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張之洞與海南蚊媒傳染病

1886年張之洞鎮壓海南“黎、客叛亂”，派馮子材率軍入瓊，大批文武官弁染上“瘴病”，死亡超過2000人，擊斃“匪徒”至多300名，可謂雖勝猶敗。從張之洞檔案及西方醫生記載，可斷定此時海南流行的是蚊子傳播的瘧疾。人類依靠科學進步可抑制蚊子的危害，但根絕蚊媒傳染病還不現實。

“瘴病”是什么病？

“瘴”是什么？歷來文獻記載紛紜，模糊影響，未能精確描述。從現代醫學觀點看，歷史上的“瘴病”“瘴癘”，指一種或多種南方惡性流行病，如瘧疾、霍亂、各種“熱病”，具體時間地點有不同病種，不可一概而論。

古代文獻很早就有南方流行病、疫癥的記載，籠統稱為“瘴癘”“瘴毒”。《后漢書·南蠻傳》記載，順帝永和二年擬派兵征日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言：“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認為，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蠻時病死，即遭遇“瘴毒”。杜甫有詩“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反映中原人士對南方“瘴癘”的恐懼想象。“瘴癘”究竟什么成因，中國古人固然不解，古羅馬人也殊途同歸，“malaria”最初的意義是“有毒空氣”，后來才指稱“瘧疾”。

隨著近代科學的興起，人們對“瘴病”的認識逐漸加深，認定主要是瘧疾等蚊媒傳染病。近代科學研究表明，瘧疾通過按蚊傳播。一般瘧疾患者脾臟腫大，感染惡性瘧者表現為強烈的寒熱交替，病人若得不到及時治療很快死亡。大航海時代，歐洲人在南美找到可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奎寧）。1852年，荷蘭人將金雞納樹移植到南洋爪哇，從樹皮中提取金雞納霜。由于實現了工業化生產，到1873年金雞納霜供應充足，價格降低到窮人都用得起的水平。（張箭：《金雞納的發展傳播研究——兼論瘧疾的防治史（下）》）金雞納霜并不是最理想的治瘧藥物，有一定副作用，但在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是對付瘧疾效果最好的藥劑。后來，屠呦呦等中國科學家經過多年艱辛研究，成功提取出“青蒿素”，被譽為抗瘧神藥。

1885年到海南行醫的康興利醫生（H. M. McCandliss）回憶道，他與傳教士冼基善發現，當時海南要對付的最嚴重疾病是瘧疾。在他們居留的11年里，常把奎寧藥瓶放在桌子上，以便隨時使用。（康興利：Medical Experience During Forty Years in China）1937-1938年，行政院衛生署專家姚永政率領團隊對海南五指山區的陵水、寶亭、昌感等縣進行調查，證實海南瘧疾由按蚊傳播。（林詩泉編著：《海南醫學史研究》，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36頁）1972年，屠呦呦曾到海南工作半年有多，進行青蒿素新藥治療瘧疾的臨床試驗。

1886-1887年海南流行的“瘴病”主要是瘧疾，此時廣州、香港已可隨時買到金雞納霜，但張之洞、馮子材對海南“瘴病”的認知不足，耽誤了官兵的治療，致使大批人員無辜犧牲。

海南黎、客騷亂

海南族群情況頗為復雜，除“原住民”黎人外，有明代到來的閩南移民，有老客（清初移民）、新客（同治間移民），還有一些苗人。閩南人占領濱海地帶、河谷，黎人被迫遷到高山上，雙方的爭斗從未停息，在漢文史料上呈現出此起彼伏的黎人“騷亂”。咸豐年間，廣東肇慶府、廣州府屬發生激烈的土客械斗，一些客家人被官府安插到海南，這些“新客”也時常擾亂。清廷官員將擾亂的黎人、客家人貶稱“黎匪”“客匪”，不少學者將1886年海南騷亂合稱“客、黎叛亂”或“黎、客叛亂”。筆者認為，“叛亂”用詞過重，“騷亂”“擾亂”比較符合實際。官府只看到黎人出山傷人、劫財的一面，并不了解在此之前被坑害、壓榨的另一面。官府袒護漢人，因為他們是朝廷“編戶齊民”，乖乖納稅、服勞役，是官員衣食所資，也是主要依靠對象。以上只是粗枝大葉的背景介紹，實際情況復雜得多。“黎族”是解放后民族識別確定的名稱，本文論述的是晚清時期，仍稱之為“黎人”。

