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上合與金磚中的中東元素：“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塊

最近幾年來，“全球南方”既是國際學術界、戰略界和輿論界熱議的概念，也是世界主要大國競相塑造的“新中間”地帶，同時也代表著自覺或不自覺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下進行利益和訴求表達的模糊性群體。

事實上，“全球南方”并非新鮮的概念，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4年發布《打造全球南方》為標志，“全球南方”概念的正式提出也已經有近20年的歷史。在“全球南方”概念之前，在國際社會便有“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第三世界”“南方國家”等一系列概念，盡管其內涵有所不同，但它們都在不同時期被用來指代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方，并要求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發展中國家。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界定，“全球南方”包括77國集團和中國，涵蓋廣大亞非拉地區。2023年7月25日，在約翰內斯堡出席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期間，中國外長王毅專門就加強“全球南方”國家合作提出了中國的立場和主張。王毅表示，獨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發展振興是“全球南方”的歷史使命，公道正義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張。王毅還就加強“全球南方”國家合作提出四點主張：第一，要消除沖突，共建和平；第二，要重振活力，共促發展；第三，要開放包容，共謀進步；第四，要團結一致，共商合作。

就“全球南方”的構成而言，它無疑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傳統發展中國家為底色，但其中的新興大國尤其是金磚集團國家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而最近剛剛結束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也使上合的“全球南方”色彩更加突出。

從傳統意義上說，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中東地區是美國和西方盟友最為集中的地區。但是，近年來，中東國家對上合、金磚等全球南方機制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并有很多中東國家成為上合組織和金磚機制的新成員。在上合組織內，除伊朗已于 2023 年成為上合組織的正式成員國外，中東國家已有阿富汗成為觀察員國，還有土耳其、沙特、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巴林、埃及7個國家成為“對話伙伴國”，占上合14個對話伙伴國的半壁江山，另有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兩個南高加索地區的準中東國家也是對話伙伴國。

中東國家也是近年來金磚機制擴容的主要對象。在2023年吸收的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聯酋六個新成員國中，其中埃及、伊朗、沙特、阿聯酋四個國家為中東國家。

在東起阿富汗西至摩洛哥的廣大中東地區，除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為西方堅定盟友的以色列外，其他所有國家都可以歸入“全球南方”國家的行列。中東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塊，既有其深刻的歷史邏輯，更有其重要的現實價值。但是，基于“全球南方”和中東各自的復雜性，又必須正視“全球南方”、中東與“全球南方”關系各自的內在矛盾。

中東作為“全球南方”重要板塊的歷史邏輯

中東地區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在歷史對人類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近代以來，伴隨奧斯曼帝國衰落和西方殖民擴張，中東地區相繼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受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影響，中東地區體系具有明顯的依附性特征。無論是殖民時期的殖民統治和委任統治，還是冷戰時期東西方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對中東國家的深刻影響，以及冷戰后西方的“民主改造”和新自由主義對中東政治經濟發展進程的強勢干預，都使得中東國家的發展路徑具有嚴重的外部依賴性。因此，長期以來，獨立、和平、發展是中東國家的不懈追求，并使中東國家成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的重要成員，這也構成了中東國家在當今成為“全球南方”重要板塊的歷史邏輯所在。

第一，中東國家在長期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形成了“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獨立自主。

自19世紀以來，中東國家就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了不懈斗爭，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最終形成中東的獨立民族國家體系。有學者根據中東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把20世紀現代中東民族獨立國家體系的形成劃分為三個階段，即20世紀初期以土耳其、伊朗民族民主革命和阿拉伯民族主義形成為標志的“中東的覺醒”；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以民族解放運動高潮為內容的“中東的抗爭”；二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以反帝反殖斗爭勝利、中東民族國家體系形成為標志的“中東的巨變”。

總之，中東國家經歷了長期反殖、反帝、反霸的斗爭才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代價，從而使其具備了獨立自主的純正政治底色。

第二，發展振興作為“全球南方”的歷史使命，構成了中東國家現代化進程不懈追求的目標。

從19世紀奧斯曼帝國尋求現代化的“坦齊馬特”（原意為“整頓”）改革和埃及的阿里改革運動，到20世紀上半葉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富汗等中東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從二戰后中東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伊斯蘭復興主義對發展道路的探索，到經歷西方新自由主義失敗和 “阿拉伯之春”陣痛后中東國家紛紛制定新的發展規劃和發展遠景，中東國家為實現發展振興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進而使其與“全球南方”肩負著發展振興的共同的歷史使命。

