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高分迷途：我所見的高考招生拉鋸

高考考取高分后，考生卻可能在志愿抉擇中面對更為焦灼的局面：去A校還是B校？聽家長的，聽老師的，還是聽高校招生組的？

“在我人生的前十八年，所有人都告訴我要只關心分數。現在你要我在十天內決定我的未來？” 王琪瑤記得，曾有高分考生這樣和她說。

王琪瑤目前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士研究生。她本科畢業于國內一所知名高校，在校期間曾去中國西部地區做過一年高校招生志愿者，在這一過程中，她看到欠發達地區拔尖考生的迷茫與壓力；看到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缺少的必要銜接；也看到不少貧困家庭對孩子的未來缺乏具體的想象和實際的托舉。

后來，她以此為課題做起了研究，先后訪談了30位高校招生志愿者。她試圖探究，在這條看似精密計算的升學路徑里，考生的未來到底由誰做主，又如何構筑？

以下根據王琪瑤的口述內容整理（其中涉及的具體院校、人員信息皆為化名）：

更受青睞的“上海表姐”和張雪峰

“當時那個狀態是懵的。成績出來，我真的只高興了不超過十分鐘。緊接著就有無數個活動要參加，無數個人的話要聽，無數的信息夾雜在一起。我渾渾噩噩地度過了三天之后，不光大腦暈了，身體也暈了——我發燒了。”這是我當招生志愿者時，一位高考“狀元”對我親口說的。

面對我所在高校和另一所高校，他感覺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不知道該怎么做：“對方院校告訴我不要相信你們說的任何一個字。而你們告訴我不要相信他們說的任何一個字。我的高中老師說我要相信自己，但同時分數一出來他們就把我帶去了對方學校。我父母說他們不會干涉我的決定，但他們和對方學校簽了合同。那我到底該相信誰，相信什么？”

當時，在我參與招生的西部某省，社會經濟背景較為弱勢的家庭對于大學和大學專業的認知，主要有兩個信息源：張雪峰和本地人的口耳相傳。

在張雪峰等志愿參考“網紅”出現之前，本地人的口耳相傳是最典型而廣泛的信息渠道。如果沒有口耳相傳的依據，“小地方”的家庭在做決策時，只能根據以往分數線來判斷哪所學校更好，但是熱門專業每一年都在變動，十年前經濟與管理方向還是高分考生們鐘愛的選擇，如今卻時常讓考生們因擔憂未來的就業而望之卻步。

考生和家長更愿意相信他們在大城市的親戚的建議，我記得有一年B校招生組建議某個考生選計算機專業，但他們選擇聽信一位在上海工作很久的表姐。這位表姐建議去A校自動化專業，因為“這能讓咱家孩子在上海找到工作”。他們甚至不知道這位表姐畢業于哪所學校，只知道她在上海讀了本科后就留下了。所以，只要聽說是在上海、北京這種大城市，考生和家長就覺得可信，他們就選了A校，但最終也沒能去到自動化專業。

在龐雜的信息讓考生家庭“頭痛”的時候，張雪峰所代表的志愿參考博主異軍突起。對廣大家庭來說，張雪峰的直播內容直白、簡單而有效，他的性格在家長們看來十分“風趣、解壓”。張雪峰不僅能幫著大家梳理思路，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家庭的心中，他愿意站出來替大家“避雷”，即指出某些“光鮮”專業可能不適用于弱勢背景家庭考生的一面。對于西部某省的一些家庭來說，他們很難接受孩子專業“踩雷”的代價。

招生組在利益上優先代表所在高校，而非考生。從考生的角度來看，如果招生組的目的與自己不一致，那么這個“官方”在接近自己的時候，就可能有著“意圖”和“利益考量”。招生組相比于“上海表姐”和張雪峰，更像是“官方信息”和“民間信息”的對比。這個時候，考生不如選擇相信看上去沒有明顯利益沖突的“民間”。加之招生組的故事往往被流傳成“頂級高校神秘而緊張的拉鋸”，這更加劇了考生的不信任心理：“招生組會不會為了招我而弱化了一些我本應該看到的事實”、“我要確認來接觸我的招生組成員是真心為我的”。

但官方與民間不該是對立的狀態，而應當是互補的。

如果對比一下國外的申請制度，我們會發現，國外的考生們要申請院校、選課，都會盡可能地搜集信息，比如瀏覽官網、研究培養方案、借閱往年的教學大綱。尤其是不會放過任何與招生人員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招生組的算盤