黎人女性

兩巨頭之死

張之洞決心平息“黎、客騷亂”，未出兵已折兩員大將。

朝廷在海南的統治勢力，可分為軍、政兩個方面。軍隊最高官員是瓊州鎮總兵；政務系統最高官員則是雷瓊道，管轄雷州府、瓊州府共十六州縣，常住瓊州府城（即瓊山縣城）。當張之洞準備展開其“剿黎”“剿客”行動時，軍、政兩巨頭相繼“瘴故”，讓他方寸大亂。

1886年初，張之洞以原署瓊州鎮總兵劉成元不太得力，無法平息“黎、客匪滋事”，調張得祿署瓊州鎮總兵。張得祿（1836-1886），直隸天津人，由武童于咸豐三年投效軍營，歷著戰功，同治十年授高州鎮總兵，曾署潮州鎮總兵，1883年回任高州鎮總兵。1885年初，因法國軍艦封鎖北海，有窺伺欽廉跡象，張得祿缺乏水師經驗，調省會辦營務處。張得祿蒞任海南約8個月，“積勞染瘴”，于10月7日亡故。（1886年10月17日《申報》）

原署雷瓊道王之春，因在中法越南勘界事宜中表現出色，調署廣東督糧道，名義上是平調，但前者甚苦，后者極肥，不可同日而語。復任的雷瓊道崇絢于1886年9月13日抵瓊，9月21日接印，10月17日“因病出缺”，上任不到一個月。崇絢（1830-1886），正藍旗蒙古人，大學士塞尚阿第四子，咸豐元年在禮部員外郎上行走，光緒元年經神機營奏保以本院郎中無論滿蒙缺遇缺即補，光緒四年補授王會司郎中，八年八月簡授雷瓊遺缺道發往廣東，光緒九年補雷瓊道，不久丁憂回旗，光緒十二年（1886）復原官。雪上加霜的是，崇絢夫人第二天也追隨其夫于地下。（1886年11月9日《申報》第2版）報章沒有披露崇絢病因，但夫妻兩人相繼死亡的跡象表明，他們感染瘧疾的可能性最大。

兩個軍、政最高官員相繼“瘴故”，相距只有10天，這使張之洞下了最后決心，請馮子材出山。1885年6月中法戰爭結束，馮子材對廣西提督蘇元春十分不滿，借“欽廉邊務督辦”任命下來之機回欽州休息，至此已一年有多，靜極思動。他獲悉海南黎、客擾亂的動態，向張之洞主動請纓，愿率領大軍入瓊，鎮壓“黎匪”“客匪”，再立新功。連折兩員大將，讓張之洞領教了海南“瘴癘”的厲害。他的考慮是，馮子材多次出關赴越南“剿匪”，部下都是欽廉子弟，應該比較“耐瘴”。受制于當時的認知水平，人們認為“瘴病”出于“瘴氣”，欽廉與海南同屬“煙瘴”地區，預計萃軍應該能適應海南的環境，不存在“水土不服”情況。事后證明，海南黎區流行的惡性瘧毒性極強，張之洞、馮子材對此估計不足。

馮子材

驚人的“非戰斗減員”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蘇云峰是海南崖縣（今三亞）人，為研究張之洞的重要學者。他曾寫成《張之洞與海南，1884-1889》長文，依據張之洞奏折稱：“此役，官軍前后動員勇營三十三營約八千人，從四方進剿深山客黎，為期十個月，耗餉數十萬，損失也甚慘重。統計‘陣亡瘴故’之文武職官員弁，共三六二人，各營兵勇一千數百人。所獲戰果是擊斃悍賊二百馀名，生擒二百余名，擄獲槍械、牛只、谷米無數。這些對官軍的損失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張之洞奏折可能有意壓低了數字。1887年底，胡適之父胡傳對海南黎區作實地考察，其日記留下了基層官員洪范卿的敘述：“此次用兵，東西二路殺賊不過三百馀名，而我軍官弁勇丁瘴故者至三千馀人之多，可嘆也矣。”（胡傳：《游歷瓊州黎峒行程日記》）換言之，雙方“戰損比”超過10：1，官軍雖控制了局勢，但付出10倍以上傷亡的代價，這場仗雖勝猶敗。

據筆者粗略統計，1886-1887“剿黎”行動中，至少有如下高級軍官犧牲：總兵（正二品）2位，瓊州鎮總兵張得祿，瓊軍前營幫帶、記名總兵易榮華；副將（從二品）2位，瓊軍右營幫帶、銜副將劉德森，瓊軍選鋒營管帶朱廷棟；參將（正三品）2位，萃軍中軍副將銜參將幫帶黃秉朝，花翎副將王光發；游擊（從三品）3人；都司（正四品）7人。

