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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天下笑——“逃跑總督”瑞澂的逃亡歲月

劉江華

2025-10-23 07:35

博爾濟吉特·瑞澂（1863-1912），字莘儒，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琦善之孫，官至湖廣總督。武昌起義爆發之時，身為總督的他棄城逃亡，被清廷革職緝拿。民國成立后，百萬財產被沒收，瑞澂也很快病逝于上海。

治下有當時最先進的漢陽鐵廠和兵工廠，手握張之洞苦心訓練的數千新軍，藩庫里躺著兩千多萬元的存銀，湖廣總督瑞澂可謂有錢、有人、有槍。但武昌起義甫一爆發，他即上演了棄城逃跑戲碼，創大清開國以來總督棄城逃跑速度之最的紀錄。逃離起義風暴并未讓他延年益壽，武昌起義后第二年，瑞澂去世，年僅五十歲。當時影響力最大的《申報》嘲笑道：民國得以成立，“莫非瑞澂之功”。

博爾濟吉特·瑞澂

罪臣之后

瑞澂，滿洲正黃旗人，同治二年（1863）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為道咸年間大學士琦善，父親恭鏜官至黑龍江將軍，兄長瑞洵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曾任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

琦善是中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三十歲便出任河南巡撫。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為兩廣總督的琦善被指擅將香港島許予英國并同意通商。道光帝為此免去其欽差大臣、兩廣總督之職，押送京城治罪，“褫職逮治，籍沒家產”。刑部論罪，定為當斬，但道光帝念情開恩，改為發往浙江軍營效力。道光末年，琦善重新出山，歷任巡撫、總督、協辦大學士。咸豐三年（1853）以欽差大臣身份督剿太平軍，死于任上，被追贈為太子太保。琦善的經歷，可以說是政壇上東山再起的一個傳奇。

少年的瑞澂同眾多八旗子弟一樣紈绔成性，一度與勞子喬、岑春煊并稱“京城三惡少”。光緒年間，皇帝念及琦善之功，特準瑞澂入國子監讀書。此后，瑞澂改過自新，發憤攻讀，最終如愿以償，步入官場。

光緒十一年（1885），二十三歲的瑞澂以貢生報捐筆帖式，分發刑部行走，十月補授督捕司筆帖式。有趣的是，當年琦善步入官場的第一個職位，也是在刑部。循著祖父的足跡，瑞澂開始了其仕宦人生。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顯示，從光緒十一年入刑部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被授江西廣饒九南道（俗稱九江道），瑞澂的京官生涯共十六年，大部分時間在刑部就職，短暫在神機營、戶部、會典館、步軍統領衙門等處當差。在前十五年的考核中，盡管瑞澂曾有兩次京察一等，但始終未獲重用。直到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國變，慈禧太后、光緒帝兩宮西逃后，瑞澂因留守京城幫助善后而經奕劻推薦，終獲外任。

光緒二十三年（1897），因在考評中被記為京察一等，有近百名四五品官員被引見，除瑞澂外，還有宣統年間知名的馮汝驟、那桐、寶裝、龐鴻書等人。四年過去了，當瑞澂外放九江道時，那桐已為戶部、禮部侍郎，從二品；馮汝骙為青州知府，寶棻為戶部郎中，龐鴻書為直隸大名道。而同為“京城三惡少”的岑春煊因護駕有功已被任命為從二品的山西巡撫。可以說，瑞澂的仕途發展屬于同代人的正常水平，并沒有那桐、岑春煊那樣的“異數”。

良吏聲名

從光緒二十七年七月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瑞澂在九江道上任職達四年之久，這是他地方官生涯中任期最長的一任。任職期間，他尤重警政建設：仿直隸、湖北兩省警察章程，設立九江警察總局；開辦警察學堂，飭令警察分段巡防，開江西風氣之先。瑞澂重視警務，應與他庚子年間在京城受慶親王奕劻委派，同日本人川島浪速辦理巡捕學堂等經歷有關，而在九江的實踐也為他后來在上海推廣警政張本。瑞澂在江西官聲還算不錯，因此當他出任蘇松太常道（俗稱上海道）時，輿論稱贊其“卓卓然為近今之良吏”。

為期約一年半的上海道是瑞澂仕途的亮點。他不僅禁絕了上海的鴉片，而且推動創辦了景德鎮江西瓷業公司，還在上海結識了猶太富商哈同。這恰好為其在武昌起義后逃離武漢、避居上海“埋下了伏筆”。