第三，公道正義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張，中東國家為實現公道正義廣泛參與了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

“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作為“全球南方”的前身，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別是亞非會議的召開、不結盟運動的興起、77國集團的建立，構成了南方國家興起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并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東國家不僅廣泛參與了南方國家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集體斗爭和國際組織，而且建立和廣泛參與了阿拉伯國家聯盟、伊斯蘭合作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地區性和功能性國際組織，為維護中東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權益做出了重要貢獻。

例如，阿富汗、伊朗、也門、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土耳其、埃及、蘇丹等一批中東國家參加了1955年召開的亞非會議，積極推動亞非國家團結反帝、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在1961年興起的不結盟運動中，埃及與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亞、加納一起構成了不結盟運動的倡導者，埃及開羅還承辦了不結盟運動的籌備會議。中東國家也是1964年成立的77國集團的重要參與者，阿爾及利亞還主辦了1967年的77國集團第一次部長級會議。更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以中東國家為主的石油輸出國組織發起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爭，以“限產、提價、禁運”為主要措施保護中東國家的經濟權益，不僅極大支援了阿拉伯國家反對以色列的斗爭，更對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舊秩序造成了強烈沖擊。

中東作為“全球南方”重要板塊的現實價值

第一，中東國家是“全球南方”國家中一支獨立自主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領域對中東的干預、控制、侵略和滲透，使得中東地區的民族國家體系具有外部強加的典型特征，使中東地區體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的特點。如前所述，中東國家在近代以來為實現獨立自主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但始終難以徹底擺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遺產以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外部干涉。

近年來，伴隨國際體系內大國力量格局變化，域外大國對中東的影響趨于多元平衡，地區國家的自主性上升，導致中東地區格局正呈現出值得肯定的積極變化。

伴隨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向大國戰略競爭并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特別是烏克蘭危機以來中東國家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東國家的戰略自信和戰略自主得到了極大提升。烏克蘭危機以來，在美國發起對俄譴責、圍堵、制裁的過程中，中東國家的反應和政策選擇盡管存在較大差異，但基本上采取了相對中立的立場和政策，并未加入美國制裁和對抗俄羅斯的陣營，尤其是土耳其、沙特、阿聯酋、以色列等美國盟國，并未簡單按照美國要求行事，而是基于自身國家利益進行理性選擇，甚至敢于拒絕美國的要求（如石油限產），這一切都是中東國家戰略自主增強的體現。

第二，中東國家是“全球南方”國家中維護地區與全球安全的重要力量。

長期以來由于西方采取分而治之、軍事干預、代理人戰爭等政策對中東事務進行干預，導致地區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間的領土邊界矛盾、地緣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紛爭異常復雜，釀成了層出不窮的地區沖突和熱點問題，進而使中東地區體系具有典型的沖突性特征，使中東地區成為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最為嚴重的地區。

但是，當前中東地區形勢正在出現可喜的積極變化，進而使中東國家在消除地區沖突、維護地區和世界安全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近年來，伴隨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向大國競爭并從中東戰略收縮，中東地區大國在“阿拉伯之春”以來面臨發展轉型的巨大壓力，特別是烏克蘭危機以來美俄的戰略博弈重點從中東轉向烏克蘭，促使地區國家紛紛進行戰略調整。在此背景下，中東地區國際關系出現了罕見的“和解潮”。特別是自2023年3月10日中國、沙特和伊朗三方發表沙特與伊朗和解的《北京聲明》后，伊朗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土耳其與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關系、阿拉伯國家與敘利亞的關系都出現了對話、緩和的積極互動，進而有利于推動中東地區的和平發展。

當前沙特、土耳其等中東國家已成為斡旋地區和國際沖突的重要角色。如土耳其在斡旋烏克蘭危機特別是達成黑海糧食運輸協議方面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沙特在召開烏克蘭問題國際會議、斡旋蘇丹沖突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即使是在巴以沖突持續延宕和外溢的情況下，中東大國除以色列和伊朗的對抗沖突升級外，其他地區大國關系緩和的潮流并未改變。

第三，中東國家是“全球南方”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伙伴。

“全球南方”國家合作的核心就是要把發展置于國際議程中心位置，進一步凝聚促發展的國際共識，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發展權利；重振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推動發達國家切實履行援助承諾，使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國人民。在促進發展問題上，中東國家不僅有著強烈的發展愿望，同時更是“全球南方”國家發展合作的重要伙伴。

