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創造疾病，疾病塑造文明

從疾病觀察人類歷史的著作，前有威廉·麥克尼爾在1976年出版于美國的《瘟疫與人》，后有弗蘭克·M.斯諾登《流行病與社會》一書，首次出版于2019年。而在威廉·麥克尼爾之前，則有日本病理史泰斗立川昭二在1971年出版的《文明的病因：從疾病看待世界文明史》（以下簡稱《文明的病因》），成為其疾病社會史的奠基之作。

上述三書的中譯本

上述三書的討論都涉及了人類文明中影響深遠的鼠疫、霍亂、結核病等疾病?！段烈吲c人》著重于探討人類在“微寄生”（病毒、細胞或多細胞生物）與“巨寄生”（多樣的大型天敵）之間的危險平衡，尤其是人與微寄生之間長期維持著一種內涵上不斷變化但卻不失平衡的關系?！读餍胁∨c社會》的核心關注點之一則是不同時代的社會為抗擊、預防、治療，甚至根除流行病所采取的策略。而立川昭二《文明的病因》關注的是人類文明與疾病的糾葛，旗幟鮮明地提出：“文明創造疾病，疾病又反過來塑造文明，兩者相輔相成，往復循環。”

從疾病中觀察世界的聯系

通常認為，15世紀末的新航路開辟使人類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陸和海洋的全球性聯系。各個大洲之間的相對孤立狀態被打破，世界開始連成一個整體。但《文明的病因》勾勒出了一幅疾病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圖景，早在15世紀之前，疾病就已隨著人類的遷徙、貿易、戰爭等傳播，區域與區域之間，大陸與大陸之間的聯系早已可以從疾病的腳步中窺見。

人類文明最早的瘟疫記錄來自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據修昔底德記載，這場公元前5世紀的瘟疫起源于蘇丹地區，然后傳至埃及、利比亞，再到雅典的外港比雷埃夫斯，最終大舉侵襲雅典。這樣的疾病遷徙不斷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上演。歷史上第一場有確鑿證據的鼠疫發源于公元540年前后的埃及培琉喜阿姆。這座城市位于尼羅河口東側和蘇伊士運河的交匯處，是當時阿拉伯商人的重要補給點，也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拜占庭通往非洲的中間點。鼠疫沿著這條路線飛速蔓延，先襲擊了拜占庭，然后向著歐洲內陸高歌猛進，一路殺入愛爾蘭，到6世紀末才終于結束。在此之后，一場蔓延極廣、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來源更是眾說紛紜。不論是14世紀中國華南地區的一場大瘟疫，沿著貿易的主干道——絲綢之路殺向歐洲，還是中亞地區的一場鼠疫，東傳向中國，西往克里米亞半島卡法城，經黑海而至君士坦丁堡。這些對黑死病起源地的推測，都反映隨著世界文明交流愈加密切，疾病涉足的范圍也愈發廣袤。

黑死病傳播路線圖

自新航路的開辟后，這種傾向愈發明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給歐洲帶來了無可估量財富的同時，梅毒亦作為航?！岸Y物”之一，在1493年被帶回了巴塞羅那。翌年，法國國王組建意大利遠征軍，雇傭兵中就有患上此病的西班牙人。在法軍進駐意大利之際，梅毒在意大利爆發，并在極短時間內發展成瘟疫，在席卷歐洲大陸的同時，也隨著大航海時代的波濤，在16世紀登陸中國廣東，然后沿水路北上，擴展至中國全境。而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也在1512年出現了梅毒的身影。19世紀，本來只是印度河流域（特別是孟加拉南部地區）風土病的霍亂，隨著近代文明的進步和交通的發達，乘著國際交流的東風成為了全球流行疾病。而在《文明的病因》初版后54年的今天，我們剛經歷過一場新冠肺炎的洗禮，至今尚未完全平息，仍不斷有新的變異毒株出現。在疾病傳播越發加快的腳步中，我們可以深刻感知到世界各地早已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地方性傳染病愈加容易地越過原有的地理界域而遠播各地，人類共享同一個“疾病庫”的程度也便越發加深。潛伏在一隅的疾病蠢蠢欲動，隨時可能在轉瞬間席卷全球，成為人類文明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關，突顯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之必要性。

