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多重奏｜藏在“老漂族”手機里的秘密

我的父母是“老漂”，寶寶出生后他們不得不放棄退休后閑適的生活，隨遷到我工作的城市重慶，協助我的小家庭一起帶寶寶。因為擔心輻射和有人打擾，媽媽原本習慣睡前把手機放得遠遠的，來到重慶后，她卻經常在臨睡時把手機塞在枕頭下面。我一度好奇，手機里藏著怎樣的秘密？無意中才發現，她只是為了隨時拿起手機看一眼時間，心里時刻惦記著何時該叫寶寶起床，何時該做輔食，何時該帶寶寶去戶外曬太陽……

自2020年以來，我一直在從事一項名為“老年流動人群的社交媒體使用及其社會交往重建”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這些年我和我的團隊訪談了超過160位流動老人，他們中大部分是和我父母一樣的“老漂族”。所謂“老漂族”，在學術研究上指的是以照料孫輩、料理家務為主要任務，從戶籍居住地流動到子女所在城市居住的中老年人[1]。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戶口登記地在外鄉鎮街道的流動人口中，因照料（外）孫子女而遷移的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651萬人[2]。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了一個共通的隱秘轉變：從家鄉“自己的家”流動到城市“子女的家”，“老漂族”們不得不改變了手機使用方式和媒介習慣。

當“全民K歌”讓位于“作業幫”

有的老人為了不讓年幼的孫輩輕易拿到手機，會特地把手機放在高高的柜子頂層、書架上層……那些孩子踮腳伸手也夠不著的地方。“孩子在家就不能亂放手機”“手機要放在高處藏起來”，成為很多“老漂族”的默契準則。

有的老人會主動在手機里裝上豆包、作業幫這類輔導學習的軟件，方便幫孩子檢查作業，他們也新學會了用小荷健康、小紅書查詢育兒知識。與此同時，全民K歌、抖音、快手等則被他們悄悄卸載，或者轉移到手機最后一頁不起眼的位置。問起原因，老人們回答說：“光想著唱歌，會影響自己帶孩子”“我怕上癮總想去看，影響做事兒”。

有的老人白天想用手機，簡直像在打一場“貓捉老鼠”的游擊戰。他們只能悄悄躲進廁所，或是窩在家中某個不起眼的角落，回幾條消息，打兩局小牌。一位受訪者苦笑道：“有時候老伴兒在旁邊看著孩子，我就想放松一下，就躲在孫子沒注意的角落玩手機。但有小孩的空間我都很少玩了，習慣已經跟著小孩走了。”只有等到子女下班回家、接手孩子之后，老人們才終于能松一口氣，躲進自己的臥室，享受一段完全屬于自己的手機時間。即便如此，他們也常常戴上耳機，或者把音量調到最低，“怕吵到他們”。

為了幫子女照顧好孩子，“老漂族”們操勞了大半輩子還未享受幾天“清福”，就不得不投入到“退而不能休”的體力和情感勞動中。而在子女的家中，他們不光活動空間受限，生活習慣受拘，甚至連用手機這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也變得小心翼翼、不再自由。

媒介使用不僅是一種功用性實踐，也是人們關注自己、觀照自己、改造自己即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照看自我”[3]的過程。福柯認為，人類通過不同的方式發展出關于自身的知識，并都與特定的技術相關聯而成為人類了解自身的工具，其中“自我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指的是“使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4]。由此看來，作為一種“自我的技術”實踐，“老漂族”的智能手機使用習慣改變的背后，實際上是他們為維系代際團結、履行隔代照料要求而進行的自我需求的讓渡，也是他們在流動語境中協商與平衡“為家庭犧牲”還是“為自己而活”所做出的取舍。

盡管手機早已深度嵌入“老漂族”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在每天循環往復的做飯買菜、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務中，他們只能暫時擱置自己對手機和媒介的信息、娛樂、交往等需求，或者將其切成碎片勉強拼湊進子女和孫輩的日程安排之中，“沒有自己的時間”是我們訪談中聽到最為高頻的話語。而唯有在孩子酣睡、子女下班回家、孫輩上學后的那些片刻閑暇里，他們才能透過手機屏幕，悄悄拾回一點屬于自己的生活與空間。比如有的老年人會在“睡前好好看看手機，處理微信消息，回復家族群，然后玩會抖音、消消樂”；有的老人會在家中沒人時把養生類節目的直播講解聲音放至最大，陪她解悶；有的老人空閑時會將自己的流動生活體驗寫成詩句發布在“美篇”App上：“電梯里的夕陽／鐵盒載光升又降／玻璃映出雙影長”。他們努力地在“家庭責任”和“自我滿足”之間尋找著某種平衡，但當自身需求與照料需求發生沖突時，前者總是會自動為后者讓路。

“老漂族”自我讓渡背后的“責任倫理”

