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茶館里的當代史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王笛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5年8月出版，444頁，89.00元

在這里發表出來的是川人王笛的研究成果，其目的在于保存成都茶館的功業，為了不至于因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茶館里發生的那些令人感嘆的過往的痕跡不致失去光采，特別是為了把它們盛衰的原因給記載下來。

了解希羅多德《歷史》的讀者，看到這段文字一定會會心一笑。是的，我借用了古希臘寫史的開篇套句。我以為，這段文字用在王笛身上再合適不過了。王笛寫成都街頭文化、世相百態，現在繼《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中文版付梓后，屢經曲折續篇《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簡體字本終于問世了。兩部茶館，橫跨百年，仿佛一面鏡子折射了成都乃至中國的歷史。續篇雖然與前篇旨意一貫，但于文獻資料之外，還融入了作者實地調查的成果。在希羅多德那里，歷史這一概念與后世的理解徑庭有別，是調查研究及其結果的意思，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因此將《歷史》視為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先驅。比較而言，本書不但是歷史學著作，還具有社會學的特征。

王笛著《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

雖然早在赴美留學前，王笛即已成名，但他的寫作風格很美國化，是用社會科學手法研究歷史，我將其歸為“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范疇。在第一章導論里，作者開宗明義地交待了寫作動機——揭示二十世紀后半葉成都茶館所經歷的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1976）及改革開放時代（1977年至今）的二次變化。茶館作為人群聚散的場所，如何研究呢？王笛在回顧了國外相關理論后提煉出兩個貫穿全書的關鍵概念——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

關于公共生活，歷來有不同的理解，作者采用的是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定義——私人家庭之外的社會生活。社會生活的內與外都有政治，作者傾向于林·亨特（Lynn Hunt）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使用的較為限定的定義，即將政治文化限定在“革命”范疇內。王笛的考量顯然是基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而來的，這樣保持了解釋和實際間的緊張感。我歷來認為歐美社會科學理論是從相對透明的社會中抽取的，在用以解釋重疊交錯的中國現象時需格外小心。不消說王笛深知此中要訣，在理論檢討完后立刻轉入研究對象上，行文中偶爾回應既往研究，是為研究王道。

本書第二至四章涉及共和國成立初期茶館的命運。這是一個不斷革命的年代，一個追求勻質化的時代，最終包括茶館在內的一盤散沙被整合在新的政治裝置中，一舉克服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所慨嘆的困擾現代國家的“有限性”（limited）難題。于是，在一個趨于政治學家鄒讜所說的“全能主義”（totalism）的時代里，作為實在場域的茶館迎來了整合的命運——同業公會被改造，茶館被整頓，黨團分子、哥老會成員等不符合社會主義理想的人被清除，伴隨茶館的“階級轉向”，茶館里上演的戲劇亦被規范化，最終作為無用之物而黯然消失。

《茶館》插圖

記得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歷史老師很認真地說當代人最好不要研究當代史，因為離得太近，不能保證“客觀性”。離得遠了，就能保證“客觀性”了嗎？否。現在大家知道，歷史研究客觀與否與當下的遠近并無直接關系，而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那句名言——一切真的歷史是當代史——也不是時間遠近之意思，是指意識投射在人的當下行動之中。但是，老師的提醒總是有一定緣由的，疫情期間去世的“年鑒學派”第三代費羅（Mare Ferro）認為歷史書寫存在三種沉默：第一種沉默與正統性相關，在涉及正統性起源問題上，書寫顯得“不透明”；第二種沉默是加害者內在化的、心照不宣的與社會共有的沉默；第三種是受害者對難言之痛的沉默表現為集體失憶。就當代人寫當代史而言，由于涉及方方面面的利害，會有一些不得已的沉默，因此，善讀書者會順著作者視線繼續閱讀空白。

《茶館》插圖

本書第五至七章講改革開放后的茶館復興。在去勻質化的微波下，茶館回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伴隨消費水平的提高，新式茶樓興起，茶館的功能趨于多樣化——不僅有茶師，還有挖耳匠、賣報人、擦鞋女，等等。作為區域公共生活空間，消費者除了本地人外，外來群體——“打工人”構成了一個惹眼的存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傳統生活方式的改變如何使大眾消閑符合公共的道德準則成為一個問題，王笛研究了茶館中的方城大戰——麻將，將其置于當事人之間、居委會、區域社會乃至國家層面進行考察，揭示了本書主旨所在的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之間的齟齬。麻將，最終博弈的不是“智巧”而是“運氣”，反映了人性對不確定性的渴望，大概不會打麻將的緣故，王笛對此忽略不論，如果我寫，當會濃墨重彩。

皮埃爾·諾拉編《記憶之場》

通過以上考察，王笛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第八章回到第一章的問題提起，回答了茶館在現代國家與社會關系中所具有的三重屬性——既有社會性又有政治性還隱含公共領域的特征。茶館投射的是一個變中不變的中國，或曰不變中有變的中國。在“歷史加速消失”（皮埃爾·諾拉語）的當下，本書研究的五十年不要說對零零后一代很是遙遠，對于同時代的筆者也正變得越發陌生。6月，我在牛津大學與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聊天，我問她正在研究什么，她答曰即將開始關于新中國初期歷史的研究。對沈艾娣教授的最近印象還停留在《危險的翻譯》的我聞言沉默良久。研究當代史，講述當代史，就是搶救加速消失的歷史。王笛的著作邏輯清晰，敘事簡明，預留前沿，我往年講社會史課必會推薦給學生閱讀。如今，在我的推薦書單上又多了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