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與歐洲國家：比較視野下的歐洲百年防疫策略

作為工業化和城市化開啟較早的國家，英國、法國、德國等國較早經受了傳染病的威脅，如何應對傳染性疾病，成為當時政府的重要責任和義務。對于這些國家的傳染病防控策略與具體政策制定實施實踐，歷來引起了諸多學者的關注。但將其統合起來，進行對比研究，目前學界尚不多見。鮑德溫教授所著《傳染病與歐洲國家（1830-1930）》通過非常廣泛的一手材料為基礎，引用了大量各國政府的官方報告、議會記錄、醫學期刊、輿論文章、回憶錄和日記等一手資料，超越了針對某一國傳染病防控舉措的簡單敘事，而是在詳細考察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等多個歐洲主要國家傳染病防控政策演進的基礎上，進行了系統性的比較分析，使每個國家的特點在對方的映照下變得格外清晰。這種比較分析的方法有效規避了人們對于傳染病防控策略的共性認知，突出了各國相關政策的差異性，并最終令人信服地將預防策略的差異歸因于傳染病傳播路線和地理環境因素。

《傳染病與歐洲國家（1830-1930）》，彼得·鮑德溫著，蘭教材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10月

關于傳染病，一般民眾都傾向于從醫學或身體感知的角度對之進行考量，對于某些影響力較大的諸如天花、梅毒、肺結核和黑死病等疾病，長期以來都是公認的傳染性疾病，可通過接觸或距離不遠的空氣，以及近距離接觸相關物體或動物，實現在人群中間的廣泛傳播。古埃及人和猶太人早已持有疾病可以在人之間直接傳播的觀點。《舊約全書》中的《利未記》就詳細描述了隔離麻風病人的規則，隨著《舊約全書》被基督教當作神圣經典，傳染的觀念也被古典和近代以來的西方拉丁世界所廣泛接受。16世紀初，弗拉卡斯托羅（Fracastoro）就曾寫過論著，詳細說明了黑死病、天花、麻疹、肺結核、狂犬病和梅毒的傳染性。

但這種觀點之外，還有種思想傾向于將病因歸于局部地區特殊環境，強調疾病不是從一個地方傳染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而是在各地不同環境中獨立地出現的。西方古典醫學界權威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蓋倫（Galen）就曾構想出一個疾病的瘴氣概念，認為傳染病的形成，與特定氣候、季節和天文影響所污染的空氣環境密切相關。在17世紀，英國著名醫學家西德納姆（Sydenham）甚至還認為，傳染病是源于地球內核或宇宙之外的發射物所造成的空氣變化。這種抽象解讀超出了人類理解的范疇，但隨著18世紀中期以后工業革命的啟動，環境污染因素作為一個切實可見的傳染病爆發誘因，開始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源自沼澤和死水的瘴氣，骯臟擁擠的居住條件和有機物的腐爛都被認為是產生熱病的幫兇。

廣義上講，根據預防策略，不同的病因學有不同的含義。認為疾病通過傳染而傳播的觀點，首先尋求的是切斷傳染鏈，用警戒線、檢疫隔離和扣押等方法打斷帶菌者的流動。我們一般將這些實踐行動稱作為檢疫隔離主義，其典型就是在防治麻風病領域的策略。在德語中，麻風病所對應的詞“Aussatz”就暗含將感染者隔離禁閉的寓意。相比而言，如果將傳染病病因歸根于局部環境，那么防治疾病的最好方法是消除或改善它的環境因素。

所有歐洲國家中，英國是環境主義防疫策略及實踐的典型，現代公共衛生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埃德溫·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是該領域的杰出代表，他于1842年出版《大不列顛勞動者衛生狀況報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在報告中，查德威克根據1836年英國政府頒布的人口出生、死亡與婚姻登記法實施后，民眾身心健康數據的可視化契機，極為詳細地調查并描述了英國勞工階層擁擠的居住環境，糟糕的供水條件，不衛生的垃圾處理、街道清潔和排污系統癱瘓等惡劣的衛生狀況，并結合當時民眾的身心健康受損引致的國家救濟支出增加、社會勞動生產力下降等后果，將之演繹到衛生經濟學、衛生政治學等理論闡釋的高度，指出這種情況會導致個人身體素質下降、社會生產力縮水、經濟衰敗、國力退化，還列舉了許多案例和統計數據，強烈呼吁國家需要立即介入全民健康管理，切實保障民眾身心健康。

