,他們保留了用于移除泥土的坡道。一旦他們把鐘離君柏的器物箱和殉葬棺放好,大部分坡道就被移除了,只留下一段從頂部切入墓墻的墓道臺階,穿過二層臺,但并不通往墓坑底部。這些階梯看起來像是施工過程中留下的特征。然而,我們需要檢查二層臺及其內側周圍的奇怪墻壁,以了解為什么需要階梯式墓道。二層臺很寬敞,相當于略微加寬了墓坑。其內緣有一道墻,這為我們提供了最重要的線索,用于判斷這一葬制的起源及其墓主人的身份。這堵墻由尖頂圓體或方體的土坯壘成,土坯上有繩子捆綁的痕跡,當時應該是為了防止它們裂開。土坯的尖端朝向平臺,平端朝向墓坑。發掘者稱之為“土偶”,即模型或復制品。但這些術語并不能闡明它們的真正含義。這些牙齒狀的長條泥塊一定是石頭的仿制品。從墓穴內部看,這道墻就像是石墻。這標志著墓坑的內部邊界,可以防止平臺上的人掉進墓坑里。坡道兩側有一些額外的臺階,人們可以由此走向墓坑方向并踏上平臺,這里還設有方形轉角,以免人滑入下面的空隙。即使墓坑已經被填土填滿,這個平臺也為參加葬禮的人提供了就近駐足的空間。我們就好像正在見證為這場葬禮所做的精心準備。人們可以走下臺階,來到二層臺上,然后沿著平臺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旦這一階段的儀式結束,生者就可以離開,墓坑的全部以及二層臺的空間就被填土填滿。

長15-20厘米的土坯壘砌而成的墻,上為二層臺視角,下為墓坑內視角
在回填的過程中,另外兩層標記代表了葬儀的下一個階段。第一層看起來像一種景觀設置。當二層臺也被填平并形成了一個平坦的表面時,饅頭狀小土丘排列在墓坑的內緣。所有土丘都是由不同顏色的土逐層精心堆筑而成,與主封土堆類似。在發現土丘的這層填土中,還發現了大量用土坯仿制的小石塊,非常逼真。像這些小土丘一樣,土坯看起來像是在石材豐富的環境下建造石墓而留下的碎石。但安徽的這一地區沒有太多的石材,所以用土坯來代替。小土丘和散落的石塊都讓人聯想到一個完全不同卻令人難忘的世界。第二層可以說是石英墊層,與墓坑側面的白泥涂層相匹配,并將墓坑密封在土墩下方。再上面一層包含了大量磨碎的巖石。沿著墓坑邊緣有一圈深色填土帶,東側有一塊矩形凸出,仿佛分別對應著墓坑的直徑和墓道的方向。填土帶圍繞著中間的輪輻狀遺跡,由深淺不同的五色土構成,雖然略有擾亂,但總體很清晰,看起來有點兒像飛鏢靶。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令人費解的標志,它一定傳達了一些關于墓葬目的的信息。這些信息是營建者清楚的,而我們不了解。這個圓圈是靈魂可以識別和解釋的嗎?還是說墓葬的內部是對草原民族所使用的輪輻狀圖案的再現?俄羅斯圖瓦共和國的阿爾贊一號冢、遼東半島和今天朝鮮半島的部分地區都有類似的案例。
圓形墓葬在中國古代是一種非常奇特的事物。即使是與中原迥異的族群或諸侯國,如前文提到的寶雞國,通常也會采用方形墓葬。鐘離君柏的圓形墓葬是一個特定行政、禮儀和信仰計劃下的產物,它揭示了歷史上的非凡時刻,只是現在不為我們所知。當時有人對墓主人的需求有充分的理解。確實,就像以前一樣,墓葬的督造者關心葬儀的流程,并有特定的愿景和方法。他們發號施令,讓很多勞力在現場工作。這是一項重要的工程規劃。由于中國古代地面上保存下來的早期紀念性建筑很少,僅存的一些也多數是夯土,很容易沉積于地表以下,中國古代的建筑技術因此被廣泛忽視了。在葬禮結束之后,墓主人的安葬最終完成,但相關的禮儀也沒有記錄在傳世文獻中。這座陵墓向我們表明,鐘離君柏的先祖最初不太可能來自中原或長江流域。無論鐘離君柏和他的族人到底來自哪里,他們都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化。鐘離君柏墓不是一時興起之作,而是精心再現了大型墓葬的石制景觀。