每年四月前后，各高校要開招生相關的會議，了解招生計劃，并按照不同省份的計劃組建招生組。

高考出分前的二至三天，各校招生組就需要根據自己的招生計劃展開動員會議。其中，最大的任務是培訓招生志愿者，尤其是“談心”培訓。

出分前一天，招生組的大部分成員會到達所負責省份的幾大城市駐地，做好接下來“鏖戰”五到十天的準備，直到考生在志愿填報系統中作出最終選擇。

對考生成長經歷的把握，非常依賴于招生志愿者的經驗或性格。

以在西部某省招錄為例，我當時參與的本校招生隊伍里主要分為三類人：輔導員、大學教授，和低年級學生。

首先，輔導員在和學生談心的維度上比其他兩類成員更有經驗，可以很快與考生建立信任。

他們是招生隊伍里最穩定的一類人，一般會承擔各個省份及其主要城市“招生組長”的職責。所以，如果留心觀察各個高校放出的招生組聯系信息，可能會看到“某老師”和其電話連續幾年在同一個省份的招生組中出現。招生本身也是學生工作的一部分。我們經常會說，招生組的老師們所展現出來的狀態，往往也是學校管理的一個縮影。

大學教授則主要從專業的角度給予知識和職業規劃的支持，他們在為學生提供職業生涯規劃的選擇上更有洞見。當然，教授們有時也顯得有些過于直接，給出的建議不一定就是學生未來的選擇。

最后，學生是招生志愿者的大多數。當時我所在的西部某省招生組里，他們一般曾就讀于該省各所高中。學生志愿者多為大一、大二學生，他們的優勢在于擁有“學姐”“學長”的身份，能和考生們迅速建立起更為平等的友誼。

輔導員和教授因人數少且更專業，他們的主要工作被安排為“定點爆破”（只關心重點考生）；而學生志愿者則被分配對接和自己專業或社會背景比較接近的考生。他們和考生聊天的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大學生活、西部某省的考生去北京讀書會面臨的優勢與困難、不同的專業前景等。與考生的交流頻率因志愿者的選擇而異。有人可能會采取“信息轟炸”的模式，給考生接連發送很多消息；有人則更愿意相信“化學反應”，觀察到考生想聊天的時候，就多說幾句，看考生不想聊了，就會選擇不繼續打擾考生。

一旦考生確定了志愿，學生志愿者就要輔助自己對接的考生在志愿填報系統填好志愿并進行鎖定。鎖定志愿后，就不再會有更改院校選擇的情況了。這個時候大家都處于比較放松的狀態了，志愿者就加強考生對院校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考生時常會從志愿者口中聽到這句話：“歡迎你下一年一起來幫我們招生，你今年選擇真的特別正確！”

重點考生會被分配給至少參與過一次招生的學生志愿者。什么叫重點考生呢？首先是大家熟知的極高分考生和壓著分數線的考生。還有一類是有“預設傾向”的考生，即已經決定要去競爭對手學校就讀的考生。對于招生組來說，最不想面對的是極高分和預設傾向集中于同一考生的棘手情況。

一般來說，一省考生都有一個固定而傳統的高校傾向，比如A校和B校這兩所國內頂尖學校，在不同省份的優勢程度是不同的。在西部某省，招生組們一般會默認A校更有優勢。這就導致對B校來說，每一年、每一次游說都會異常艱難。所以，對于最難勸說、分數最高的幾位考生，兩校招生組常常需要跟進到志愿填報系統開放后的一兩天。

招生組在整個游說過程中，最看重的是關于專業、志愿填報的問題。但是，往往是那些與專業并不直接相關的內容，反而能贏得考生們的信任。比如，考生們好奇大學里將經歷什么——績點怎么維持？什么時候開始實習？要不要跑三千米？食堂里吃什么？學校里有多少個運動場館？學生助理的時薪是多少？這些在院校里實際的體驗和具體的感受，只有招生組的志愿者能講透徹。

目前的高考研究中，大家普遍將分數線默認為一個自動根據排名劃定的事實。但我的觀察是，高校對分數線的關注實際上會反過來影響錄取的結果。

比如，當兩所頂尖高校在同一個地區分數線相同，會希望將數量較多、踩在分數線上又高出一分的考生盡量都招納進自己學校來，以提高自己學校的分數線，同時對手高校分數線降低。這需要策略。

一種結果是，兩校都無法獲得分數線上的增加。A校可能會和考生分析：雖然你不愿意進入A校，但也不建議你考慮B校。你可以去其他頂尖高校。因為你卡在分數線上，B校也很難能給你更好的“待遇”，不如去分數線低于A校和B校的學校，能得到更多的獎學金或更熱門專業的保障。

