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評《舊制度時期的書報審查制度與文化》｜縫隙中的啟蒙

《舊制度時期的書報審查制度與文化》，[法]喬治·米努瓦著，于艷茹譯/陶逸審校，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8月出版，233頁，88.00元

有關法國舊制度時期的文化市場與書籍管制政策，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以其獨具故事性的筆法，先后為讀者呈現了《法國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等兼具可讀性與學術性的佳作。然而，這幾部作品的著眼點主要在于審查制度的反對者，而較少系統探討審查方的立場與動機。在另一部尚無中譯的著作 Censors at Work 中，達恩頓雖然涉及波旁王朝時期的文字審查制度，但更多是將其作為與英屬印度和民主德國的制度比較案例，并未深入梳理法國審查制度的歷史沿革與運行模式（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至于其他相關研究，往往從印刷術技術史的角度切入，對審查的社會政治機制關注不足（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NLB, 1976;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Volume I and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羅杰·夏蒂埃，《書籍的秩序：14至18世紀的書寫文化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在這一背景下，法國學者喬治·米努瓦（Georges Minois）的《舊制度時期的書報審查制度與文化》為我們提供了重要補充。米努瓦生于1946年，是具有影響力的法國歷史學家。他興趣廣泛，善于在長時段中追索思想的變化脈絡，同時文筆流暢，多有面向大眾的通俗歷史讀物。米努瓦在此書中由印刷術誕生寫起，直至法國大革命，系統梳理了法國文化審查制度的演變與實踐特征。米努瓦尤其強調，由于監管主體的多元性及其相互牽制，審查制度始終存在可供利用的“縫隙”，使得達恩頓筆下的“地下文學”得以蓬勃發展，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受益于審查本身。然而，這并非“自由最終戰勝專制”的故事，因為言論審查并未隨著舊制度的瓦解而消失——它依舊是任何政治體制的常備機制，自由的真正邊界至今仍有待界定。

“Censure”的宗教-道德底色

現代語境中的“審查制度”（Censure）通常被理解為世俗公權力對公共言論的限制，包括文字、圖像及影音等。米努瓦以印刷術的誕生作為開頭確實是合理的邏輯起點。然而，針對印刷文字的審查僅是對Censure較晚近的理解，若追溯其詞源，這個概念源自拉丁文動詞censēre，原意為“評估（如財產）”或“主張”（某種意見或判斷），延伸至政治領域后，演化為羅馬共和國時期監察官（Censor）的監察職責（censura）。共和國時代的監察官負責執行人口普查，這是確定公民身份及其附帶的財產與相應公民責任的重要儀式。該儀式的高潮部分即為所謂“凈禮”（lustrum），意味著整個羅馬公民共同體進行象征性的潔凈與神圣重塑。因此，監察官具有一種帶有專斷色彩的道德審查權（moral censure），能夠將違反規范者貶斥為“重賦公民”（aerarii）或處以“聲譽污損”（infamia）等社會性懲罰（Andrew 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9-112）。

進入基督教拉丁語語境后，該詞又獲得了“神罰”（censura divina）的含義，施加于那些冒犯了上帝的罪人。至16世紀以后，censura 才逐漸演化出如今最常見的意義：出于政治或警察目的而對書面材料實施審查與刪除（"Censure",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aise informatisé (TLFi), CNRS, en ligne ; Alain Rey (dir.),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aise, Paris: Le Robert, 2011. 法國語言學家喬治·杜梅吉爾進一步探討了該詞的印歐詞源，意為“通過公正地評估，贊揚或譴責，將人與行為置于等級體系中的正確位置上”。參見 C.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td., 1980, pp. 50-51）。可見，在歐洲歷史語境中，“審查”一詞的底色是帶有嚴厲宗教-道德色彩的概念，它并非單純作為世俗政權維持統治秩序的手段，而首先是針對違背規范者的公開譴責與社會排斥，其目的在于維系共同體道德的“純凈”狀態。在追溯詞源演變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理解米努瓦筆下的審查制度在17-18世紀間轉變的深刻意義。

