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貓帶狗：民國時期的寵物旅行

民國時期，隨著鐵路事業的發展，已經出現了貓狗等品類的寵物運輸。利用鐵路運輸寵物，主要基于兩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旅客偶有攜帶寵物的需要，如飼養貓狗者遷居；另一方面，交通運輸特別是鐵路運營部門將運輸動物的進項作為一項收入來源。

寵物運輸作為新鮮事物，在民國時期由各條鐵路線制訂和出版發行的規則、鐵道部的公報及旅行指南中均有所體現。不過，并非所有相關規則都涉及貓狗寵物托運，說明其還遠遠算不上一項主營業務。1933年，國內鐵路專業期刊上，介紹美國鐵路利用貓乘火車對鐵路交通進行宣傳的文章，即直言“貓與鐵道，風馬牛不相及者也”。但寵物運輸的實踐與規定，卻在北洋政府時期已然出現。

因為關于寵物托運的材料較為瑣碎，此前并未得到研究者關注。實際上，這一問題既與鐵路運輸史有關，也為研究民國時期的社會生活史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角度。

運輸方式

涉及貓狗托運的規則中對其分類有所不同，或歸入牲畜，或算作牲口，或納入動物類。如1915年滬杭甬鐵路訂立的相關規則中“牲口普通規條”就細分成六類：（甲）馬駒及驢（乙）牛（丙）豬、犢、綿羊、山羊（丁）各種小禽獸，如貓、兔、猴、鴨、鵝及各種家禽（戊）犬（己）駱駝、象及野獸。可見，其劃分依據主要是體型大小。

貓、狗的運輸也有不同。貓被歸為小禽獸，犬則單列。這主要是因為犬的體型不一，功能多樣，并不限于充當寵物，因而，犬常常與其他牲畜如豬、牛、羊等并列，規定其運輸價格、方式的內容也較為常見。貓則因功能相對單一，體型較小，多將其區別于體型較大的牲畜。不過，也存在一些規定將貓狗單列，或稱為小動物，或稱為珍玩牲畜，給出不同于一般牲畜的規定，證明寵物托運在民國時期交通運輸確實已占有一席之地。

從運輸方式上來說，對犬只的運輸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一般情況下，犬只被要求放置于守車，即列車尾部的瞭望車上，以此保證車廂的衛生、清潔、安靜與安全。

1915年《中國國有滬杭甬鐵路運客及行李、搭客、貴重物品、危險物品、包件、牲畜各項規則》中針對犬的141-145條，對犬的運輸辦法等做出了相當詳細的規定。犬須要系好項圈鏈條及嘴套，放置于守車。如果要放置在客車里，則要事先獲得啟程車站站長的許可，并及征得乘客的同意，如中途同車乘客反對，就要將狗移開，并且不退還運費。如果是包車，則不須如此，但對包車每間內乘客所帶的犬只數量有限制，不得超過三頭。

從此后的同類規定來看，一般情況下，客車并不允許攜帶犬只。不過，如果是包車，犬只則能得到特別對待。1920年，京奉路局車務處的傳單就稱：“所有犬畜，不得讓旅客攜置于客車房內或車廊之上。此令務應嚴行遵行。惟包車旅客所攜犬畜可以隨身攜帶。至于旅客有包房者所攜小狗，設經車務總管特別認可，亦準隨帶。守車或行李車上所運犬畜，茍非裝置木箱編筐內者，務必妥為套嘴及堅固拴鎖云云。”1922年，《中國國有鐵路客車運輸通則》中同樣規定，“犬只能在車守車內裝運，并須戴領圈鏈條嘴套，旅客不得攜犬入客車，若系自包專用車輛則不在禁止之列。”同樣也是要求乘客不能將犬只帶入客車，包車則可以攜帶犬只，一般情況下，犬只則要安置于守車。及至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1933年10月31日，時任鐵道部長的顧孟余頒布的《鐵道部訓令第六九二號》則規定，除狗貓得由客車裝運，照貨車價目收費外，其他牲畜，不準由客車裝運。將貓狗與其他牲畜區別對待，準以客車裝運。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規定中基本都要求運輸的犬只要戴好嘴套、項圈和鏈條。另外，對犬只進行鐵路運輸，多要求將犬只安置于犬箱狗籠之中。如1934年的《膠濟鐵路旅行指南》中提到對于犬的運送要求就是“凡托運犬者，均應置于本路所備犬箱，但須預先與站長接洽。其他小牲畜，亦應放入相當箱籠之內”。當時膠濟鐵路沿線站點所有的大小犬箱數量如下：