瘴故的還有文官、文員。這些人除軍隊幕僚外，有一些是以文職帶兵，舉其重要者：候補道（正四品）楊玉書，候補知縣（正七品）陳治安、陳烈、羅家泰、石佩瓊、陳仕，揀選知縣拱覲楓、汪澍。

令張之洞最為心痛的是候補道楊玉書。楊玉書（1836-1887），字次麟，四川華陽人，淮軍名將楊鼎勛叔父。楊鼎勛早年為湘軍鮑超麾下悍將，同治元年轉投淮軍，以功擢總兵，從程學啟克復蘇州，加提督銜，同治四年以克復漳州功授蘇松鎮總兵，又從郭松林“剿捻”，因舊傷復發去世，贈太子太保，謚“忠勤”。

張之洞1874-1877年任四川學政，十分賞識楊玉書。楊氏因多次軍功保舉得候補知府，1877年中舉后分發山西。1881年張之洞撫晉，師生重逢，格外親切。1884年，張之洞將楊玉書調到廣東，負責組織援臺。楊氏發現辜鴻銘人才難得，推薦入幕。1886年冬，張之洞派楊玉書協助馮子材，“總理營務兼總辦撫黎開山事宜”，寖寖大用，不料感染瘧疾，一病不起，1887年5月去世。兩年后，張之洞創辦瓊州昭忠祠，祭祀為海南平亂、開發而犧牲的官員，將楊玉書置于首位，可見他在張之洞心目中的分量。

民國海南瘧疾調查

電報人員“瘴故”三百多人

為及時掌握前線動態，張之洞、盛宣懷組織敷設瓊島電報線，除永久性的電報線路外，還給馮子材配備臨時的“行軍線”，萃軍總部移到哪里，行軍線就拉到哪里，需要很多電線工。這些電報人員深入黎峒，普遍受到蚊蟲叮咬，染病率極高。1887年4月，張之洞收到福軍營官孫鴻勛的電報：“電工病九成，俱撤出。”學者賀喜引述盛宣懷檔案稱：“隨著開路以及從海口將電報線展至黎峒各處，至光緒十五年，約有三百三十余人殞身瘴域。”（賀喜：《從黎人到黎族：海南五指山民族志的再認識》）電報施工人員屬于盛宣懷管轄的中國電報總局，不算張之洞部下。如將這330多人與張之洞奏折的“瘴故”人數相加，總死亡人數應該超過2000人。

鄭觀應胞弟鄭官壽，是從上海派出的電報生，也犧牲于此役，具體時間為1887年2月16日。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經夏東元先生整理后作為《鄭觀應集》下冊出版，內有一篇《上粵督張香濤制府并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年份標為“光緒甲申年”（1884年），正文中有“胞弟官壽奉馮宮保札諭安設全瓊電線，亦感瘴氣而卒”字樣，應為1887年后添加。此例表明，《盛世危言后編》所錄舊文在民國初年作過修改，部分文章仍保留原稿年份，造成巨大的“學術陷阱”。有些學者根據《盛世危言后編》標注年份，認為鄭觀應某年就提出某項主張，這種論斷十分危險。若年份不準確，則贊美無意義。

張彪大難不死

張之洞親兵張彪從海南死里逃生，日后享盡富貴。

張之洞在山西時，最寵信的軍官是張福啟。張福啟原無官職，曾在剿匪行動中有所表現，張之洞越級把他題補寧武營都司，被兵部駁回，將保案改為“以守備盡先不用，俟補外委后再按守備官階序補”。按清代綠營官制，都司正四品，守備正五品，把總正七品，外委（候補軍官）從九品至正八品，屬于“不入流”。換言之，張福啟連“不入流”都不是，只是個“大頭兵”，居然要將他題補四品都司，可看出張之洞急于栽培他。移任兩廣總督后，張之洞把張福啟調到廣東，統率親兵100名，“常川駐轅聽候調遣”。