另一種結果雖然能達到分數線增加的效果，但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考生整體的需求。比如，B校為了應對A校的競爭，愿以更熱門的專業來“托住”踩在線上高出一分的考生。考生可能會被B校的招生人員告知：我可以給你更“好”的、原本應該考到更高分才能進的專業。

但問題來了，如果把這名考生安排到更高分的專業，那某個也想去這個專業，且獲得了更高分的學生怎么辦？

招生組就需要勸說這位更高分的同學：其實你不需要考慮這個專業，因為大學的培養是貫通的，你可以去就讀相關專業。拿計算機系為例，今年人工智能發展形勢迅猛，各個專業都設置了跟計算機系所學課程相關的培養方案。以高中生的知識儲備去看這些專業，很難看出其中的區別。招生組還可能告訴考生，學校的計算機專業并沒有大家想象得那么突出，勸說他轉向其他方向，就很有希望把踩在線上高出一分的學生鎖定。

考生之間往往不會共享信息，而學校也幾乎不公開這部分內容，那么大家只會看到錄取結果，而非導致結果的博弈過程。

能自己做主嗎？

我常常好奇考生最終為什么選擇某個專業方向。有時，我會聽到這樣的答案：“很多相熟的高中學長學姐去了，所以我也想去。”

我追問他們是否知道這些熟識的高中畢業生們為什么選擇這個方向，有考生給出解釋：“社會上現在普遍認同某個行業好，大家就都去選擇這個方向；而如果‘對口’工作不容易找，那就暫時不考慮這個方向。”

當年還是外企工作“吃香”的時候，大家就愿意去選擇以外語或財務貿易為強勢學科的學校。如果本省有不錯的大學，離開家鄉的意義就不大，那就不需要去往北京或上海的學校就讀。然而，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了，不論是高校、高中，還是學生、家長，都認為只要分數達到了，就要去這個分數所能達到的最好的高校的最高分專業，不然會“吃虧”。

比如有這么兩句很出名的話：“A校的冷門專業也是冷門專業”以及“B校的冷門專業也是B校”。前一句是說，你就算進入頂級學校，這個專業被身邊人認為“不好”，那自己的人生也會囿于專業可能會帶來的局限性。后一句則意思相反，認為去了頂級學校能見到的世面和得到的資源是次一級學校不能比的。

今年有個新聞，一所中學里，三個學生沒有報考按照分數應該去的最好的學校，我相信他們也有被分到冷門專業而影響就業的擔憂。他們的老師非常生氣，在群聊中發了火后，又解散了該群聊。一方面，我能理解老師所面對的教學壓力和為學生的擔憂；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些學生恰恰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們能夠放下取得高分帶來的“限制”，堅定自己的內心，找尋自己的道路。

我愿分享一個考生擁有充分自主權的例子。當然必須要承認的是，這是一種比較極端的情況。這么多年下來，我也只接觸過一個能做到完全不干涉考生、給予考生充分決策權的超高分考生的家長。這是個小康家庭，該樣本因其特殊性，雖然不能成為西部某省乃至中國大部分家庭的縮影，卻可以給大家看到一個比較理想化的決策過程。在這個案例中，我也沒有聽到來自學生所在高中的聲音，這在西部某省也非常少見。

由于這位考生分數實在是太高了，按照招生目標，A校和B校的招生組當然希望將其收歸囊中。兩校按照往年的經驗，想盡辦法聯系到家長，試圖通過家長來說服學生。出人意料地，家長用溫和而堅定的態度同時婉拒了兩方。家長明確表示：“我承認自己有對學校的偏向，但是我會盡可能地不提前表露出來。我只會在孩子作出決定之前，小小地給一些建議，最終還是得讓孩子自己決定。”

至少在我的觀察中，后續的志愿填報也的確都是由考生的個人意愿決定的，家長的確做到了向兩校和考生所承諾的“不干涉”。

相比于這個考生，大部分考生所面對的可能并不是完全自主的狀態。

有個考生在高考過去三年后，對我感慨道：“我媽到現在還覺得我是不是飛得太高了啊。她總跟我念叨，考那么高分干嘛呢，還不如在C大學（西部某省內最好的大學）上本科得了。”

西部某省的家長們最喜歡說的就是回家，他們希望孩子回家，而不是留在更大的城市。因為家長和一輩子生活在“小地方”的學生自己也想象不到別的路徑。大學畢業后回到本省，找一個“體面的工作”，比如考公、考編，就叫“飛得很高”了。同理，高中老師們也是在自己既有的路徑上，觀察每一年不同的考生和自己所了解的道路。他們也對“飛得高”有著屬于自己的定義。