甲午戰后，國內瓷器市場持續低迷，且有逐漸被外瓷攘奪之勢。早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兩江總督張之洞就上折提議“集股興辦”江西瓷業公司，仿制西式瓷器。盡管按張之洞等人的推算，有此公司中國每年可賺銀千萬兩，但由于資金籌集困難，歷經十年之久，江西瓷業公司依然是紙上樓閣。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江西瓷業公司總辦兼洋務局江西補用道李嘉德赴上海招集商股，拜訪上海道瑞澂，后者提議將瓷業公司由官督商辦改為集股商辦，“定名為商辦江西瓷業有限公司，議集股本銀二十萬元，每股五元，計四萬股，由發起人分認一萬五千股，俟批準后再行承集二萬五千股”。與此同時，瑞澂還慨允集股招商事務，首先以身作則，出資三萬元購買瓷業公司股票，又找上海總商會總理曾鑄、南通實業家張謇等入股。

身為上海道的瑞澂，為何要主動承擔為江西瓷業公司招商這“分外”事呢？原來，瑞澂擔任九江道時就對國內瓷器市場逐漸被外國瓷器搶奪的現狀頗為擔憂，助力瓷業公司成立意在振興江西乃至國內瓷業。此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瑞澂有朋友熟悉瓷器行業，自己有信心搞好此公司。

經過瑞澂的積極介入，江西瓷業公司迅速籌集到啟動資金，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正式開工生產，并將原清御窯廠收入囊中。產品一開始銷路甚廣，還于宣統二年（1910）獲南洋勸業會頭等獎。盡管瑞澂曾多次為瓷業公司擔保向票號、銀行借款，請求官府撥銀，以緩解資金緊張問題，但因資金先天不足，瓷業公司經營很快陷入委頓，只能艱難維持。1949年后，政府接收該公司，在原有基礎上建立了新中國第一個國營瓷廠建國瓷業公司，后更名為景德鎮市建國瓷廠。

瑞澂任上海道時更值得稱道的政績是禁煙。其祖父琦善在直隸總督任內曾大張旗鼓地展開禁煙行動，后來因為鴉片戰爭而丟官。瑞澂一家，可以說與鴉片頗有“緣分”。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清政府頒布禁煙上諭：“著定限十年以內，將洋土藥之害，一律革除凈盡。”隨后又出臺了包括“限種罌粟、頒給牌照、勒限減吸、禁止煙館”等十一條禁煙辦法。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中英雙方達成協議，自第二年起，英屬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每年減少十分之一，試行三年，“若此三年之內，中國果于栽種及吸食實行減少，則本國政府允認三年限滿，仍行照前減少”。這意味著：如果中國禁煙有效，十年內英國將禁絕印度非藥用鴉片向中國（香港地區除外）的輸入。

在此背景下，瑞澂開始在上海禁煙。但此時的上海已形成美、英、法等外國租界與中國地方政府分割管理的局面，中外交涉紛紜。瑞澂沿用在京師和九江的有效做法，組建警察隊伍負責查禁鴉片。此舉收到奇效，上海轄區內吸食、販賣鴉片的現象大為減少。

總體上，瑞澂任上海道的表現為外界稱道。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留滬辦理商約的工部尚書呂海寰上折保舉瑞澂“明敏剛決，有膽有識，實為近來不可多得之才”。此后，瑞澂走上了仕途“快車道”：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由四品的上海道升任正三品的江西按察使；三個月后調任江蘇按察使；不到一個月即改任江蘇布政使，官至從二品。八月到十二月，四個月時間，瑞澂由四品至從二品，連升三級。不僅如此，因在江蘇布政使任上“剿辦梟匪出力”，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清廷“賞瑞澂正一品封典”。

奇怪的是，就在恩眷正隆之際，瑞澂卻于宣統元年（1909）三月，以“因勞致疾”為由奏請解職。

請辭的原因，一種說法是遭遇喪妻之痛——瑞澂原配為載澤之妹，光緒三十四年去世。但封建社會并無為妻守孝的禮制，此說法過于勉強。另一種說法是身體原因。據其續弦廖克玉介紹，瑞澂有氣喘病；《申報》在報道瑞澂去世消息時也說其“素有痰厥之癥”。但這些都是慢性病，況且此時瑞澂僅四十七歲，年富力強，“因勞致疾”顯然只是借口。