在查德威克領導下，英國政府于1848年頒布公共衛生法，創設中央衛生委員會，致力于大規模修建下水道排污系統，將人類與他們的排泄物和污物隔離開來，同時修建更好的住房，設計更衛生的城市，提供健康食品，從而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公共衛生改革運動。這種關注周邊環境的做法與現代細菌學興起后針對疾病的病原菌研究和清除路徑大不相同，它強調自然環境尤其是潔凈空氣對人體健康塑造的重要作用。對于這種傳染病防治策略，人們一般稱之為環境衛生主義策略，即試圖通過清潔民眾生活環境，消除一切傳染病爆發與擴散隱患。

根據該書，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19世紀30年代的霍亂首次大流行，還是19世紀中期廣為盛行的接種天花牛痘疫苗，以及19世紀末關于梅毒的治療策略選擇，歐洲各國在傳染病防控策略上的差異和分歧都非常明顯。類似的策略差異甚至還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的艾滋病防治問題，英國自19世紀初以來，就確立了“氣候和環境致病論”的傳染病解釋體系，這個體系不認為疾病和人為傳染，所以不怎么支持隔離防疫，倡導尊重個人自由意志，尤其不限制商貿自由，為此不惜犧牲法律與政府權威；但與之不同的是，在傳染病尤其是性病防治領域，瑞典延續了它開創的衛生國家集權主義管制策略，對個人自由進行壓制；法國則在消極不作為以及尊重民眾自由意志之間搖擺不定；在德國，除了巴伐利亞地區比較堅持壓制個人自由的檢疫隔離政策外，其他地區都傾向于執行較為尊重個體自由的防疫規劃。

與英國相比，歐陸國家的集權主義則普遍表現得更為明顯，在18世紀80年代，奧地利的J. P. 弗蘭克（J. P. Frank）為更好控制傳染病，提出了醫務警察（Medical Police）理論，影響力遍及歐洲各國。他倡導國家立法應對公共衛生安全尤其是傳染病防控負起全面責任。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哲人們也發展出了類似的醫務警察計劃，并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期開始實施。在英國，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尼希米·格魯（Nehemiah Grew）和約翰·貝勒斯（John Bellers）在18世紀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盡管當時還沒有一個絕對的君主政體愿意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計劃來實現這些意圖。安德魯·鄧肯（Andrew Duncan）和約翰·羅伯頓（John Roberton）將德國的醫務警察概念引入蘇格蘭時，著名的功利主義思想倡導者邊沁參考這些想法，為國家設想制定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衛生管理規劃，后來被查德威克運行實施，但最終實施效果并不理想。無論是查德威克領導下中央衛生委員會的傳染病管控，還是約翰·西蒙（John Simon, 1816-1904）領導下的醫療部傳染病防控實踐，都因其妨礙民眾自由的集權性質被視為“衛生集權”與“醫療專制”，迫使英國政府尊重民眾自由，設置地方政府委員會在尊重地方和個體自由意愿基礎上實施傳染病防控舉措，后來英國政府又將傳染病防控權限進一步下放到家庭，使得英國社會掀起來一場轟轟烈烈的家庭健康運動，促進了家政學和護理學等現代學科的發展，并隨著殖民帝國的擴張影響了世界各國。

英國這種與歐陸國家截然不同的防疫理念是尤其獨特的歷史語境的，正如書中所言，在19世紀之前，歐洲國家處理傳染性疾病的模式方法論大體上還是相似的。但是，正是在18世紀20年代黑死病流行期間，也就是英國邁向海洋霸主，確立殖民霸權，開啟工業革命，倡導自由貿易的社會背景下，它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傳染病防治策略分歧開始凸顯了，這種分歧日益導致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分離。在1721年《檢疫法》頒布后的第二年，這種過分集權的做法受到了英國民眾的普遍反對，在英國普通民眾看來，法國馬賽所施行的那種隔離和警戒實踐只適合專制政府，“英格蘭的自由”對之則完全不能接受。雖然英國仍然會對船只進行檢疫隔離，但政府撤銷了被感染城市周圍的警戒線劃定、并不再強制患者轉移，還終止對違規者的死刑處罰。對檢疫隔離嚴厲措施的反對聲音主要來自商人，尤其是土耳其商人，因為這會妨害自由貿易。作為殖民帝國，英國當時看重商貿自由，這就決定了他在傳染病防治問題上的開放自由主義特性。