多方博弈中的制度縫隙

正是由于審查最初具有的強烈道德意味，因此教會最早承擔起審查的責任。在印刷術出現之前，米努瓦寫道，“主流價值被全社會一致地分享、體驗和內化”，異見是罕見的，且很容易被鎮壓（《舊制度時期的書報審查制度與文化》，第1頁）。異端并非不存在，但其思想限于手抄文稿與口耳相傳的網絡，難以跨越地域形成廣泛影響。印刷術的普及改變了這一格局。天主教會在最初對這一技術持歡迎態度，利用其傳播經文和教義；然而，當普通信眾可以直接閱讀《圣經》并產生獨立于教士的個人詮釋時，異端滋生便成為不可避免的后果。索邦大學的神學博士首先采取行動，要求禁絕一切有損正統信仰的著作，以維護教義純潔。相比之下，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的態度較為務實，其寬松并非出于思想自由理念，而是為了維護自身司法程序與管轄權，這也使其與索邦在審查事務上多有摩擦。

王權一方面依賴索邦和高等法院來監控思想輿論，另一方面又試圖通過授予出版特許（privilège）來直接掌控印刷業，這引發了高等法院的強烈反對。米努瓦強調，王權的禁書政策往往缺乏原則性，更多受制于短期政治利益，這種反復無常進一步加劇了多頭審查機構之間的矛盾。理論上，審查的流程是“索邦檢舉、高等法院審判、王權決斷”，但現實中各方頻繁越權與繞權，這些裂縫也為反審查作者提供了可乘之機。

盡管存在內部爭奪，三方在抵制羅馬教廷干預法國事務的“高盧主義”立場上相對一致，這種政治文化使普通天主教教士在面對羅馬與巴黎時不得不做出忠誠選擇。然而，教會的社會基礎主要是文盲農民，他們雖對神學爭論興趣不大，卻容易被宗教情緒動員，因此天主教在新教的壓力下，開始編撰“教義問答”并推動農民識字，以穩固信眾。宗教戰爭期間，激進的天主教同盟（La Ligue catholique）利用王權衰落之機，嚴厲清洗了受王權庇護的、傾向異端或人文主義的出版商，并將宗教多樣性視為“專制暴政”的征兆，因為這意味著任意裁量的人治取代了無可置疑的“神意”。于是，這一時期的權力格局出現了倒置——教會和民眾反而在逼迫王權采取更強硬的審查立場。這深刻體現了世俗政權和宗教權威對于審查目的的巨大分歧。

隨著宗教戰爭的結束與絕對君主制的逐步確立，王權在17世紀開始成為審查制度的主導力量。這并不意味著索邦大學或高等法院喪失了審查權，而是審查的目的與邏輯發生了轉變：在教士主導下，審查旨在根除異端思想；在王權主導下，則以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為最高目標，重在維護王權尊嚴、世俗秩序與國家統一。黎塞留與馬扎然不僅與宗教力量結成同盟，繼續打擊被視為“有害”的思想，還通過建立法蘭西學院和《法蘭西公報》等機構，集中控制信息的發布與流通，并借助學院體制引導學術創作，為頌揚絕對君主制的學者提供津貼。同時，他們加強對出版特許權的管理，從制度上約束印刷商的行為。由此形成了一套兼具“禁絕”與“引導”的輿論管理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世的社會控制模式提供了雛形。

然而，世俗權力并不關心信仰意義上的“靈魂純潔”，只要不直接挑戰王權尊嚴，審查當局往往無意對思想進行徹底改造。這為某些思想流派留下了生存空間：如笛卡爾主義在表面順從權威的同時，憑借邏輯與理性的自主性削弱了傳統論證的基礎。冉森主義者的策略則是“形式上的服從、內心的保留”，以消極抵抗消解審查的實效。但更根本的限制來自舊制度內部的權力分散。絕對君主制本質上是中世紀社會結構演化的產物，并不能反過來徹底重塑社會：索邦與高等法院仍盡力維持自身獨立性；在國家承擔義務教育之前，教會繼續牢牢掌控基層社會。貴族與官員雖然是體制的受益者，卻常為啟蒙思想提供庇護，如沃邦元帥、孔代親王、蓬巴杜爾夫人等皆曾支持或保護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法國處于歐洲多國體系之中，受到迫害的作家與出版商往往能夠逃亡至相對寬松的聯合省或瑞士，繼續其寫作與出版活動。

正如米努瓦諷刺的評論，“審查制度只對那些不暢銷的作品才顯得有效”（《舊制度時期的書報審查制度與文化》，93-94頁）。那些異見作家的暢銷書，一旦被列入“禁書”，反而身價倍增，刺激了走私與盜版的巨大市場。這一現象在羅伯特·達恩頓的研究以及邁克爾·卡瓦斯（Michael Kwass）的《走私如何威脅政府》中都有生動的呈現（邁克爾·卡瓦斯，《走私如何威脅政府：路易·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組織》，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另見，Jeremy D. Popk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770-1800”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412-436）。比較遺憾的是，米努瓦在出版特許與審查背后的經濟動力方面著墨較少，沒有把審查制度置于資本主義版權理念形成的背景下探討，這使他喪失了和英國出版審查制度的比較機會，削弱了該研究本應有的深度（關于英國出版與版權制度的研究，參見Ronald V. Bettig, Copyright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stview Press, 1996）。