這種需求的讓渡來源于中國老年人“以家庭為本位”的價值觀和“恩往下流”的代際關系。所謂“家庭本位”，指的是一個人的倫理責任、道德義務乃至生命價值都以他與家庭的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5]。在此觀念的驅動下，中國老年人形成了一種“責任倫理”，即只強調自己對后代的責任和義務，從而在各方面對子女（包括孫子女）不計回報地付出[6]。家庭代際關系的重心也迅速下移，家庭資源和情感更多地向子代和孫輩傾斜，形成“下行式家庭主義”的模式。大多數老年人已經接受生活的意義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讓子女過上幸福的生活[7]。“恩往下流”成為了當下家庭資源代際分配的一種趨勢特征，并逐漸內化為一種文化共識，使得大部分老人都認為照料孫輩和自我讓渡是自己應盡的義務，亦是其長輩身份的一種體現。

正如我們團隊在研究中發現，對于“老漂族”們來說，“家”不僅僅是一個居所，更是一種親近的關系網絡，家庭關系是他們獲得“家園感”（sense of home）的重要途徑。他們從“天倫之樂”中感受到了深厚的“生命意義感”（meaning in life），源自三個方面：照料孫輩的使命感、支持子女事業的成就感和維系家庭親密的價值感。訪談中，老人們幾乎不假思索地將幫助子女帶孩子視為“天經地義”和“順理成章”的責任。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大多圍繞著子女：“看到子女事業有成，我覺得自己這輩子沒白活”“我們作為中國傳統父母，幫一下小孩，他們在城市里面不容易”……除了親子關系，和孫輩的“隔代親”也成為他們情感和價值的重要來源。調研中，有老人表示：“看著孫子一天天長大，學會說話、走路，我感覺自己的人生又重新開始了一遍，每一天都充滿意義。雖然照顧孩子很辛苦，但看到他健康快樂地成長，我覺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天倫之樂”的另一面：“只能跟手機說話”

祖輩協助育兒其實蘊含著他們試圖通過情感與照料的支持來增進代際親密的期待[8]，然而“老漂族”以“犧牲自我”所做出的需求讓渡卻很少被子女充分理解，代際關系常常陷入隱而不發的緊張狀態，造成家庭內部的倫理失衡問題。

一方面，從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到育兒方法，一些子女對老人要求苛刻、求全責備，“地沒掃干凈”“家務沒做好”“教育方式太老套”……這些子女隨口而出“輕飄飄”的一句話，都讓老人覺得自己在家中沒有話語權，感到委屈，有受訪老人感嘆：“我總覺得自己經歷豐富，經驗值得尊重，可是在家里，我的意見常常被年輕人忽視甚至質疑，仿佛我只是一個多余的旁觀者。”在城市“科學育兒”話語的加持下，“老漂族”們承擔著大量的兒童生理性撫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家庭事務決策和話語權上卻仍處于邊緣位置[9][10]，呈現“保姆化” 傾向，難以得到子女充分的尊重與理解。

另一方面，不少子女對“老漂族”的情感需求視而不見、漠不關心。老人們遠離鄉里鄉親的家鄉和熟人熟事的社會網絡，來到子女所在的陌生城市，往往帶有他們對“三世同堂”“天倫之樂”的期待與向往。然而現實情況卻是，盡管子女在側，孫輩在膝，“老漂”們的孤獨感卻伴隨著幸福感同時上升。正如我們訪談中的老人所言：“孩子去上學、兒子兒媳去上班之后感覺就空蕩蕩的”“一天下來和兒子兒媳見不著幾面，他們下班回來也要忙工作，給娃輔導作業”。子女的心思，要么在孩子身上，要么在工作上，無暇顧及老人們的情感需求，更無法為其提供情緒價值。

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對于子女的不理解，“老漂族”大多會選擇忍氣吞聲，轉而通過互聯網中的娛樂消遣、虛擬社交來補償現實生活中的情感缺失，其休閑時間幾乎完全被手機侵占。有老人表示：“我在家里也沒人跟我說特別多的話，小孩子在的時候，還能玩一會，但他們都走了，我一個人只能跟手機說話。” 對這些老人來說，聊微信、刷視頻、看短劇，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他們情感慰藉的缺口，緩解了他們的些許孤獨，他們躲進臥室里，困在手機中，手機依賴、沉迷成癮、身體健康損害甚至網絡詐騙等問題亦隨之而來。

最好的贍養，是精神上的看見與回應

“老漂族”的隱忍與委屈表面看來自子女，實則根植于更深層的社會變遷，與青年群體撫育壓力過大、撫育精細化、教育內卷化、家庭經營能力弱化等有關，“老漂族”及其家庭承擔和消化著社會轉型的壓力[11]。關懷“老漂族”，關乎每個“老漂”家庭，亦關乎整個社會。

國家政策要給這些“老漂”老人更多制度上的托底，統籌“一老一小”問題。一方面，可以探索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疇，進一步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推動生育成本從“家庭獨擔”向“社會共擔”轉變[12]，從而減輕“老漂族”家庭的育兒壓力；另一方面，認識到“老漂族”是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者和應對老齡化問題的貢獻者，對其心理健康問題給予社會支持和干預，比如城市社區可以多組織一些與“老漂族”相關的技能培訓、興趣社群、節日聚會、心理咨詢和團輔等活動，搭建社區內銀齡互助、鄰里互動、代際交流、同鄉支持的社交網絡和交流平臺，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和交往世界。