鐘離君柏與阿爾贊、軍都山、蒙古國和南西伯利亞等地共享的草原文化有著遙遠的聯系。阿爾贊一號冢的中心是一個木棺,周圍則是整齊排列的陪葬棺。其他的殉人則按照放射狀模式分別埋葬在墓中。這不僅為鐘離君柏墓,還為遼東半島、山東的墓葬甚至洛陽附近的戎人墓提供了原型。然而,人們傾向于將殉葬與商朝的做法聯系起來。不過,周并沒有沿用殉葬的做法。此時的殉葬是一種全新的發展,由外來者引入,然后在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進一步傳到中國南方。
阿爾贊一號冢和二號冢及薩彥嶺的其他主要庫爾干墳冢都是圓形的。這些墓葬的形制傳播到阿爾泰山脈和今天的新疆一帶。在阿爾贊二號冢,有三道石墻重復了圓形的形式,最內的一道圍繞著中心,包括主墓室。在外層邊界內還有更多的陪葬墓和一處馬坑。我們現在可以認出鐘離君柏的殉人棺和器物箱是在模仿阿爾贊的形式。鐘離君柏的墓坑二層臺內緣的土坯墻模仿了阿爾贊二號冢最內圈的石墻。在鐘離君柏墓,這道土坯墻被小心地連接到墓道上,設有方形轉角。這一設計可以說是通往阿爾贊二號冢中心便道的一種替代方案。當哀悼者沿著這條泥路穿越外圍邊界時,他們可以站在兩條弧形的泥土帶上,看著墓葬中心周圍的石墻,參加葬禮。鐘離君柏墓的圓形二層臺和這兩條弧形地帶的功能類似。鐘離君柏墓上方填土第一層的小土丘也反映了阿爾贊的習俗,在那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葬品或祭品被放置在外圈石墻之外。同一山谷中的其他一些墳冢上方散落著石英石,這也讓我們聯想到鐘離君柏墓中的石英墊層和土坯仿制的石塊。

位于西伯利亞的阿爾贊二號冢平面圖,展示出葬禮參與者如何進入禮儀空間;A為主墓道,B為供哀悼者站立的泥土帶,C表示外圍小型陪葬墓和器物坑
安徽似乎離阿爾贊很遠。但我們應該把這種飛躍視為一種文化感染(cultural contagion),至少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它就從北方逐漸傳播開來。據《左傳》記載,公元前721年,山戎尋求與魯國締結正式盟約。公元前666年,晉獻公納了兩個戎人女子,這可能帶來了與北方習俗的更多接觸。51公元前569年,戎與晉(我們知道晉國能接觸北方文化)就盟約的內容進行了談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起初,晉國的統治者不愿意考慮這一方案,但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他們被說服了,得出了以下結論: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
其他被編年史家稱為“夷”的族群,毫無疑問是由若干不同的群體組成的,并通常與“戎”結盟。今天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東夷占據了東海岸的一部分,而淮夷則被認為位于鐘離國所在的淮河流域。在近百年來搜集的大量青銅器銘文條目中,只有約50條描述了周王朝早期的軍事活動,其中許多提到了夷、淮夷以及戎。例如,在公元前10世紀后期,淮夷從南方向洛邑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進攻,并推進到了離周都約150公里的地方。一位名叫伯冬的軍事將領在?地擊退淮戎,并將戰爭的勝利記錄在了為紀念其已故母親所鑄造的青銅簋上:
獲馘百,執訊二夫,俘戎兵:盾、矛、戈、弓、箙、矢、裨、胄,凡百又卅又五。捋戎俘人百又十又四人。