背后真實的原因，其實是瑞澂對職務安排不滿。此時，昔日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馮汝骙已是浙江巡撫，盡管同為從二品，但巡撫職位顯然要比布政使更加重要。至于那桐，已官至一品大學士。瑞澂見此，難免心生不滿，“遂稱疾，乞解職”。

機緣湊泊，兩個月后，江蘇巡撫陳啟泰因病去世，瑞澂以布政使實授江蘇巡撫。正式步入督撫行列的他，“病”勢立痊，欣然赴任。

五月，瑞澂接任巡撫。九月底，清廷舉辦慈禧奉安大典，直隸總督端方被參奉安大典時有派人沿途照相、乘輿橫沖神路、借風水墻內樹木架設電線等違例行為。十月，清廷革去端方之職，調湖廣總督陳夔龍為直隸總督，出任巡撫不到半年的瑞澂升署湖廣總督。

署理湖廣總督，讓瑞澂超越同餅馮汝骙等人，成就了他仕宦生涯的最高峰。但也是在湖廣總督任上，他跌落至人生的最低谷。

逃跑總督

湖廣總督正式官銜為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兼巡撫事，正式簡稱為湖北湖南總督，因湖南、湖北兩省在明朝時同屬湖廣省，因此通稱為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治下的武漢當時是長江流域除上海之外最大的商都，也是中國內地的經濟核心。讓瑞澂擔任此職，足見清廷對其之倚重。

然而，瑞澂似乎并不情愿赴武昌就任。任命諭旨十月就已送達，他也于月底正式交卸，但盡管清廷頻頻催促、湖北軍民引頸翹首，他卻以看病為由，在上海盤桓了三個月之久，直至宣統二年（1910）二月才溯江西上，接署湖廣總督。養病期間，還以“病尚未痊”為由兩度請求清廷收回成命，上任之后，又在十二月以“患病日深”為由懇請開缺。

宣統元年，瑞澂四十七歲。其祖父琦善曾在四十多歲時因處理教案不力而被道光帝革去花翎、降為三品頂戴留任。此時的瑞澂，一反常態、遲遲不肯上任，是不想重蹈祖父的覆轍，還是已經嗅到湖廣革命風潮的氣息？

接任湖廣總督后不久，震驚中外的長沙搶米風潮發生。當時湖南由于遭受特大水災谷米嚴重歉收，供應本省已經不足。同樣因水災歉收的湖北等省仍沿襲過去的辦法，前往湖南采購糧食。除此之外，外國商人也攜資前來買米，“他們取得湖南巡撫岑春煊的同意，并經清政府外務部批準，競相攜帶巨金，來湘搶購”。國內外爭相搶購使得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糧荒日益嚴重，長沙米價曾一度突破每石八千文大關。糧價高漲，引發搶米風潮，憤怒的饑民“焚毀衙署學堂，波及教堂”。瑞澂下令嚴捕帶頭鬧事饑民的同時，以“事前疏于防范，臨時又因應失宜”等為由，于宣統二年四月參革湖南巡撫岑春煊等高官。一番雷霆手段之下，瑞澂聲勢日盛，加之其姻親載澤掌管度支部，一時間竟有超越八大總督中最為位高權重的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之勢。

平息長沙搶米風潮后，瑞澂于宣統二年五月實授湖廣總督，到第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因棄城逃跑被革職留任止，在鄂督位上任職約一年半的時間。

宣統三年（1911），東三省鼠疫爆發并蔓延。鑒于漢口是當時的交通樞紐、繁華口岸，為防止疫情輸入，瑞澂于二月下令在漢口大智門和廣水兩個火車站設立防疫辦事處，查驗往來旅客。對這一有先見之明的防疫舉措，清廷予以肯定，下旨贊揚的同時，令戶部下撥專項經費幫助湖北防疫。進入三月，鼠疫得到控制，瑞澂在停撤防疫所的同時，將結余的經費用于創辦湖北衛生醫院。防疫一事，既得到了清廷褒獎，又使得湖北獲得經費之實，可謂名實俱得，相當高明。

太湖剿匪、長沙搶米事件展示了瑞澂的手段，上海禁煙體現了瑞澂的精明，武漢防疫彰顯了瑞澂的遠見。但武昌起義時棄城逃跑，則表明瑞澂臨大事時缺少拙守和擔當。

武昌起義屬于猝發事件，在應對處理時，瑞澂本占得先機。

八月初三日，湖北革命黨人議定于中秋節起義，推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劉公為軍政府總理。但很快，武漢三鎮盛傳“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說。為此，湖廣總督瑞澂下令加強戒備，各軍將中秋節“例賞酒肉提前發給各營”，中秋節改在八月十四日過。如此一來，起義總指揮部被迫將起義日期改至八月二十日。

