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蔡偉杰、定宜莊、關凱：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

2025年7月，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蔡偉杰首部簡體中文學術專著《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引起學界關注，張廣達、定宜莊、羅新、黨寶海、孔令偉等多位歷史學者為其撰寫推薦語或書評。

“龍興殊域——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學術對談

近日，《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作者蔡偉杰、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定宜莊以及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關凱在北京SKP RENDEZ-VOUS進行了一場題為“龍興殊域——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的學術對談，共同就十三世紀以降歐亞內陸世界的歷史脈絡、文化交融及現代啟示展開深入討論。

《馬可·波羅游記》［拉丁語版本（P）］佛羅倫薩里卡迪納圖書館

馬可波羅和馬戛爾尼

活動伊始，蔡偉杰便從書名切入，揭示了兩位歷史人物的特殊關聯，雖然馬可波羅與馬戛爾尼分屬不同時代、擁有不同身份，但他們都是歐亞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關鍵人物。這一命名既巧妙呼應了全書整體架構，又切合書中關于二人歷史爭議的討論。隨后，他闡述了本書的創作初衷，書中主要收錄相關書評與文章，旨在為對于十三世紀以來內陸歐亞史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份系統性的閱讀指南，并可作為相關領域的教師與學生之課堂補充讀物。

 馬可波羅 

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總論，著重構建時空框架，并厘清“內陸歐亞”“中央歐亞”“中亞”等核心概念；第二部分聚焦于十三世紀以來蒙古帝國的建立、征服及統治的歷史意義，在于促進不同宗教及文化民族之間的融合，塑造現代世界及全球化的起源，并使“世界史”的書寫成為可能；第三部分則著眼于后蒙古時代，分析明清兩朝如何承續蒙古帝國的遺產，進一步探討清朝皇帝的統治策略及清王朝的世界觀。

在蔡偉杰看來，蒙古帝國超越此前匈奴、柔然、突厥與回鶻等游牧帝國的獨特之處在于成吉思汗創立的國家制度具有革命性意義——他打破傳統部族紐帶，推行十進制軍事社會編組，并通過親信擔任要職建立臣民的直接效忠體系。這一制度創新后來在清朝的八旗制度中得到延續。蔡偉杰特別強調，蒙古帝國作為一個過早出現的全球化帝國，促進了境內思想文化、技術物種的頻繁交流，有力推動了歐亞大陸的一體化趨勢。

《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十三世紀以降的歐亞世界》，蔡偉杰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

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使團

在中國學術語境中，關于乾隆皇帝的歷史評價呈現出顯著的矛盾特征：一方面他被視為奠定現代中國疆域版圖的關鍵君主，另一方面又被指認為導致中國落后于西方世界的肇始者。這種評價范式主要體現在兩個歷史事件：其一是通過“十全武功”所展現的領土擴張成就，其二則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所暴露的外交認知局限。傳統史學觀點多將中國近代的落后歸因于乾隆皇帝個人的文化自負與對外部世界的認知缺失。

近年來，外國學者對相關問題又有了新的探討。蔡偉杰援引美國學者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中的研究，指出該書通過考察清代信息收集機制揭示了邊疆治理體系的制度性缺陷。清朝實行多元化的邊疆管理模式，各邊疆政區形成獨立的信息收集與呈報系統，這些信息由地方大員直接上奏中央，但不同政區之間的情報卻缺乏有效整合。這種條塊分割的治理模式導致清廷難以形成對周邊局勢的整體性認知。

蔡偉杰進一步以書中的案例加以說明，比如在英藏外交文書中，英屬印度通過波斯語Farangi轉譯為藏語Phe-rang，最終呈現為漢語“披楞”；而在廣州口岸，英國則被記為“英吉利”。這種術語系統的割裂使得清廷官員難以辨識這兩個稱謂實指同一政治實體。盡管清廷后來可能意識到二者的關聯，但由于缺乏對大英帝國全球擴張態勢的系統性認知，故始終未能準確把握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革。這一案例充分表明，中國近代的落后不應簡單歸咎于君主個人因素，而更應被理解為傳統國家治理體系在面對現代國際關系時所暴露出的結構性局限。

馬戛爾尼覲見乾隆

后蒙古時代的變與不變

進入與談環節，定宜莊首先回顧了蔡偉杰由青年才俊成長為成熟學者的經歷，繼而對其新著展開評議。定宜莊認為，新著在以下兩個方面具有顯著的學術價值：其一是對于“內陸歐亞如何影響中國”這一問題的持續關注，其二是書中所收的學術述評為學界樹立了一種規范。