到了19世紀后半期，隨著1851年首屆世界博覽會的召開，英國正式成為世界工廠，為更加廣泛地傾銷商品，擴大世界市場，同時掠奪世界范圍內的工業原材料資源，英國政府進一步強化了自由貿易政策，對嚴格的傳染病檢疫隔離策略更為排斥了。在英國政府和主流科學界認知看來，傳染病是具有天生的環境起源的，對其防控首先要打造清潔環境，并盡量不要干涉個人自由，防控策略應該堅持民眾自愿主義原則。并為此不惜結束了曾給公共衛生安全帶來充分保障的強制接種天花疫苗的制度體系，廢除了接種管理系統的諸多監管策略。

在英國全面倡導疫病防控自由主義理念的同時，它的競爭對手德國政府卻在1900年通過了《傳染病法》，對個人自由進行了限制和束縛。在接種天花疫苗的政府管理行動中，直到20世紀后半葉天花威脅基本消除后，德國政府才廢除了相關疫苗監管政策。瑞典政府鑒于所在地的特殊地理環境，對于檢疫隔離主義的優勢認同更為強烈，這種侵害平民自由的隔離檢疫強制性舉措在性病防控中體現的尤為明顯。相較而言，法國則徹底放棄了在19世紀初與英國類似的疫病環境主義自由防控傾向，變得日益傾向于強化檢疫隔離，自上而下地倡導推行了一種較為嚴格的疫苗接種形式，展現出與英國不同的國家集權主義衛生管理原則。

預防傳染病的策略需要確定個體利益和國家集體利益之間的界線，歐洲大陸的做法傾向于將公共福利視為頭等大事，將個體權益保護置于其次（無論是被檢疫隔離的旅客、被隔離的感染者、接受疫苗者以及傳染病行業關聯職業群體等等），但英國則顛倒了這種順序。正是在這種比較中，我們看到了工業化起步國家的傳染病預防政策之不同，了解英美防疫文化與歐洲大陸國家防疫文化的不同之處。當然，這也涉及到復雜的流行病地理學因素。

在傳染病的地理學因素層面，該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疾病史、醫學史研究的嶄新視角。作者在考察歐洲各國的防疫政策差異并提出緣由后，提出了一個反問：決定一個國家的防疫策略制定難道僅僅只是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行政管理傳統嗎,對于該問題，作者特別強調，國家采取何種公共衛生策略的最關鍵因素并不是傳統文化與行政經驗，而是該國在流行病傳播路線上的位置，以及該國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這種看法其實將針對傳染病的防控手段和管制策略置于一場關于“地理邊界” 和“社會邊界” 的思想辯論。隔離通常代表的是一種保障內陸安全的“外部”隔絕策略，即在國境線、城市邊界設置壁壘，將傳染病威脅盡可能擋在外面。這通常是歐洲大陸國家的選擇。但英國這樣做的意愿并不是很強烈，因為它是一個海洋國家，對世界貿易極為看重，所以它們不會輕易倡導隔離，更想通過通過公共衛生改革的方式清除傳染病威脅，這其實是一種“內部”策略，即通過清理本國領土內的污穢，消除傳染病爆發和擴散的隱患，進而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以及對抗疾病的體質素養。

鮑德溫教授通過比較研究，得出各國傳染病防治策略帶有某種國家疆界的地理因素之結論至關重要，能給我們客觀認知世界各國傳染病防控策略與最終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新視角。它提醒我們，決定傳染病防治策略與措施模式形成的并不僅僅只是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傳統及社會文化風俗，也與各國所處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這種觀點有助于拓展疾病史和醫學史研究發展方向，讓該領域研究從“偉大醫生和重要醫學發現”這種傳統敘事中進一步解放出來，將相關話題深度融入到更為廣闊的地理環境、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背景中，使傳染病研究與國家構建和政策制定緊密聯合，提升醫學史和疾病史研究的人文關懷和現實主義關聯。

