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戰爭視閾：探索東亞傳統醫療的另一面

在現有研究中，醫學史研究長期在中西醫二元對立的框架下展開。該分析框架忽視了西醫傳入東亞后的在地化發展與東亞傳統醫學的歷史嬗變。醫學史研究該如何克服此局限，又該從哪些方面重新思考東亞傳統醫學的現代性適應？為回應該學術議題，2025年6月5日，上海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第21期“世界史學術圓桌”，邀請校內外專家與師生，在戰爭與現代性的棱鏡下，探討西醫與東亞的深入互動、中醫外科史，以及傳統中醫的戰時定位，嘗試解開東亞傳統醫療的未知面向。

本文整理自“未知的東亞傳統醫療：跨域發展與戰爭視野”學術圓桌。該圓桌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張勇安教授主持，特邀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劉士永，中國臺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教授皮國立主講。

張勇安教授首先對兩位主講嘉賓進行了簡單介紹。劉士永教授深耕醫療史研究，在殖民醫學、公共衛生等領域著作頗豐，大力推進了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在醫療史研究方面的合作。皮國立教授在中國史、疾病史以及史學方法等研究領域享有盛譽。嘉賓演講結束后，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師生還圍繞講座主題和嘉賓演講內容展開了深入討論。

張勇安教授介紹嘉賓

劉士永教授

劉士永教授首先進行《蠡測東亞醫學現代性的軌跡》的主題演講。他指出現代醫學往往被認為是“驅動不變”的中性名詞，然而，在東亞現代醫學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日本、朝鮮三地在醫療起步和疾病分類上存在較大差異。此外，在傳統醫學的層面，劉士永發現，相較于印度、非洲等地區存在的內部差異性，東亞傳統醫學具有整體性的特征，通過“漢字圈”和“儒家知識圈”傳遞。這種高度的整體性造成了19世紀末東亞醫學傳統對現代醫學的沖撞。現有的研究往往過分強調對史料外部性的解釋，將科學材料“文化化”，這一方面降低了其中立性和客觀性，凸顯了醫學家社會人格的特殊性，但也相對忽略了醫學家在醫學史中的自我身份認知。為了彌補這一研究缺陷，劉教授針對解剖學的東亞輸入、東亞現代藥學的應用和東亞三國的公共衛生建構展開案例研究，重塑東亞醫學的現代性軌跡。

首先，解剖學的東亞輸入的研究。劉士永教授發現，東亞三國（中國、日本和朝鮮）引入解剖學的時間相近，但解剖學唯獨在日本產生了較大的啟發性作用。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江戶儒學的發展使得日本漢醫的古方派要求對古方進行實證考定；第二，江戶社會 “四民”（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之輩）的階級性與階層分化，使四民之外的“賤民”和“浮浪者”只能從事劊子手等“骯臟”的工作，這成為江戶社會“觀臟”與“解剖”的基礎。經驗豐富的劊子手和被執刑的“健康身體”，使江戶時代的醫生能夠對西方醫書中的臟器描繪進行對照觀察，這也使得“觀臟”有了現代醫學的特征。1774年，日本正式出版了《解體新書》。

然而，同期的中國和朝鮮對解剖和觀臟的態度卻大有不同。在中國方面，首先，早年的骨骼繪圖只在宮廷內部流傳，科舉考試對醫學的忽視使其難以發展；其次，在中國儒醫和孝道觀念的影響下，保留“全尸”具有重要倫理意義。因此，直到1920年，中國政府才開始立法保障解剖學的進行。作為“域外小中華”，朝鮮在“尊明攘夷”的氣氛下將清末西學鄙視為“斯文亂賊”。因此，西方人體知識傳入朝鮮后受到理學的極大排斥。此外，西方解剖學傳入東亞后，與東亞漢醫相結合，主要促成針灸術的科學化。針灸術開始依據解剖學所揭示的人體結構判斷穴位的位置，并用西方解剖學解釋東方身體。

劉教授的第二個案例是東亞現代藥學的應用。劉士永從日本著眼，將其漢藥發展總結為“民間藥—漢方成藥—科學漢方”三個階段。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藥傳入東亞。1886年，日本刊行的第一版《日本藥局方》，開啟了東亞藥學的學科化。可是，此時傳入東亞的“西藥”是化學單方藥，而東亞原有的“民間藥”多為復方藥。于是，這部幾乎照抄《普魯士皇家藥處方》的《日本藥局方》未給予漢方復方藥任何空間，但民間并未因此改變用藥習慣，民間藥依然有廣大受眾。