為給這些親兵提供升官機會，張之洞曾安排張福啟到廣西參加中法戰爭，從戰績奏折看，似乎沒有親歷戰陣，只在龍州大本營呆了一陣子，就讓廣西提督蘇元春列入保案，然后奏請“免補外委、守備，以都司留粵盡先補用，并加游擊銜，注冊序補”。咸同兵事大興，形成“督撫權重”的局面，有個“權責相應”的原理在起作用。中樞既無法籌撥軍餉，依靠督撫“就地籌餉”，相應地要讓出用人、黜陟之權，形成督撫私人勢力。督撫冒保、濫保親信戚屬以謀私市恩，已成為官場慣例。吏部、兵部對軍功保舉，大體是照單全收、個別駁回。可以說，張之洞此舉也屬于“濫保”之列。

1886年秋，張之洞讓張福啟率親兵到海南參加“剿匪”。馮子材“情商”較低，不懂這些人是來“鍍金”的，竟將親兵隊編入第一線，深入黎峒，染病者極多。1886年11月，張福啟感瘴病倒，張之洞得到消息，特發電報加以撫慰，同時要求馮子材派人護送他“回省調治”，“能就道即速歸。”不幸的是，次日張福啟在途中病故。

親兵張彪也跟隨張福啟到海南，幸運地逃脫這次大自然的“淘汰”，順利回到廣州。也許出于一種“移情作用”，張之洞從此特別照顧張彪，把他帶到湖北，一步步提拔至湖北督標中軍副將、第八鎮統制。武昌起義時，高升至湖北提督的張彪曾率部與起義軍作戰，戰敗后攜巨金到天津作寓公，構筑“張園”，后借給溥儀為宅邸。

張彪

金雞納霜與福音醫院

丹麥人冼基善（Carl C. Jeremiassen, 1847-1901）早年為粵海關服務，負責駕駛緝私艦艇，后入廣州博濟醫院，跟隨嘉約翰（J.G. Kerr）學醫，1881年赴海南獨立傳教，后加入長老會，在海口、儋州那大建立傳教基地。1885年，長老會派遣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康興利來到海南協助冼基善。康興利在海口鹽灶村興建樓房，此后逐漸發展為福音醫院，為海南人民醫院門診部前身。

海口福音醫院的護士

候補道方長華率領的瓊軍駐扎于那大，手下有不少士兵感染瘧疾，方長華請冼基善幫助治療。冼基善將感染士兵隔離在獨立的房子里，然后用藥治療，事后瓊軍士兵大都康復。從康興利的回憶可知，他主要使用金雞納霜治療。

馮子材對海南“瘴病”的性質判斷有誤，認為“瘴”不是瘧疾。當時，廣州的西醫生（可能是嘉約翰）向張之洞建議采用金雞納霜治病。1887年5月3日，張之洞去電：“西人云，金雞納霜每日人服一次，可以預治瘴癘，望告各營各員酌服。”數天后，馮子材覆電：“查金雞納霜系截瘧之藥，似難治瘴，況各營多患熱證，惟清涼解暑各藥與病相宜，請勿買納霜，但多買涼藥解來為盼。”馮子材認為海南當時流行的“瘴病”不是瘧疾，仍然要求提供清涼解毒的中草藥，耽誤了病員的治療。各人免疫力有別，有人不怕瘧疾，有些人感染后仍可康復，有些人則一命嗚呼。

瘟疫與瘴癘

古人科學知識有限，人們把北方的傳染病流行叫做“疫”“大疫”“瘟疫”，而將南方地方性傳染病流行叫做“瘴癘”。兩者病種有別，但性質上一致，都是致死性傳染病，只不過前者流行一段時間內后會自然消失，后者則長期“駐留”。對于南方地區性傳染病，經過遺傳基因的“優勝劣汰”，本土人士有一定抵抗力，對新的外來者則比較兇險。為解釋“瘴癘”產生的原因，產生了“瘴氣”一詞，附會到南方的“山嵐瘴氣”，認為南方水土、空氣有“毒”，這種偏見不符合科學原理，是一種污名化。

從民國開始，專業機構對南方地區傳染病作了多次調查研究，證實近代流行于西南、嶺南的“瘴病”實際是蚊媒傳染病，主要是瘧疾，由蚊子傳播。蚊子幼蟲多在不流動的水面孳生，成蚊則隱藏于陰暗角落，故滅蚊是減少傳播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方法。

經過數代衛生工作者的努力，我國已基本消滅了瘧疾，但仍有其他蚊媒傳染病不時小規模發生，例如登革熱、最近流行的基孔肯雅熱。從生物學、生態學眼光看，蚊子不可能完全消滅，抑制傳染病的合理措施是多管齊下，既清理蚊子孳生的積水，也采用其他措施減少蚊子叮人的機會。使用過多化學藥品滅蚊，會破壞生態環境，對人類、寵物的健康將產生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