通過疾病重新審視文明

文明的交流不但帶動了疾病的交流，在文明的發展下各種公害病、職業病也被源源不斷創造出來。尤其是邁入工業革命時代，誕生的不僅有飛馳的火車、高速運轉的生產機器，還有疾病的溫床——黑鄉與貧民窟。前者是無產階級的工作場所，后者是他們的居住地。肺病、猩紅熱等疾病在狹窄、密集、破落的貧民窟中肆虐，而糟糕的勞動環境，不但摧殘著工人的肉體，更折磨著他們的精神，平均壽命15歲的統計數據令人驚駭。尤其是公元前5000年就已經出現在人類社會中的結核病，被19世紀的工業革命浪潮推上了歷史舞臺的臺前，在西方掀起巨大的社會問題，獲得了“白色鼠疫”之名。結核病的元兇——結核桿菌在1882才被發現，其化學療法要直到1943年以后才問世。在此之前，人們只能依靠社會力量對抗結核病，于是《濟貧法》《勞動法》《工廠法》《公共衛生法》等法律相繼出臺，政府鋪設新的下水道、修整道路，貧民窟隨之逐漸消失，在一系列亡羊補牢的措施下，結核病才被擠出了各個文明社會。

與西方相比，東方國家的近代化更充滿了緊迫感，為了免于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日本明治維新提出了“富國強兵”的口號，在100年間使日本民眾的生活與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與進步，但這種發展是以軍事國家建設為杠桿，以戰爭為基石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都染上了軍國主義色彩，一切都以軍事優先。于是西方工業革命中的錯誤再次上演，甚至更為嚴峻。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地租改革使小農失去了土地，大量流向城市并沉淀下來；下級士族失去秩祿而家道中落；工匠群體隨著行會組織解體和社會需求變化而沒落，幕末農村和城市的貧民群體隨著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改造進一步擴大化、嚴峻化。流亡農民、沒落士族、失業工匠組成了龐大的城市貧困階層，為疾病提供了廣大宿主群體，成為明治年間霍亂、赤痢、天花等疾病大流行的重要因素。以結核病為例，該疾病的流行期與日本工業革命時期或者說資本主義的成立時期，以及帝國主義發展時期相重合。而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道路上狂奔的明治日本，光是應付傳染病和軍隊醫療就已分身乏術，更無力再顧及母嬰衛生、營養等公民基本的健康問題。哪怕是在流行病的應對上，高額的皇室支出和軍備夸張費用也擠占了本就有限的防疫預算，好不容易搭建起來的地方衛生組織轟然解體，地方衛生行政被扔給了警察部門。

當時日本警察負責的衛生行政業務充斥著草菅人命的邪風。傳染病患者被警察強制抓入條件落后的避病醫院隔離，死者也會在警察的監督下火化，在當時的民眾眼中，避病醫院就是地獄，去往避病醫院的路是一條不歸路。當市內避病醫院再也收納不下患者時，警察甚至把還剩一口氣的重癥病人直接送往火葬場。據《警視廳史》記載，彼時市內的所有火葬場通宵達旦開工，卻仍然趕不上送過來的速度。明治十九年（1886），赤痢、腸傷寒、天花、霍亂四種傳染病在日本奪走了14.6萬余人的生命，與日俄戰爭的死亡人數不相上下。除了肉體上的病痛，明治維新在使日本邁入近代化的過程中，劇烈的社會變革，生活模式、倫理、價值觀的劇變和生存競爭的激烈化帶來的是教育更加繁重、生活更加艱難，社會逐漸被營造成了一個讓精神病發展成社會病的生態，而到了立川昭二撰寫《文明的病因》的時代，日本精神病人的增加已經與其他文明國家不相上下，且精神障礙者的犯罪益加頻發。