日軍醫療系統在民間復方藥發展至“漢方成藥”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甲午戰爭時期，行軍散、紫云膏等漢藥已屬于日本陸軍的常備藥，奠定了漢藥標準化的基礎；日俄戰爭爆發后，陸軍正式將“和漢成藥”列入《日軍藥局方》，“漢方成藥”正式形成。

漢方藥的“科學化”和“法定化”推動“科學漢方”的形成。在科學化層面， 日本利用西醫解讀東方草本的“生藥學”解讀東亞傳統的本草學，推動本草學中的藥物進入藥品坊，成為正式的醫療用品。在法定化層面，得益于1898年“大日本制藥株式會社”的成立，漢方藥逐漸被納入常備藥的生產范圍，株式會社內部藥物實驗室的存在也促使漢方藥被列入《日本藥局方》。由此，科學漢方得以生成。

作為科學漢方的重要基礎，生藥學也傳播至漢藥的發源地——中國。劉士永介紹了日本生藥學在中國的兩條傳輸路徑，一是留日醫學生介紹日本對西洋藥學的研究概況，并于1907年成立“中華藥協會”；二是日本殖民勢力滲透中國東北，通過成立 “滿洲醫科大學”培養大量生藥學人才。

劉教授的第三項個案分析是東亞三國的公共衛生建構。劉教授指出，嚴重的社會危機或政治變革導致重大的公共衛生改革，現代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亦是國家建構中的重要一環。于是，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也反映出東亞社會和政治現代化的變遷。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藉由中央集權體系下的機構和法制推動現代公共衛生制度建立，其公共衛生事業在細菌學的指導下開展。日本的細菌學研究源于“大和民族”神話構建中的問題，即“如果大和民族是一個可以代表集體日本人身體的看法，那他們對外界的病菌或疾病的反應是否具有共性？”。在日本細菌學的發展史中，東京帝國大學和日本醫師會曾扮演重要角色。東京帝大因長期將細菌、霉菌、微生物等統稱為“霉菌”，一度混淆了細菌和霉菌的差異；日本醫師會則不滿東京帝大的醫閥跋扈，在1895年發行的《細菌學雜志》中將“細菌”確定為統一的漢字名詞。然而，直到1921年，細菌學在帝大體系才獲得獨立發展的機會。

相較于日本，中國在公共衛生建設之初更注重“檢疫”，即“怎樣阻止病菌進入中國境內”。中國社會普遍認為是細菌和環境交互作用產生的“毒素”導致生病，是故，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強調通過改善環境而遏制病毒。二戰后，中國的檢疫權得以收回，這雖于主權大有裨益，但孱弱的檢疫能力其實無法激發檢疫權收回所帶來的檢疫效力。此外，朝鮮半島在大韓帝國（1897-1910）時期的醫療衛生改革則借鑒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在內務衙門中設置“衛生局”，負責一般的衛生行政與傳染病預防，但成立之初的衛生局局長卻長期由非醫學出身的地理局長兼任。

劉士永教授最后總結，許多西方醫學書籍將東亞的現代醫學發展視為線性的，即西方醫學進入東亞后對東亞醫學進行現代化的改造。然而，東亞醫學和現代醫學的發展是交織的，東亞醫學同樣對現代醫學做出了巨大貢獻。劉教授還提示廣大師生，不能一味從現代醫學的視角看待醫學史，而要做到對歷史的“感同身受”；醫學史學者必須懂得欣賞醫學而非越俎代庖，并在學習歷史中謙卑而不高談闊論。

皮國立教授

皮國立教授隨后發表《戰爭視閾下的中醫外科史》的主題演講。他指出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醫學界迅速動員，但由于當時中國的公共衛生制度尚未完善建置、群眾的衛生知識薄弱、軍醫制度亦不健全，因此，傳統中醫獲得“參戰”的機會。中醫界的參戰首先表現為集結善款、抵制“仇貨”等。上海中國醫學院還組織了“義勇軍”，另有中醫蔣文芳倡議組織“救護隊”支援前線。然而，中醫在抗戰伊始表現出的熱情卻遭到了兩極分化的評價。一方面，一部分社會力量認為中醫在治療“疫癘之疾、饑餓勞役之傷”上的專長將對戰爭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存在“戰爭絕不是太極、八卦等‘國術’足以抵御的”等譏諷。