針對內陸歐亞史研究現狀，定宜莊指出，相較于其他史學領域，該領域長期面臨史料匱乏的研究困境。盡管歷史書寫權通常由勝利者掌握，但作為歷史上多次主導歐亞大陸政治格局的游牧民族，卻鮮少系統性地留存自身的文字記錄。這一史料缺失現象直接導致后世研究往往低估游牧文明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這種學術認知的偏差不僅制約了內陸歐亞史研究的深入發展，還會影響當代中國人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識。

針對學術述評的規范問題，定宜莊認為蔡偉杰的新作可以起到一個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回顧相關學術史時，作者做到了對該領域關鍵著作的全面梳理，且評述中不止于對書籍內容的介紹，還加入了大量的個人思考以及同領域著作比對。得益于其中外雙重學術訓練背景，蔡偉杰展現出卓越的跨文化研究視野與多語言文獻駕馭能力，從而在學術交流層面構建起連接中外學界的重要橋梁，為中國學者把握國際學術前沿提供了重要參照。

定宜莊指出，蔡偉杰著作的另一重要貢獻，在于引介蒙古史學者關于元、明、清三代之間延續性的討論。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與歐亞內部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疊關系，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之間并不必然是對抗的。

蔡偉杰提及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在《神武軍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中的觀點，認為明初尚武風氣很可能源自元代的延續。然而，由于蔡偉杰的新著對于明代歷史著墨不多，因此對談并未對上述問題展開深入討論。

隨后，定宜莊從深耕幾十年的八旗制度切入，指出八旗制度不僅承襲自元代千戶制，甚至可追溯至北魏軍府制。這一制度層面上的延續，不僅體現了明清王朝對蒙古帝國政治遺產的承襲，亦是中華文明延續性的重要表現。然而，八旗制度在繼承的基礎上究竟作出了哪些變革？在后十六世紀的中國，清朝的興起是否蘊含著更深層的歷史背景？尤其是在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區域間網絡的不斷擴展與交織，這一歷史因素對清朝的形成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蔡偉杰以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研究為例，對定宜莊的問題作出回應。他指出，努爾哈赤的崛起與明廷所頒賜的敕書密切相關。通過不斷兼并其他部落，建州女真逐漸壟斷了與明朝的人參貿易，由此積累了巨額財富。僅就人參貿易而言，1608至1610年間建州女真的收益幾乎相當于明朝白銀年輸入量的四分之一。這些白銀的流入，不僅推動了女真社會的貨幣化與經濟發展，也為八旗制度的建立、官僚體系的形成以及軍事擴張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蔡偉杰進一步強調，清朝的興起并非單純依托八旗制度，其成功更在于通過與蒙古、明朝及朝鮮等鄰國構建廣泛的貿易網絡，從而形成了支撐其崛起的多重動力。

14世紀的威尼斯商人及探險家馬可·波羅。馬可·波羅（1254-1324）于1271年與叔叔們從威尼斯出發前往遠東，途經絲綢之路，約三年后抵達忽必烈汗的宮廷。他們在華停留17年后返回家園，于1295年回到意大利。

從多重視角與尺度把握中國文明的特點

在圍繞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特性以及清朝國家治理等問題的對談中，關凱與蔡偉杰提出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討的觀點。關凱指出，傳統歷史敘事往往將地中海世界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割裂開來，從而使部分中間地帶的歷史進程（如佛教的興起、伊斯蘭教的傳播以及突厥的興衰）被碎片化討論，缺乏整體性視角。蔡偉杰的著作引介并討論了內陸歐亞研究的重要學術綜述，通過分析蒙古在中亞的崛起及其對世界史的深遠影響，為歐亞大陸整體史研究提供了多重視角與理論總結。

關凱指出，全球史視角雖為彌合傳統文明史敘事中的東西方文明裂隙提供了理論路徑，但西方學界對于中國的研究仍存在認知偏差。以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與白魯恂（Lucian Pye）的學術研究為例證，關凱揭示西方學者在學術訓練過程中深受三大文化元素（古希臘羅馬文化傳統、基督教價值體系及日耳曼軍事倫理）的形塑，致使其論述往往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此外，跨文化理解障礙與非學術因素干預，亦導致其研究結論潛藏文化的偏見。關凱強調，歷史敘述始終存在中心化范式與去中心化的嘗試，但這兩種做法都是要反思的。就像民族主義和去民族主義，其實都值得反思。我們并不能簡單認為去中心化自然在道德與價值上就比中心化更高一級。換言之，在清朝的統治體系內，有著非常多元化的結構。因此研究者應超越簡單的道德與價值評判，在辯證審視國際學術成果的基礎上，著力建構具有文明主體性的中國學術話語體系。該體系需立足中華文明演進的內生邏輯，通過創建兼具文明特質與人類普遍意義的闡釋范式，為全球人文社會科學貢獻新的元理論視角。