該書的出版贏得了廣泛的贊譽，著名的《外交》雜志認為：“這本耀眼奪目的書論證了傳染病怎么樣影響了歐洲的政治和公共政策，鮑德溫悟性極高的闡釋對醫學史、政治思想和文化準則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一本令人神魂顛倒的學術杰作。”《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也盛贊該書：“鮑德溫既是一位嚴謹的調查員，也是一位文體家。該書許多段落文辭優美，用詞精巧，充滿了幽默、有趣且讓人印象深刻的歷史掌故。”《劍橋醫學史》主編、英國維爾康醫史研究所羅伊?波特對該書做出了這樣的肯定：“這是一本讓人目眩神迷的書，該書旁征博引，視野開闊，洞見深邃，富有創意。沒有一本書像他那樣能把歐洲范圍內的醫學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讀者將欣賞到鮑德溫所描繪的全景式的疾病的‘戰爭與和平’、歐洲的命運和他對材料嫻熟的駕馭。”《醫學史公報》指出：“這是近來該領域最重要的一本書，也是比較史學上的一本名著，當然也是當代公共衛生領域所有史家的必讀書。”《國際史評論》對該書也做出極好的評價：“這是一本難得史學著作，完全用它自己的方式，為未來的研究提出了一個廣闊的方向。”《美國醫學會雜志》強調：“這本大膽之作具有驚人的研究深度和廣度，它百科全書般的視野使這本書成為研究者一個真正的寶藏，即使單憑這一點，公共衛生史學家在未來許多年都會受惠于鮑德溫。”《經濟史評論》認為：“這是一本開創性的研究，不僅整合了大量的材料，而且為從事比較分析的史家提供了一個樣板，為未來研究傳染病的史家提供了大量的靈感源。”《斯堪的納維亞經濟史評論》也對這本書做出肯定：“這本書以非常廣泛的材料為基礎，鮑德溫的這本書在討論醫學史和政治相互關聯的問題上作出了獨一無二的重要貢獻。”《交叉學科史雜志》從跨學科視角出發，夸贊該書：“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雖然（這本書）沒有放棄預防政策部分是由政治和經濟利益集團塑造的觀念，但與此前所有著作相比，他描繪出了一幅政策和利益集團之間更加復雜、更加細微的關系圖景，這是以前所有著作都沒達到的。這是一個有價值的重要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創辦的《國外社會科學》雜志在評介這本書時，也根據事實，恰當引用了國外相關媒體報刊的權威性評價，認為該書是近年來最百科全書的、旁征博引的權威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中文版于2023年10月一經面世之后，就立刻贏得了極好的評價和榮譽，在商務印書館組織的十大好書評選中，該書的中文版譯著從200多種好書中脫穎而出，入圍2024年十大好書，是大眾類入圍圖書中唯一的譯著。

作為一名熱衷于醫學疾病史研究的年輕學者，在我看來，該書之所以能在國內獲得好評和認可，譯者蘭教材的貢獻功不可沒，在這本涉及到大量比較實例、關聯歐洲各國政治文化風俗及地理環境差異、而且注釋和典故頻繁出現的原文書寫中，即便是對于英文母語學者而言，對其內容進行全面把握也極為不易，而作為和英語世界文化有所差異的中文學者，要想準確翻譯該書絕非易事。幸運的是，本書譯者蘭教材曾于2011-2012年期間赴美留學，當時聯系的合作導師就是該書作者鮑德溫教授，在此期間及之后漫長的工作和學術生涯中，作者一直都與鮑德溫教授進行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和合作，學術對話交流始終未曾間斷。所以，本書譯者能很好地領會原文作者的意思和思想，在有疑問時也會及時找原作者予以核實請教，由原作者給予適當的解答和提示。在2017年開始啟動該書翻譯旅程的長達6年的時間中，譯者一直與原書作者就翻譯細節問題進行持續不斷地互動交流，最終，譯者用通暢流利以及較為符合國人閱讀習慣的中文詞句準確地表達了原書作者的意圖，并以作為中國學者自身的獨特視野，出色地處理了書中那些寓意內涵比較復雜的概念，成功地在“忠實原文思想”和“中文流暢表達”之間取得了完美的平衡，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學術嚴謹性和復雜性，又強化了它的邏輯性、故事性和可讀性，用清新流暢的文字讓中文世界的讀者深入體味到歐洲現代國家建設與傳染病防控實踐之間的深刻關聯。與此同時，就目前學界盛行的譯著出版行業來說，該書的出版也為國內相關領域尤其是文史哲譯著寫作領域樹立了一個榜樣性示范：譯者和原文作者可用密切溝通和交流的方式，盡可能規避歧義誤解，提升譯著的思想性和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