但皮國立強調這些批評并未阻止中醫參與戰爭，中醫也在參戰過程中不斷接受現代化的改進。他們成立具有現代性的救護團，學習現代的救傷技術，使得外科技術逐漸被引入傳統中醫學界。譬如冉雪峰在1936年成立了“湖北國醫救護訓練班”，并于兩年后出版《新定傷科藥方新釋》，其中包括消毒、止血、止痛等外傷科知識，表現出中醫的現代性觀念轉變。同期的湖南國醫專科學校教授了防毒、救護等知識，并將西醫的湖南公醫院作為中醫救護實習的場域。此外，上海新中國醫學院和杭州市中國醫藥學社都對中醫開展了西醫外傷救護技術的培訓。

伴隨戰爭的全面爆發，國民政府開始重視中醫的救護作用。1937年淞滬戰役后，焦易堂等人在南京設置“中醫救護醫院”以照顧傷員，并聘請國民黨重要人物擔任董事，還增聘醫師(包括西醫外科醫師)、護士等。此外，中央國醫館還通令各省國醫團體，廣設訓練和救護隊。當時的社會輿論呼吁政府不要阻止中醫展現醫術，要盡快將中醫納入軍醫體系，但根據皮國立教授的研究，這些建議僅停留在呼吁層面，并未付諸實際，可見中醫群體在戰爭初期依然處于邊緣地位。

隨著西醫外科的局限性在治傷過程中逐漸顯露，中醫的境況隨即轉變。面對軍人傷肢出現的“膿與疽”，當時西醫外科療法多用“切斷術”處理，造成軍人的殘廢。中醫在外科發展史中已經注意到這些現象。當時中醫救護醫院生產的“神效排膿生肌膏”“防腐(爛)軟膏”“簡易排膿散”等藥品，均為治療“膿與疽”的專業產品。此外，皮國立教授指出，中醫也開始用科學或細菌學的方式解釋化膿、壞死等現象（譬如金黃色葡萄球菌造成的傷口感染），中西醫在這一過程中應當相互取長補短。

國民政府組織的“國藥種植”是中醫在戰時發揮作用的另一層切面。由于物資短缺，1940年國民政府軍醫學校在貴州安順正式成立了藥品研究所，從事中藥種植、藥圃設置、研究開發等工作，從而以中藥代替西藥。中藥種植的規模化、專業化與抗戰時期軍醫體系的發展亦有密切聯系。皮教授舉例，1942年4月，國民政府軍醫署為了藥物自給自足，在重慶北碚近郊沙坪壩開辟四百余畝荒地，開設藥苗種植場，遴選藥學專家于達準擔任廠長，除種植歐美藥用植物外，并運用地道國產藥材以替代西藥。中藥在這一時期的西醫臨床中亦有運用。戰時西醫所采用的國藥，包括用馬錢子(番木鱉)做成“士的年錠”，另有浸膏、浸膏散(加淀粉和乳糖即成)、酊劑和皮下注射劑等等，可見當時已有一部分國藥被西醫或軍醫院所采用。

皮國立教授在國藥種植的基礎上，針對抗戰時期中共陜甘寧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中醫藥政策展開研究。當時的抗日根據地受制于經濟封鎖，物資短缺，醫藥資源極度匱乏，只能“就地取材”。由于華北、西北地區歷史上就有不少地道中藥材，抗日根據地形成“中藥開源，西藥節流”政策。這種“替代”和“應用”展現出中國共產黨的高度應變能力，運用中藥也是當時重要的政治宣傳口號。

當時的中共高層亦展現出對中醫和中藥的積極態度。首先，中醫被納入政府認定的可信賴醫療技術。在反迷信、反巫神運動中，政府希望邊區民眾有病不請巫神，而是要請中醫，毛澤東在1939年也指出：“要和中醫老先生多來往來往，交交朋友。”其次，邊區政府在團結一切力量的基礎上開展衛生與群眾運動，將中醫藥提升至與西醫同等的地位，這是現代中西醫結合概念的首次誕生，也是政府層面上首次肯定中西醫結合的長處與必要性。

皮國立教授對陜甘寧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中醫藥政策研究，彌補了中國臺灣地區醫學史研究的空白。長期以來，臺灣學者對抗戰時期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忽視抗日根據地的醫療發展情況，對這一缺陷的填補有效地加強了兩岸在史學研究上的溝通與交流。

最后，皮國立教授強調，“傳統”中醫如何在“現代”戰爭中立足的問題不應在中國近代史的論述中缺席，“中醫藥有其主體性”的證明需要代代相承的努力。中醫在九一八事變后逐漸融入現代醫學體系，卻陷入“非驢非馬”論的批評，這是西方文明霸權的體現，日漸科學化的中醫實際是中國“折衷”文化下的獨特產物。皮國立教授亦提示在場師生，在研究近代東西方醫學文明的交互時，不能僅停留在思想史的層面，而需要尋找傳統醫學轉型的案例，方能真正看出東西方文明的調和、匯通與沖撞。