首先，在經歷了長期的艱辛探索和多次挫折之后，中東國家紛紛把發展轉型作為國家的戰略選擇，制定和實施各種發展愿景，體現了中東國家實現發展的迫切愿望。進入21世紀以來，在《聯合國千年宣言》和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指引下，許多中東國家開始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其目標在于擺脫發展困境，破解民生難題，鞏固政權和統治根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提高國家整體實力和發展水平。開拓國際合作渠道，強化對外合作力度，推進發展規劃的實施，構成了中東國家實施發展規劃的重要特征，這勢必促使其積極參與“全球南方”發展合作。

其次，中東國家已成為金磚國家等“全球南方”國家國際發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當前，金磚國家已成為“全球南方”國家最具實力和活力的國際發展合作機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持續提升，對包括中東國家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截至2023年8月，已有超過40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20多國正式提出加入申請，其中就包括9個中東國家。在2023年8月金磚國家約翰內斯堡峰會最終決定增加六國為金磚成員，其中就有埃及、伊朗、沙特、阿聯酋四個中東國家。

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前首席經濟學家納賽爾·賽迪評價說，中東國家面臨諸多經濟領域的共同挑戰，其中應對氣候變化、能源轉型、基礎設施發展和擺脫貧困等問題尤為關鍵，特別是多個產油國近年來致力于實現經濟多元化以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加入金磚機制對于這些國家制定符合其國情的解決方案來說大有裨益。中東四國加入無疑將使“金磚發展成色更足、分量更重。” 中東四國人口總和約2.3億，進一步提升了金磚在國際上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中東四國已探明石油儲量總和約占全球儲量的34%，已探明天然氣儲量總和約占全球儲量的27%，為金磚發展注入強大推動力和續航力；中東四國GDP總和超過2.2萬億美元，貨物貿易總額約1.9萬億美元，將為金磚經濟增長提供巨大潛力和空間。

此外，中東文明的獨特性、多樣性也使中東國家成為“全球南方”國家文明互鑒、交流治國理政經驗的重要伙伴。由于中東國家長期飽受外部干涉之苦，因此更是“全球南方”國家團結一致、共商合作、共同維護多邊主義的重要伙伴。

正視“全球南方”、中東與“全球南方”關系各自的內在矛盾

總之，中東國家在歷史中形成了“全球南方”國家追求獨立自主、發展振興、公道正義的共同特征，在當前和未來“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中，中東國家同樣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板塊，并對保持全球戰略格局穩定，維護地區和全球安全，促進全球發展合作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在新一輪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中東國家必將為擴大“全球南方”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發展權利和共同利益做出更大貢獻。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基于“全球南方”和中東各自的復雜性，又必須正視“全球南方”、中東與“全球南方”關系各自的內在矛盾。

首先來看“全球南方”的內在矛盾：

第一，“全球南方”客觀性與建構性并存：“全球南方”既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群體，又是被政界、學界構建的政治話語和模糊的國家群體。

第二，普遍性與差異性并存：既具有明顯共性（如擁有反帝反殖歷史，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主張多極化，反對霸權、追求正義等特征），又存在顯著差異（包含多樣化的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發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訴求的國家群體）。

第三，團結性與分裂性并存：既在反帝、反殖、反霸斗爭，爭取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方面存在團結的一面，又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存在復雜的矛盾斗爭和復雜分歧。

第四，自主性與依附性并存：既追求獨立自主，又難以擺脫對西方的依附，其內部親西方力量與反西方力量并存。

再來看中東與“全球南方”關系的內在矛盾：

第一，獨立與依附的矛盾：中東國家在長期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形成了“全球南方”獨立自主的政治底色；但由于深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影響，中東國家又形成了對西方（北方）的深刻依附。

第二，發展和安全的矛盾：發展振興作為“全球南方”的歷史使命，構成了中東國家現代化進程不懈追求的目標；但中東國家又存在重安全、輕發展的痼疾，是當今全球發展赤字的重災區。

第三，團結與分裂的矛盾：公道正義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張，中東國家為實現公道正義廣泛參與了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但中東又是內部四分五裂，領土、民族、宗教矛盾尖銳，以沖突和動蕩為主要特征的地區，是當今全球安全、全球治理赤字的重災區。

（本文的部分內容來自《“全球南方”的中東板塊：歷史邏輯與現實價值》，見《西亞非洲》2023年第6期）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