對于想要影響孩子決策的家長和高中老師們，我們既不能將他們對志愿填報的干預簡單地等同于對孩子的掌控，也不能弱化他們相對于孩子在權力結構中所處的更高位置。不管面對的是愛還是權力，孩子總是處于弱勢地位的那一個。

精密計算之外

并非所有人都會權衡各種意見，經過精密計算自己的條件、未來、偏好后，才作出對學校和專業的選擇。

有一個選考物理類的重點考生李明，高三這一整年里，他一直與B校的一位招生志愿者保持聯系。他對我說，他很喜歡聯系他的那位志愿者，他知道自己更適合B校，甚至系統性地分析過自己和B校的匹配度。

他的高考分數出來后，情況瞬間扭轉。他不到半天就選擇了A校。原因非常簡單，A校先給他打了電話，在電話里介紹了A校以通識培養為名的王牌院系。李明當下覺得可以去，就直接與A校簽了約（指決定志愿意向）。李明沒有猶豫，直接就給B校打電話，表示已經簽了A校。

他是少有的沒怎么糾結過的考生。在這個緊張的考后決策窗口，他的決定可能不夠理性，但在情感上卻是合理的。也許他在自己和身邊人從高考到出分前后大起大落的情緒中，感到了一絲疲憊，抑或是面對選A校還是選B校這種“甜蜜的糾結”，會使他感受到決策帶來的壓力。

招生志愿者們通常通宵工作，熬到凌晨一兩點是常有的事情，早上八九點起來開例會，睡眠不足，精神狀態也會受影響，故而一直處于高度緊繃的狀態。結果就是，這根弦有時候真的就會“崩掉”。這里可以分享一個親身經歷。

我當招生志愿者時，遇到過一個很有理想的重點考生張鑫，他希望未來從事某傳統W專業的學術研究。W專業也是我參與招生時所在學校的王牌專業。我學校這邊可以給他W專業，另一所學校讓他參加一場考試才可以被錄取——考一個和W專業聽起來類似，但有實質區別的專業。身為高考生的張鑫，其實對此了解并不深。我當時接觸到這位考生的時候，他在第二天就要參加那所學校的考試了。

這個考生的好朋友是一位高考分數很高的同學，叫白楊，這位同學已經在大學校園內參觀了兩天，決定選擇我所在的學校。當時我和兩位很有經驗的招生志愿者，請白楊幫忙打電話給張鑫。我們四個人一起在電話里勸說張鑫，每個人都說得口干舌燥，但是張鑫始終拒絕考慮我們學校。我記得當時自己抬眼看了一下表，是夜里凌晨一點。這時，我腦子一嗡，不知為何提高了音量，問考生為什么不想來我們這邊讀W專業，問他到底在擔心什么。

這個突然提高的音量，讓大家都懵了一下。張鑫可能也沒想到我們的態度從苦口婆心變得激動起來。我感覺自己的態度可能把張鑫嚇到了，所以決定不再說話。

但是，坐在我對面的志愿者胡洪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眼睛“滴溜兒”一轉，道：“哎呀，‘王教授’（指‘我’）為你擔憂啊，她是W系的教授，我們特意把她找來的。你看，這么晚了，‘王教授’還來跟你聊專業和發展。‘王教授’希望你可以好好延續自己的學術夢想，你到底是為什么不想來呢？”

他每一句話里的“王教授”都刻意在語氣中被加重了。我當時又好氣又好笑，滿臉通紅地想辯解一番“這哪里是讀書人該有的做法”，又理解他的即時反應最有希望讓學生選擇我們。

因為我們當時似乎沒有別的辦法了。張鑫陷入了沉默，我們也沉默，誰也不想再說什么了。就在這沉默中，我們結束了通話。

張鑫一夜輾轉反側。第二日的早上六點多，他發了消息給白楊，問能不能幫他找一下主管的志愿者，去我們學校招生組駐地簽約。他放棄了去考試，知道就算去了也會因為睡眠不足而影響考試結果。

我和白楊后來坐在一起反思過這件事。那時候，我們誰都不理性：我們都太過于沉浸在競爭中，同樣很無力。

在這些年的研究過程中，我時常會想：招生志愿者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認為所做的很多都是為了考生，可真的是為了考生好嗎？這難道不是在證明我們自己（對院校）的選擇是對的嗎？就算我們的確是為了張鑫好，才“演”了這么一出戲，那會不會依然導致張鑫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他的主觀能動性？