青年教師交流

來自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的六位青年教師共同參與了交流討論的環節，分享對主題演講的感悟與啟示。

朱虹副教授從自身研究的近代中國留日醫學生群體出發，指出近代中國留日醫學生在思想和價值觀上依然未跳出“儒學”的框架，其看待西方醫學的思想與當代醫學史研究者存在偏差。然而，留日醫學團體對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極大貢獻，對近代中國醫學知識體系的構建產生重要影響，這些歷史功績不應被忽視。

顧玥老師亦從其研究的明清時代婦女醫療衛生史出發，指出中醫傷科和外科存在以“血”為核心的交集，但明清時期的“儒醫”普遍強調對醫療典籍的研讀，認為“損傷之癥”算不上“學問”。于是，傷科醫者在中醫群體內部被逐漸邊緣化。因此，顧玥老師關注中醫的傷科醫者在戰爭中的身份認同問題。

鄭彬彬副教授則從知識史的角度，關心近代西方醫院、外科學發展對西方社科研究認識論與分析框架的關系。畢竟，英帝國在19世紀的擴張中，對于健康狀況的系統性認知呈現出從醫學到社會科學的運用。此外，鄭老師還從中醫在中國戰場的參與出發，提出發散性的問題，即在歐洲戰場中，歐洲人是如何將“西方醫學”和殖民地（例如北非）的本土醫學相嫁接，發揮“殖民醫學”的作用。

孫毓斐老師表達了對“戰爭的另一面”的關注，軍事醫療作為戰爭動員的一部分，戰前國民政府的軍醫體系究竟是如何建立，又有何特點。此外，孫老師還提出要“脫離宏大的歷史敘事”，注意商業利益對中醫藥種植事業是否有驅動作用，“補身、補腦”等商業宣傳是否對中醫保健類藥物的銷售產生積極影響。

葉鵬老師結合歷史地理學和醫療史的內容，通過對日記史料的挖掘，關注中國鄉土社會在清末民初、新舊交替之際，對現代西醫的接受程度，并認為這種接受程度在地理上必然存在東西部和城鄉之間的差異。

林威杰老師的研究聚焦于國共關系史，他關注二戰時期國民黨監獄內的醫療衛生體系的發展狀況；此外，林老師亦關注到女性革命者在監獄內面臨著比男性更為復雜嚴峻的健康和生存挑戰。

劉士永教授借以上問題，首先探討了西方醫學進入東亞后產生的碰撞和變化。英國醫者重視臨床癥狀的統計，德國醫者則致力于基礎醫學的實驗研究，西醫因而逐漸出現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的分野。但是，二者亦存在交疊的范圍。藥物作為在臨床和基礎實驗中都必須保持穩定性的變量，成為溝通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的橋梁。由此，劉教授引出對藥物合規性的討論。不同于當代對藥物進行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的分類，二戰前各國多以毒性高低區分藥物，無毒和輕毒的藥物都在臨床中加以使用。最后，劉教授回應了孫毓斐老師對構建軍醫體系的關注，他表示國民政府的軍醫制度不同于日本，沒有“軍醫官”和“醫務兵”的區別——軍醫身份的核心是具備醫師從業資格。因此，國民政府的軍醫制度更強調專業能力而非軍事身份。

皮國立教授從中醫和中藥的科學化著眼。他指出，近代著名中醫余巖曾主張用科學的方法解釋中藥的價值，也引發了民國初年中醫外科方劑的改良。此外，皮教授介紹了中國臺灣地區的中醫專科化趨勢：反對中醫照搬西醫的科室分類，強調中醫應具備將內科、外科等不同類型的疾病融合看診的能力。最后，結合葉鵬老師對中國近代鄉村醫療的研究，皮教授認為正因為鄉村的現代醫療物資匱乏，中醫和中藥得以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鄉土社會的中醫并非一成不變，1950年后，大量中醫也開始學習西醫的科學知識和先進技術。

會議的閉幕由朱虹副教授主持，她對此次圓桌會議的演講內容和交流成果都表達了高度肯定。與會師生一致認為，本次會議是一場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展示和交流活動，有效地增進了對東亞醫療史的了解，醫療史和戰爭史的交叉研究也對師生在未來研究方法的選擇給予了極大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