蔡偉杰補充道，盡管民族主義敘述可能忽視某些關鍵的歷史因素，但這些中心化視角對于我們理解當時的歷史依然十分重要。以清朝為例，其皇帝的統治身份并非單一的“漢人皇帝”，而是多元文明的統治者。在面對不同族群時，清朝統治者展現出多重身份與靈活策略：在處理藏傳佛教事務與蒙古事務時，往往采取因地制宜的差異化方式。正緣于清朝統治者多樣靈活的治理策略，清朝復雜多元的疆域才能實現高效整合。

關凱進一步指出，中國文明的歷史延續性與文化內涵是理解東亞歷史的關鍵所在。中國的“中央之國”理念源自儒家宇宙觀，并通過“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等思想逐漸發展為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文明體系。這種文化包容性使得元、清等非漢族政權能夠承續傳統，在保持內部多元性的同時實現“大一統”，展現了中國文明獨特的治理智慧與延續能力。

在關凱對中華文明歷史邏輯進行高度概括的基礎上，蔡偉杰表示，無論是去中心化的敘述模式，還是民族主義的敘述邏輯，都是解釋歷史的重要視角。他主張多種敘述方式并行不悖，形成一種“眾聲喧嘩”的格局，從而為理解歷史提供更為多元的視角。在面對不同立場的論述時，學界能夠以一種更加開放和包容的心態予以回應。

觀眾問答

在觀眾問答環節，蔡偉杰回顧了個人的學術歷程。他提到，自己原先立志攻讀歷史學專業，并致力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但在機緣巧合之下進入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就讀。在修習民族學相關課程期間，他逐漸意識到，從不同民族的視角出發審視歷史，往往會與主流歷史敘事形成顯著差異。在系上學長的推薦下，他開始學習滿文，并開展滿族史的相關研究。

此后，蔡偉杰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深造，將蒙古學與藏學納入研究視野，并持續耕耘至今。回顧這段學術旅程，他深有感觸地指出，自己于2008年進入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學習，而上一位來自臺灣獲得該系博士的學者，則要追溯到1985年畢業的張駿逸博士，他也是蔡偉杰在本科時期的老師，其間相隔數十年。在這段時間內，臺灣學界對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已日漸式微。當年身邊的系友同學畢業后多半投入其他領域，但他仍堅守在民族史研究的陣地上的原因，除了興趣以外，也帶有一份學術使命感。

另一位聽眾向定宜莊提問，表示因長期關注口述史領域，希望了解口述史與民族史在研究實踐中應如何交叉與互動。定宜莊在回應中以她長期關注的北京城為例，她談到，以往的主流文化敘事往往強調“宣南文化”是北京城的中心與精華。然而在清代，北京內城主要由滿族居住，而南城則除了漢族和參與科舉的士人之外，還聚居了大量回族與蒙古族。定宜莊強調，這一多民族并存的歷史與現實，與口述史研究方法密切相關，研究者在選擇口述樣本時應該關注這點。

談及口述史在研究中的價值時，定宜莊以生活在北京的蒙古人為例，指出他們的生活經歷與南方移民存在差異。南方人通常在南城落腳之后，依托會館生活、建立墓園，并逐漸形成“北京人”的認同；而蒙古人盡管世代生于北京、逝于北京，仍與草原、沙漠及遙遠的故鄉保持一種千絲萬縷的聯系。定宜莊強調，北京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通過婚姻、宗教活動（如雍和宮）及文化傳承，交織出豐富的歷史肌理。口述史正是記錄這些普通人生命體驗與歷史記憶的重要手段。

蔡偉杰指出，口述史及口述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他以波斯史家拉施特編纂《史集》時所依據的《金冊》為例，學界長期爭論其性質究竟是實錄還是整理成書的史籍？蔡偉杰介紹其導師艾騖德（Christopher P. Atwood）提出的創見，認為《金冊》實為史官對蒙古帝國功臣后代進行口述采集的成果。這些家族通過敘述祖先在成吉思汗時期的功績來確認自身地位與聲望。因此，《金冊》實際上是一種承載家族記憶與政治合法性的口述文獻，同時也是理解蒙古帝國早期歷史的重要史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