我還參與招過一個高分考生張遠，他來到我們招生組駐地，和幾位志愿者一起進行了六個小時的會面。但我們無論怎么勸說都沒效果。他父母的意見也不同，媽媽希望他回家鄉，爸爸則覺得孩子出去闖一闖也好。

A校和B校在競爭他時，一直給他塑造來自一線城市學校的精英感。但是這樣的精英感，更讓他敏感地察覺到了自己作為“小鎮”出來的孩子與“北上廣”之間的差距。

我那時隱約地感覺到了這一點，說道：“你在這個學校可以過成什么樣，一定不是因為你本身是哪里的人，而是因為你本身是什么樣的人。我是北上廣長大的，但是我在學校里的適應過程非常艱難。但學校給了我試錯的權利和機會，讓我明白并非只有一條路通向終點。”

后來他告訴我，這句話一瞬間就改變了他的想法，他報了我們學校。

跟很多人想象的精英敘事不同，我反而覺得失敗和困惑對高分考生們有一種“奇妙的吸引力”。我們的基礎教育沒有教導過他們如何去面對和處理失敗。張遠當時已經走到了自己所能想象到的、以分數計算的“頂點”，我想，他恐懼于之后向下滑落的可能，而這種恐懼也是壓力，把他壓得很難喘氣。

而我告訴他，每個人都可能會面對這樣的滑落，我們可以一起來面對這種恐懼，如果我作為一個不“小鎮”的人也有著和“小鎮”的人同等的壓力，那么他所擔憂的精英和不精英的差距本就不存在了。直到現在，我還和他保持著聯系。

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人？

當今世界關注中國、關注中國教育，更關注這些通過腳踏實地的教育進入到頂級高校的中國精英。但西方世界仍然不了解中國的高考，也不了解中國的精英是怎樣產生的。

這里可以做一個橫向對比。美國大學的招生是申請制，考生展示自己的各類成績，如科研成果、比賽結果、課外活動等，也寫作文書，向院校“推薦”一個完整的自己。精英階層內部是“互相推薦、內部復制”的狀態。很多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孩子，很難進入到這樣一個精英的社群。

在中國，高考依然是最為公平、最適合我們這個社會的制度。它能夠做到非常有效率地選拔人才、促進社會流動。中國高考依然為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進入最頂尖大學的渠道，“寒門依然能出貴子”，但足夠高的分數并不直接保證他們做出更合適的院校和專業選擇。

國內的院校對“狀元”和分數線的追求，導致招生時對分數之外的維度關注度變弱，至少要弱于西方申請系統中招生官對學生個體的關注度。

姜以琳博士的《學神》和鄭雅君博士的《金榜題名之后》都給了我很多啟發。“寒門貴子”進入精英大學，所面對的也不只是中國國內大城市精英學子的競爭，更要面對踏入全球精英圈層的挑戰。

我在西部某省遇到的高分考生們都是“金榜題名”的“學神”。這些“寒門貴子”大多是第一代大學生，很多都來自較為貧困的家庭，某年的“狀元”出自一個曾下轄了十來個貧困縣的地級市。

相比于大城市的孩子們，“寒門貴子”們沒有對人生精心的規劃，也沒有家庭的處處托舉。他們前十八年的人生中，最大的任務就是把考試科目要考察的內容理解透徹。那么，隨著我們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這些進入頂尖大學的考生們，在未來要怎么和那些“互相推薦、內部復制”的全球精英交流？

宏觀上，我們展望全球精英的圈層；微觀上，我們希望讓考生回歸對個體生活的想象。在我的觀察中，不管學生是進A校、B校，或者C校、D校，四年本科后的個人發展不一定有本質的區別，關鍵還是要看自己想要什么樣的生活。

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需要構建新的橋梁。我們要探索的是，如何在高考結束后的短時間內，通過什么樣的辦法和媒介，鼓勵剛剛高考完的學生：是時候找到更多的興趣愛好了，也是時候具體地想象自己未來希望擁有的生活了。

但這里的意思不是讓招生組，或是任何一個組織、個體立刻承擔幫助學生建立具象化想象的責任，而是希望把它提出來，讓我們全社會一起來面對這個屬于青少年的“成長”課題。

這一改善需要長期的共同努力，嘗試引導孩子們思考：你想要什么生活？為了擁有這樣的生活，你可以為此做出哪些努力？你從現在開始打算做什么？為什么選擇這個專業會讓你獲得這樣的生活？

我相信高等教育最終還是回到個體，回到問題的關鍵——“我”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