八月十八日午后，孫武等人在俄漢口租界寶善里裝配炸彈，為起義做準備，但卻不慎發生爆炸，孫武被炸傷入院治療，劉公機智逃脫。聞聲趕來的俄國巡捕發現了炸藥等物，又“用斧把大柜砍開”，搜走名冊、旗幟、文告、蓋印紙鈔等，抓走劉公之妻及弟弟劉同等人，并引渡給清方。瑞澂即令閉城調兵，按照搜到的革命機關地址和黨人名錄，大肆搜捕革命黨人。

同一時間，蔣翊武、劉復基等人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起義指揮部召開新軍各標營代表會議，說服各代表同意將起義日期延至陰歷九月底。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寶善里失事的消息傳來，是否立即起義，蔣翊武和劉復基爭執不下。情急之下，劉復基一度拔槍，“說服”臨時總司令蔣翊武發布命令，定于十八日夜半發動起義。

十八日傍晚，蔣翊武、劉復基等在指揮部等候各營起義。當晚十一點，第八鎮統制張彪親率巡防兵、督院衛兵數十人至小朝街，抓獲劉復基、彭楚藩等人。蔣翊武因蓄有長辮、著白布長衫且滿臉村氣，未被注意而乘間逃脫，而后楊洪勝等三十多位革命黨人也被捕。

瑞澂坐鎮，軍事參謀官鐵忠連夜主審，八月十九日凌晨五點將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三人殺害。當日上午，軍警繼續在漢口、漢陽、武昌按圖索驥，搜捕革命黨人，“使偵騎四出，閉城搜索，大破武漢秘密機關”。瑞澂則一面出示布告，曉諭革命黨人“自首”；一面向朝廷奏報自己破獲革命黨人多處機關、抓獲革命黨三十二名、起獲多件軍火炸彈等功勞。在奏折中，瑞澂洋洋得意，“于本月初旬即探聞有革命黨匪多人潛匿武昌漢口地方，意圖乘隙起事，當即嚴傷軍警密為防緝。雖時傳有撲攻督署之謠，瑞澂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如今“所幸發覺在先，得以即時撲滅”。

然而，風云突變，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數百名起義士兵在秋夜細雨中攻打湖廣總督署。驚惶之下，瑞澂令人鑿開督署后花園圍墻，穿洞而出，逃至停泊在長江上的“楚豫”兵輪。盡管城中尚有五六千自己的心腹部隊，數量遠超起義官兵，但瑞澂毫無斗志，順江東逃，先避于九江，后又喬裝藏匿于外國輪船逃往上海。交了三千銀元保護費后，瑞澂躲入猶太富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所建的愛儷園。

武昌起義后，倉皇逃跑的清方官吏

就事論事，假若瑞澂處置得當，武昌首義的結果或難逆料。起義爆發之際，不僅全國性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都不在現場，就是湖北革命黨首領也無法有效指揮。由于清廷的搜捕，劉公避于漢口不能出，孫武因傷就醫，蔣翊武在逃未返，彭、劉、楊三人已成烈士，起義領導機關還被破獲。但由于起義甫一爆發，身為湖廣總督的瑞澂和湖北提督張彪即倉皇出走，湖北方面的高官如布政使連甲、提學使王壽彭、交涉使施炳燮、巡警道王履康均微服出城，提法使馬吉樟、勸業道高松如、鹽法道黃祖徽等又不知下落。一眾高官出逃，省城武昌群龍無首，倉促發動的起義就這樣一舉成功，而后漢陽、漢口也相繼不保。

瑞澂棄城逃跑，按律當斬。但由于其妹夫、度支大臣載澤的庇護，清廷最初只是將瑞澂撤職留任，令他戴罪圖功。獲悉瑞澂逃至上海后，清廷才下旨讓兩江總督張人駿拿問瑞澂、押送來京。但因瑞澂所住的哈同花園位于租界之內，囿于治外法權，瑞澂實際上始終逍遙法外，直至1912年病逝。