到舊制度末期，審查幾近形同虛設，即便路易十六親自下令譴責《費加羅的婚禮》，也無法阻止該劇在精英圈內的熱烈追捧。米努瓦評論說，這一切“發生在一個已然失控的政權面前，而上層貴族卻毫無自覺地陶醉在反叛潮流之中，正興高采烈地鋸斷自己所棲的樹枝”（《舊制度時期的書報審查制度與文化》，201頁。此處根據法文原版重譯）。

米努瓦的研究不僅描繪了舊制度時期審查制度的形成與運作模式，還揭示了其在實踐中的內在矛盾。在他看來，法國啟蒙運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得益于“開明君主制下的溫和審查”——禁令從未消滅過一種思想，反而往往保證了作品的成功。雖然這種“輿論泡沫”并非導致法國大革命的決定性因素，但舊制度的審查史留下了一條重要教訓：在一個內部權力分散、外部存在多國體系的社會中，依賴單純的禁止來阻斷思想的傳播是徒勞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舊制度末期的審查制度確如米努瓦所言，已經“過時”了。

“舊審查”的進化

米努瓦將大革命視為舊制度和審查制度的終結，這一判斷或許過于絕對。實際上，與舊制度一同毀滅的不是審查制度本身，而僅是審查的“舊制度”。進入19世紀的法國，審查制度雖不再以宗教正統或君主權威為名，卻以更為隱蔽的方式繼續履行控制社會的功能。馬丁·里昂（Martyn Lyons）的《19世紀法國讀者與社會：工人、女性與農民》揭示了，資產階級通過推廣閱讀，將工人、女性與農民等“邊緣”群體——在當時亦被稱為“危險階級”——逐步納入主流社會規范。這意味著奪取政治權力后的資產階級從葛蘭西意義上的“運動戰”（直接的政治奪權）轉向“陣地戰”（長期的意識形態建設）。這一過程漫長而潛移默化：19世紀的資產階級在文化上尚未完全擺脫舊貴族的影響，同時還需應對新興無產階級文化的挑戰。然而，借助義務教育、成熟的新聞出版體系和更系統的輿論引導，資產階級逐步建立起文化主導權——正如程巍在《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中所總結，這種“文化霸權”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之后才真正鞏固。

當代西方社會普遍在法律層面確立了“言論自由”原則，但廣義的審查依舊存在。與舊制度時期不同，今天的文化審查更多通過制度化的平臺控制（如法律層面的“合規要求”）和社會規范的塑造（如“政治正確”所引發的自我審查）來實現。那些被視為“不宜傳播”的作品，不再像過去那樣被公開查禁或焚毀，而是淹沒在海量的文化產品中，通過算法推薦、市場選擇與輿論引導逐漸被邊緣化，失去公共討論中的“可見度”。這種轉向意味著，審查已從顯性的壓制，變為隱性的過濾與淡化，其效果雖不如舊制度時期那般直接，卻同樣在塑造可被主流社會接受的言論邊界。

譯文勘誤

米努瓦對舊制度時期審查制度的分析，確實為理解西方社會控制模式的歷史演變提供了有益的視角。然而，中文版中不時可見一些頗費猜測的譯句，有的甚至讓人忍不住去翻原文，以確認是否真如中文所呈現的那樣。

例如，第10頁談到教士大會時，譯文寫道：

它在1585年創立了一種制度，一種表達和控制手段，直至舊制度末期的教士大會為止。

緊接著下一段末尾，又突然出現一句：

但不必過于強調這個特點，我們來談談法國的主教會議。

兩句之間既無語義上的銜接，也無邏輯上的遞進。翻檢原文可知，更貼近原意的譯法應是：

雖然羅馬幾乎已無法再干預法國的文化事務，但法國教會卻在宗教戰爭期間，利用王權一時的衰弱，于1585年設立了一個機構，并由此獲得了一個延續至舊制度終結的重要發聲與控制平臺：教士大會……我們大致可以將其稱作一場法國主教團會議，這樣的說法并不算太夸張。