巡捕與官吏開路，抬送病人去避病醫院隔離

歷來對于日本明治維新的評價更偏于正面，它使日本實現了近代化，擺脫了不平等條約，免于成為西方世界的附庸。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三大口號下，資本主義的各項制度都被復刻到了日本社會，生活習慣也積極向西方看齊，力圖擺脫落后，成為所謂文明世界中一員。而疾病作為一面鏡子，恰恰折射出了這場日本社會巨大變革的陰暗一面，在“富國強兵”號召下獲得的文明“進步”，真正“進步”的到底是哪一方？

再反觀現代社會，在科技日新月異的同時，各種致癌物質也在不斷被人們發現，如皮膚癌的致癌物有瀝青、焦油、柏油、礦物油；肺癌的致癌物有鎳、鉻、砷化物、石棉等；白血病致癌物有苯、X線、輻射等。可以說人類文明每創造一個新產品，也順便創造了一個新的致癌物，最為直接地體現著疾病是文明所創造的。立川昭二不由發出這樣的感嘆：“或許未來的某一天，科學能夠取得對癌癥的勝利，但是，與其患了癌癥之后再去治，更加治本的方法難道不是創造一個不會患癌的文明嗎？”

世界疾病中若隱若現的東方

令人遺憾的是，與許多探討疾病對世界歷史影響的作品一樣，《文明的病因》對中國、日本、朝鮮等東方國家著墨甚少，尤其是20世紀之前的世界文明史探討中，更偏重于西方，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世界仿若不存在一般。但立川昭二“文明創造疾病，疾病又反過來塑造文明，兩者相輔相成，往復循環”的核心觀點，同樣可以被運用到我們對于中國歷史的觀察中。

在西方世界的歷史中，瘟疫是古代希臘和古羅馬滅亡的原因之一；中世紀晚期席卷歐洲的鼠疫是拉開近代帷幕的陣痛；斑疹和傷寒是拿破侖遠征俄國失敗的原因之一。這些成為疾病改變文明、驅動社會的最有力證明。那么，我們中國又是怎樣的呢？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戰造就了此后的曹、劉、孫三分天下。在這場戰役中，瘟疫成為左右戰局的重要因素，魏蜀吳三家的記載中都強調瘟疫的影響?！度龂尽の涞奂o》記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同書《先主傳》記載：“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薄秴侵鱾鳌芬嘤校骸肮珶溆啻?，士卒饑疫，死者大半?！薄督韨鳌芬矊⑦@場大戰的功勞歸于疾病，認為曹軍恰逢瘟疫，才讓周瑜燒船成功，獲得虛名。關于這場瘟疫的真面目，有學者推測是急性血吸蟲病流行，也有觀點認為是瘧疾或斑疹傷寒。無論是哪種疾病，這場瘟疫都極大地削弱了曹軍實力，使孫劉聯盟得以在赤壁擊敗曹操，為三國鼎立奠定基礎。中國歷史的許多節點都能看到類似的情況，疾病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據《金史》記載，金朝末年的汴京城爆發瘟疫，死者達九十余萬。這場瘟疫使汴京城毫無抵抗之力，徹底成為蒙古大軍的囊中之物，唾手可得。明代萬歷年間，山西境內爆發的一場瘟疫，東進入京師地區，傳入山東，蔓延至大江南北，形成全國范圍的大流行，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睹魇贰吩u價：“明之亡，實亡于神宗。”除了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等因素外，這場始自萬歷年間，持續至崇禎時期的全國性大疫也成為推動明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中醫溫病學的標志性著作《溫疫論》正是在明末大疫的背景下成書