關于辛亥革命后的瑞澂，資料較少。據當時的報道，逃往上海后的瑞澂，曾短暫避至日本，后因病回滬，不久病逝。

至于瑞澂去世的時間，一直有1912年和1915年兩種說法。

《清史稿》記載，辛亥革命后，“瑞澂居上海四年，病卒”。辛亥革命后四年，即1915年。徐鑄成先生在《哈同外傳》中寫道：瑞澂在上海，一直被哈同保護在愛儷園里。哈同先是擺酒給他壓驚。之后，又撥了一部分房子，讓他全家居住安享清福，直到1915年，瑞澂做了四年寓公之后死去。

陳旭麓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詞典》中“瑞澂”條則認為瑞澂死于1912年，“武昌起義爆發，棄城逃往上海。清廷以失守武昌、潛逃出省，曾下令逮治，他置之不顧。不久病卒”。

據《申報》的有關報道，瑞澂死于1912年的說法應該更為準確。1912年7月20日，《申報》曾以《可惜多活十個月》為題報道瑞澂去世：“前清鄂督瑞澂去秋該省民軍起義后，始則潛匿外國兵輪，繼則挾資逃往東洋，后又因素有痰厥之癥，該處醫藥不甚合宜，遂即回滬，仍居小沙陀住宅內。近因舊病復發，藥石罔效，于前日作古，業已棺驗。”同日“自由談”欄中有《前清逃督瑞澂昨日卒于滬寓，戲擬廢帝諭旨以吊之》的游戲文章，戲謔嘲諷瑞澂“庸懦軟弱，昏邁糊涂”。1913年，瑞澂之子國華（國潤章）為追討其父存于江西瓷業公司的一萬五千兩白銀，將江西瓷業公司分銷處告上法庭。11月2日，《申報》在報道此事時，就以“已故前清鄂督瑞澂之子”來稱呼國華。12月22日，國華在《申報》上刊登《抵店聲明》，聲明江西瓷業公司為償付當年由瑞澂擔保所借的兩萬多兩銀，已將公司在上海的一家店面抵給他償債。聲明中，國華稱瑞澂為“先父”，這足以證明瑞澂已于1912年去世。

身為天下笑

清廷諭旨曾多次夸瑞澂“辦事認真”、“力任勞怨，認真辦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曾稱瑞澂為“擔任地方官職的最能干的滿族人”。但其實，瑞澂為政有著濃厚的作秀成分。

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剛剛交卸江蘇巡撫不久的瑞澂上折提出以十五年為期、強大清朝海軍的計劃。這個宏大的計劃，包括設立工科大學、在沿海七省設立海軍中學培養海軍人才，開煉鋼鐵為造船準備材料等。但據其測算，上述計劃中，教育費需兩千零九十多萬兩、制造費等需一千多萬兩，兩項共需三千多萬兩，占清廷財政收入的十分之，由十八個行省平攤，每年每省需分攤將近十二萬兩。耗資如此巨大的計劃，對于財政緊張的清廷來說，無疑只是華而不實的藍圖。

瑞澂力推新政，就任湖廣總督不久，即裁撤局所，參革巡警道馮啟鈞、勸業道鄒履、湖北候補道黃厚成等人。然而，宣統二年十一月，曾在武昌久居的鄭孝胥重游舊地后，卻在日記中寫下“武漢情狀如昔，殊無進步”之語。

瑞澂外示清廉，內則營私。宣統元年二月，時任江蘇布政使的他向兩江總督端方舉報，江蘇補用道李本森派人給他送來賄銀一千元。端方奏請將李本森革職的同時，贊揚瑞澂“清介自持，風裁峻整，從無人敢以私干”。而據其續弦廖克玉所述，任職上海道期間，瑞澂在官面上積極禁煙，私下里竟是鴉片屢禁不絕的幫兇。鴉片貿易商們為保證能夠在貿易額度日益削減的情況下獲得充足的貨源，紛紛囤積鴉片，據說僅哈同就囤積了五噸鴉片，直到賣價大漲才出售。信任哈同的中國官員們把約一百萬元借給他投資鴉片貿易，哈同除歸還本金外，還將收益的一部分作為酬報。這些中國官員中，就有上海道瑞澂。為償付庚子賠款，清廷曾令各省分期解款集中上海，再由上海道匯總繳送各國。這筆賠款，為數甚巨，上海道可以壓下數天，或十數天。瑞澂任上海道時就曾把這筆賠款的一部分，或存哈同處生息，或借給哈同購買鴉片，因此獲益頗豐，“虎倀相倚、狼狽為奸，彼此分潤各得其所”。不僅如此，瑞澂還在江西瓷業公司擁有股份，在九江等地購有多處房地產，在山西錢莊“合升園”有存款百萬。巧合的是，其祖父琦善也是如此。當年負責查抄琦善家產的奕經曾在奏折中披露：盡管當時律例嚴禁，但道光四年至六年（1824-1826），琦善曾以家仆名義，出資六萬串，入股山西商人所開當鋪。