原句的主語是“教士大會”，其中“直至舊制度終結”只是持續時間的限定。但譯文將其理解為制度的“終點”，完全改變了句子的重心。更有趣的是，“On peut parler de…”這種帶緩和語氣的判斷陳述，被處理成了引入新話題的“我們來談談”，而“sans trop durcir le trait”（并不算夸張）的細微轉折則被忽略，使得整句話在中文中顯得既突兀又莫名。

第30頁的例子，則出現了理解錯誤。譯文寫道：

1562年，王權和高等法院之間的沖突總是突然地直接出現……國王卻被高等法院和巴黎憲兵隊隊長禁止“給與任何印刷許可，陛下的宣告沒有任何效用”。

原文其實是：

1562年，王權與高等法院之間的沖突終于直接爆發……同時禁止高等法院和巴黎警政長官（prév?t）再行發放任何印刷許可，并聲明若此前已發放許可，其“自即日起皆為無效，毫無法律效力可言”。

這里不談將 directement 譯為“突然地直接”這種多余疊加，也不論 prév?t 被譯作“憲兵隊隊長”是否合適，最核心的問題是主賓完全倒置：原文的“Il est défendu au Parlement et au prév?t de Paris…”是典型的法語被動態結構，即“禁止某人做某事”，主語是國王，下達禁令的也是國王。譯文卻將“被限制者”翻譯成了“發出禁令者”，于是王權的行使，搖身一變成了王權被壓制。

類似的問題還出現在第139頁。原文是審查官莫羅對米拉波的一句鼓勵：

您的學問越廣泛傳播越好；只要簡化些術語，沒人敢攻擊您的學說。

譯文則成了：

您的科學不能廣泛流傳；簡而言之，我們不敢攻擊您的學說。

一句原本帶有善意的鼓勵，變成了帶有禁止意味的婉拒——這不僅扭轉了語義，也改變了原本的歷史語境和人物形象。

以上幾例明顯錯譯僅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典型，全書中類似的情況并不罕見：有的在詞義上“別出心裁”，如第12頁將索邦大學與高等法院之間的權力角力（se jouer）譯作“戲耍”，第63頁把“克洛維受洗”變成了“血洗克洛維”；有的則是對比喻或引申義視而不見，比如第135頁的“établir une espèce d'intelligence…”在此語境下顯然是“勾結”或“默契”，譯文卻直譯成“智慧類型”；還有的干脆憑空添加，例如第8頁的“圣職人員在王權實施中只是一個虔誠的象征”，在原文中難以找到對應。至于將文森·瓦屈爾（Vincent Voiture, 1597–1648）譯成“伏爾泰”，或將19-20世紀的政治術語套用在17–18世紀的語境中，這些“跨時空”的用法雖富想象力，卻也讓讀者很難還原原著的歷史風貌。

某些歷史典故和術語的處理，則更像是“留白”——例如“Stagirite”是亞里士多德的別稱（取自其出生地），譯文直接音譯為“斯塔基特里”，不加說明；對涉及的神學或政治派別，例如法國宗教戰爭時期的“政略派”（Les "politiques"）與“天主教同盟”，也無必要的背景注釋（譯文將其譯作“政治派”或干脆錯譯為“政治家”使讀者感到迷惑。所謂“政略派”泛指在宗教戰爭時期主張宗教妥協、反對極端派別、以國家統一和君主權威為最高政治目標的溫和政治力量。他們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溫和新教徒或宗教立場不甚鮮明的貴族與法官。該派在結束內戰、維護國家利益這一點上與王權立場一致，但在具體宗教政策上偶有分歧。“Politique”一詞在當時語境下往往帶有貶義，尤其在“天主教同盟”宣傳中，被指為“為政治利益出賣信仰”的人。參見 Emma Claussen, Politics and 'Politique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A Concep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這些細節雖然不如重大錯譯那樣顯眼，卻在無形中削弱了作品的可讀性與準確性。

作為一部以舊制度時期審查制度為主題的研究，米努瓦的著作不僅補充了我們對法國啟蒙運動與權力運作模式的理解，也提示了一個更廣泛的議題——審查并非某種歷史偶然，而是任何社會治理都可能采取的技術與策略。在他的敘述中，權力的分散、制度的縫隙以及多國體系的存在，共同塑造了法國舊制度下的文化景觀，也為“被禁之書”的傳播提供了土壤。遺憾的是，中文版在翻譯質量上與原著的水準并不匹配，對于有能力閱讀法文的讀者，原著無疑是值得推薦的；而對于依賴譯本的讀者，則需在閱讀過程中保持必要的謹慎與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