同樣重要的是，社會應當普遍認識到“老漂族”并不是城市化的苦情者，他們其實是社會過程的歷史見證者、助推者和中流砥柱[13]。學術界應承擔起為“老漂族”立傳的責任，深入洞悉這一群體，給出學理化的闡釋和回應，為相關政策與實踐提供科學依據；媒體亦可以多記錄報道他們真實、多元的生活故事，讓社會看見他們作為“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建設幸福城市的不可忽視的隱形力量”[14]。

最重要的是，具體到每個“老漂”家庭，子女不僅要在對父母的物質贍養上有所擔當，更要在精神贍養上有所體現。所謂精神贍養，其實質是滿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隨著身體老化，老年人的需求集中體現為以經濟贍養、生活照料為核心的物質需求和以社交、尊重、自我實現為核心的精神需求，西方稱之為“3M”即Money、Medicare和Mental[15]。我國將上述三種需求的滿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并規定“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有研究指出，中國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由尊重、安心、慰藉三個維度構成，與之對應的是“精神贍養”包括，老年人自主決策和得到尊重、通過成就自己的人生來滿足父母的期待心理、對老人提供精神關懷[16]。其精神需求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情感居于中心，文娛、求知、社交需求居于第二層，價值居于第三層[17]。

調查顯示，“老漂族”對未來生活的期望中，最希望得到的是“子女的關心和理解”[18]。長期關注“老漂族”現象的社會學學者陳輝給出“老漂族”家庭“如何做兒女”的建議：在日常相處中保持尊重，用情關愛；多分擔家務，多關心老人身體；特別注意和老年父母說話時的語氣和態度，控制好情緒；降低對“老漂”的要求，不要求全責備[19]。此外，在數字時代，使用社交媒體也是老年人“精神養老”的重要方式[20]，鼓勵和教導父母使用新媒體的“數字反哺”行為能有效促進家庭親密關系的形成[21]，體現出子女敬親、顯親的新孝道實踐。

因此，一句“爸媽你們歇會兒，我來帶孩子”、一份精心挑選的禮物、一次全家同行的出游，甚至只是每天留出讓他們安心“刷手機”的時間，在解答他們用手機的困惑時多一點耐心，這些看似尋常的舉動，都是子女給予“老漂”父母真切的理解與回應。

參考資料：

[1]汪永濤.“老漂族”返鄉自我養老選擇的影響機制研究[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02):58-67.

[2] 國家統計局.2020中國人口普查年鑒,“7-8全國分年齡、性別、遷移原因的戶口登記地在外鄉鎮街道的人口”[EB/OL].[2025-08-30].

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e.htm

[3] 汪民安.福柯最后的哲學思想——犬儒主義和真理的發生[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34(06):142-151.

[4] 米歇爾·福柯.自我技術:福柯文選Ⅲ [M].汪民安,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54.

[5] 周飛舟.行動倫理與“關系社會”——社會學中國化的路徑[J].社會學研究,2018,33(01):41-62.

[6] 楊善華,賀常梅.責任倫理與城市居民的家庭養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調查”為例[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1):71-84.

[7] 閻云翔,楊雯琦.社會自我主義:中國式親密關系——中國北方農村的代際親密關系與下行式家庭主義[J].探索與爭鳴,2017,(07):4-15.

[8] 陳佳,杜平.城市家庭中祖輩權威資源與代際共育關系兼論雙系有別的復雜性[J].社會,2023,43(06):54-78.

[9] Goh E C L, Kuczynski L .'Only children' and their coalition of parents: Considering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as joint caregivers in urban Xiamen, China[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 13(4):221-231.

[10] 肖索未.“嚴母慈祖”:兒童撫育中的代際合作與權力關系[J].社會學研究,2014,29(06):148-171.

[11] 陳輝.銀發擺渡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 251-257.

[12] 胡玉萍,陳德云,古之葉.生育友好型社會背景下托育服務的多重價值與實踐路徑[J].新視野,2025,(03):99-108.

[13] 呂德文.序言[M]//陳輝.銀發擺渡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 I.

[14] 焦璨.“老漂族”領悟社會支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37(05):104-112.

[15] 梁賢艷.城市老年人的精神養老圖景及其實現機制[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23,(05):93-102.

[16] 穆光宗.老齡人口的精神贍養問題[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04):124-129.

[17] 明艷.老年人精神需求“差序格局”[J].南方人口,2000,(02):56-60.

[18] 南都民調.近四成受訪者自愿成為“老漂族”，照料兒孫投靠養老最盼關心[EB/OL].(2021-10-14)[2025-08-30].https://www.oeeee.com/mp/a/BAAFRD000020211014612802.html.

[19] 陳輝. 銀發擺渡人[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 260-263.

[20] 張淑華,徐婷婷.鄉村老年群體的“抖音社交”與“媒介養老”現象——以豫中某鄉村為例[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4,46(02):129-137.

[21] 周裕瓊,林楓.數字代溝與數字反哺：老年數字融入的中國路徑[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