而中華文明亦以自己的方式塑造著疾病。以西方社會極度恐懼的麻風病為例，西方基督教社會將麻風病視為上帝的懲罰，患者被驅逐入名為拉薩列托（意為乞丐收容所）的麻風病院，只能在指定的時間內進城乞討，還須身著顯眼的衣服便于他人辨認。在有效的治療手段出現前，西方依靠社會的歧視、排擠麻風病人這種非人道行為來壓制該疾病的傳播。

中世紀乞討的麻風病人

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也存在對麻風病患者的排斥，但是并未如西方基督教社會一般，對麻風病患者產生異常深遠的集體性恐懼。根據梁其姿的研究，隋唐時期受道家求仙思想的影響，麻風病甚至與得道成仙產生聯系。作為道教中人的孫思邈稱：“得此病者，多致神仙。往往人得此疾，棄家室財物入山，遂得疾愈，而為神仙。今人患者，但離妻妾，無有不瘥?！被谶@種理念，治療方法要求人們禁房事、禁嗔怒，避免激烈情緒，飲食上禁五辛生冷、白酒、豬、魚、雞、牛、羊等美食，拋開所有俗務，入山療養，如修道之人一般。孫思邈還將水銀等煉丹的成分運用到治療中，許多藥方都被冠上“仙人”開頭，如“仙人黃靈先生用天真百畏丸治一切癩病方”“仙人治癩病神驗方”等。而至明清時期，麻風病開始被認為是濕熱嶺表地區的風土病，人們對其的傳染性也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從明代中期起，福建、廣東、江西、浙江、湖南等地紛紛成立隔離麻風病患者的官方機構。但中國的麻風病隔離機構與西方的拉薩列托極為不同。這些機構既沒有宗教性或儀式性，也沒有將患者完全逐出社會，更沒有給予嚴密的監督與治療。而是予以起碼的物質條件，讓他們在社會邊緣存活，讓社會對麻風的恐懼與保存患者卑微生命之間取得一定的平衡。

直至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亞洲、非洲建立起殖民政權，中國的麻風病情引起了他們的注意，自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中國被認為是透過移民將麻風病傳播至全世界的危險種族。中國的精英們開始積極推動西式麻風院的建設，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落后，對麻風病從未有過像樣的防疫措施；另一方面，他們將麻風病流行因與果歸為中國民族精神生活的墮落，建立麻風院成為當時民族主義訴求的重要內容，被視為向西方先進社會看齊，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指針。麻風病作為一個古老的疾病，在中西方的文化中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著極為不同的一面。中西雙方雖然都有著對麻風病人的排斥與厭惡，但中國傳統社會的厭惡并非是基于宗教的，其麻風院的產生也是出于社會對傳染病的恐懼、地方政府的財政情況、以及醫學發展等因素，是一項試圖照顧到各方面的、理性的世俗政策。而面對近代西方列強的欺凌，中國精英渴望通過麻風院的建設，消除“次等民族”的污名，消滅麻風病成為現代化的內容之一。

總之，既然疾病是貫穿人類歷史的存在，那么無論東方與西方都能從中觀察自身文明的發展變化，比較二者的異同，思考其背后的原因，以及通過疾病看到東西文明相互之間的交流與影響。東方不應在世界之外，東方亦在世界之中。

小結

生老病死是人不可抗的自然規律，其中，生、老、死代表人類生命發展的不同階段，“病”則如影隨形，貫穿于生命始終。對個人是如此，對文明亦不例外。《文明的病因》中回顧世界歷史各個階段的區域性疾病與大流行病，從古希臘、羅馬帝國、中世紀、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直至20世紀近代文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不明瘟疫、鼠疫、麻風病、梅毒、肺結核、大流感、霍亂等疾病也先后登場，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文明的病因》成書后，SARS、埃博拉、禽流感、新冠肺炎等大規模流行病先后出現，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記憶。古人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而疾病恰背負著“歷史”這一遙遠而沉重因果。正因為疾病有著顯著的歷史性，所以我們了解過去的疾病，就能理解現在的疾病，從而幫助預測未來的疾病，給予人們一些對疾病、對社會、對世界以新的啟發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