從琦善到瑞澂，如出一轍的斂錢手段，不僅讓人感慨瑞澂家族一脈相承的貪腐，也不禁對清朝制度之弊掩卷長思。

瑞澂以貢生筆帖式之資，由京官到外官，由道臺至督擾，前后二十六年。署理江蘇巡撫僅半年即升調署理湖廣總督，瑞澂實際上并沒有經過一省或數省政務的充分歷練，無論在九江推廣警政，在太湖剿匪還是在上海禁煙，這些都不是事關全局的工作。天性精明而缺少歷練，使得瑞澂在關鍵時刻當斷不斷，面對危機無法鎮靜處置。就武昌起義而言，寶善里爆炸案前，瑞澂根據各處迭次密報，已知曉新軍各標營多革命黨人，并為此采取了相應的防范措施，分散革命黨人的力量。這一舉措，可謂得當。武昌起義前夕，他也偵知湖北革命黨人要起事的消息，立即下令搜查，抓獲革命黨人數十名，搜得黨人名冊，其中有不少軍人。據廖克玉回憶，究竟是根據查到的名單把各營新軍中的革命黨頭目一網打盡，還是將黨人名冊一把火燒掉以安軍心，“瑞澂猶豫不決，名冊既不肯燒，調兵遣將又太慢，結果使革命黨人贏得了一天寶貴時間”。

張之洞在湖北練兵十多年，以一省的財力，苦心經營，練成一支裝備優良的湖北常備軍。光緒三十年（1904），兵部左侍郎鐵良奉旨檢查各省軍隊后奏報：“湖北常備軍編練不久，軍容焜耀，已壯觀瞻，洵可為沿江各營之冠。”據統計，湖北軍政府成立之初，清點湖北藩庫、官錢局、造幣廠，共接收白銀、銀兩、紙幣等多達兩千萬元。在如此兵精糧足的情況下，起義甫一爆發，瑞澂就不戰而棄城逃走，使得偶發的武昌起義獲得了不期然的重大勝利。自此，蝴蝶扇動翅膀，統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到了民國，趙爾巽等人編修《清史稿》時，將瑞澂定為清亡之“罪首”：“鄂變猝起，瑞澂遺棄城走，當國優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撫遂先后皆不顧，走者走，變者變，大勢乃不可問矣。鳴呼！如瑞澂者，謚以罪首，尚何辭哉？”

宣統三年九月初五日，已經逃到上海的瑞澂給清廷上折，解釋說自己之所以要從九江逃往上海，一是因為九江兵變后革命軍懸賞二十萬元購其頭顱；二是“楚豫”兵輪子彈無多，兵心渙散，士兵怕成為眾失之的，甚至不愿他在艦上，瑞澂“無兵無將，委實無法可施”。至于茍活的原因，瑞澂的解釋是為滿族多留一種，可謂奇葩，“以瑞澂衰病之身，一死誠何足惜；第念際此種族革命，以人之多寡為消長，在彼族方冀我族多死一人，即少一敵。且與其以身飼匪，上褻國威，何如伏闕請誅，借彰憲典”。將自身的生死上升到關乎與革命軍作戰能否勝利的高度臉皮厚如瑞澂者，洵屬少見。

1912年瑞澂去世時年僅五十歲。他死后，《申報》如此刊文譏諷：“宣力有年，忠心誤國。去年革命軍起義，該督深識機宜，縋城逃避，卒使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溯本追源，莫非瑞澂之功。”瑞澂在江西、上海當道府時，政聲卓著，然而，能夠勝任道臺，未必能當好督撫，最終身敗名裂。

亡身、辱祖、誤國，成了對瑞澂的定評。不僅自己身為天下笑，甚至辱及門楣。清功臣館總纂惲毓鼎在日記中批評，“三百年來棄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惲毓鼎對瑞澂的痛罵，還捎上了其祖父琦善，“瑞為宣宗朝已故兩廣總督大學士琦善之孫，英吉利之陷廣州，琦善實啟之，固失地辱國之世家也。真所謂謬種流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