盡管像往常一樣,這些文字內容都與周的成功有關,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總是勝利的一方。這條銘文信息也值得認真研究。這一事件將兵器和俘虜帶入了敵對勢力之間的交流中。在鐘離國東北方向的今山東境內,我們在一座東夷墓中發現了一把帶柄青銅斧,這可以說是草原青銅斧的一個不同版本。更直接的是,鐘離國北方的徐國,有一把戟落入了鐘離君柏的手中,并被重新刻字,最終被埋葬在他的墓葬中。公元前541年,在《左傳》記載的一次盟會上,徐國仍然存在。因此,戰爭既傳播了器物也傳播了思想,包括武器、青銅容器和喪葬習俗。戰爭中繳獲的武器和捕獲的俘虜為鐘離國這樣強大的國家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和信息。也許,由于不斷的沖突,鐘離君柏帶著他的銅戟和戰車向南遷徙。戰車是在公元前11世紀從黃土高原傳入的,車戰已經成為具有周特色的戰爭形式。

鐘離君柏來自徐國的戟,上有兩段銘文,長20厘米
軍事上的成功似乎鞏固了鐘離君柏在蚌埠一帶的地位,并讓他獲得了大量的勞動力,最有可能的是刑徒,用來營建墓葬。圓形墓坑表明,他和他同時代的人想要且能夠在當時的政治和禮儀范疇內慶祝他們的勝利。宏偉的鐘離君柏墓模仿了遙遠北方的石墓,那里也是他們的故土。
一些葬在山東省東部的東夷貴族墓同樣有巨大的封土堆,墓穴中也有很多殉人棺,他們還通過使用青銅器包括編鐘和武器來仿效周的傳統。南方一些其他族群通過在青銅器銘文中寫下自己宗族名稱的方式,確立了自己的新地位。因此,包括夷在內的東方人利用中央權力的衰弱,建立了一些小政權,暗中挑戰周的權威。看起來鐘離君柏很可能屬于這個復雜群體中的一員。我們現在可以將他的陵墓視為中原地區和東部沿海廣闊歷史背景的一個縮影。雖然古代史家記載了一些小規模沖突,并因生活方式而詆毀游牧族群,但不可否認的是,廣泛的交融正在進行中,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鐘離君柏的圓形陵墓是一種更宏大的歷史現象的縮影,其根源在于草原地帶。頻繁的小規模沖突促使更多北方人南下,以尋找財富和牧場。在這些交鋒中,當地首領逐漸積累了權力和財富,也能夠將北方傳統與周朝禮制相結合,并以這樣的方式為來世做準備。
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鐘離君柏到底來自何方,但我們知道他一定很有影響力。有成百上千勞力被征調來修筑他的墓葬,并在其上設置一個五色土組成的巨大封土堆。由于鐘離君柏幾乎肯定也下令建造他配偶的墓葬,這就使所需的人力增加了一倍。這些都是經過嚴格規劃和完美執行的重大工程。這些勞力需要大規模的水稻種植來養活。因此,鐘離君柏是一位擁有大量追隨者的人。這座墓葬設備齊全,但并不奢華。雖然他有一些風格類似于楚國或其他諸侯國的禮器,但鐘離君柏并沒有照搬他們的信仰和慣例。擁有武器、車輛配件和鎧甲,鐘離君柏無疑是東方各族群中的軍事領袖。楚國決定將鐘離國拉入自己的聯盟,這進一步表明該諸侯國擁有強大的軍隊。同時,鐘離君柏保留并展示了自己的傳統。他在周朝權力的儀式框架內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同時也愿意甚至渴望展示自己的出身。
鐘離君柏墓在當時非常獨特,在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圓形陵墓只被兩代鐘離國君使用,然后在第三代就被更符合主流要求的方形陵墓取代。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間,齊國控制了通常被認為是東夷占領的東部地區。齊國國君的墓葬擁有很深的方形墓穴、階梯式墓壁,上方有巨大的封土堆。墓主人往往被陪葬棺整齊環繞,這種葬制和鐘離君柏墓類似,但更精巧復雜。隨后,齊國國君墓又常有石材保護。齊國采用了北方的喪葬習俗,并已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

(本文摘自杰西卡·羅森著《厚土無疆:十二座墓葬中的古代中國》,李晨、陳北辰譯,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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