由此可見膠濟鐵路運用犬箱運送犬只的設施準備情況，亦可知當時膠濟鐵路一線日常需要運輸的犬只數量較為有限。

犬與活牲畜之運送，膠濟鐵路旅行指南，1934年

1935年，京滬滬杭甬鐵路第三○○號通告要求旅客攜犬，無論大小，均須裝入守車犬箱內載運，不得攜入客車。

案準鐵道部聯運處函開：

據滬平聯運通車總查驗員陳謙報稱：“三月二十四日由滬開行之三〇二次車第五五六號臥車第八號包房內有旅客攜一洋犬，途中吠聲常聞，有擾鄰房清睡，致起紛擾，后經交涉，將犬裝入守車狗籠，該犬票上系書明犬由自帶，請通知各路，以后如遇旅客攜犬，無論大小均須裝籠，以免糾紛。”等情。相應函達，即希查酌辦理等由。查旅客攜帶犬只，照章應裝入犬箱內載運，除包用或專用車輛外，不得攜入客車，以保安寧，合行函仰各關系人切實遵照辦理為要。此布。

有鑒于此前乘客攜帶犬只吠叫，引發乘客間的糾紛，故而對犬只運輸方式進行嚴格要求，必須將犬只裝籠。不過，包車和專用車輛仍屬例外。

1947年，《大公報》曾刊載為滿足攜犬行獵的需求，需要趕造狗籠。1948年，《浙贛路訊》強調要將犬只放于守車，亦須配備專門的狗籠。“本路各次列車旅客，時有攜狗乘坐客車，前經路局規定，必須將狗牽系于守車內，以期安全。茲為便于裝運此項牲畜，運處特專為此制備狗籠一種，并頒訂使用辦法，定自七月七日起實行。使用辦法規定本路一、二、三、四、五、六次特快車附掛之守車，各放置固定狗籠一只，于列車出發時，由經管列車備品員司將狗籠列入備品單中，交隨車司事簽收應用，列車行駛時，列車由當值司事保管。”規定了狗籠的具體使用方法、流程，從而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

在相關文獻中，罕有對貓的運輸方式做出具體規定的。1915年《中國國有滬杭甬鐵路運客及行李、搭客、貴重物品、危險物品、包件、牲畜各項規則》規定貓的運輸方式參照犬，但貓體型較小。在具體管理中，運貓的情況與犬只運輸強調裝籠裝箱，應當仍有不同。

實際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各條鐵路線對于動物運輸的相關規定和具體管理有所不同。有的對動物運輸方式有較為清晰的規定，有的則不甚明確。當時人們對相關規定的認知也十分有限，更由于各鐵路線的規定不一而感到難以適從。對于旅途中需要換乘的旅客，更是如此。

1932年，《旅行雜志》曾先后刊登了蔣崇年的《貓狗之旅行》和徐泰來的《攜狗旅行之趣史》。蔣崇年是有名的愛貓人。鄭逸梅謂其“喜畜貓犬，并著貓犬專書以品論之，并謂予曰是種作品，雖屬無聊，然舉眼悠悠，詐諝百出，故與其月旦人物，毋寧品貓犬之為得也。予笑頷之”。1927年，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1928年實現形式上的全國統一。蔣崇年舉家南下，他不愿意遺棄家中豢養的兩只貓，認為：“凡稍有仁心者，總以帶之同去為宜。”為了旅行的便利，甚至自制了貓箱：

把兩只洋油箱，合起來做成一只箱子，箱上面鉆著無數小孔，傍開小門，箱內分二格，一格為貓的臥處，可自小門放進食物，一格放煤灰，使貓在此排泄。

蔣崇年的自制運貓箱

蔣氏攜貓從北平到南京，先后經平津線、津浦線、京滬線，一路南下。然而，自制貓箱、準備可謂充分的蔣氏卻有不同遭遇。其中，平津線上，北平和天津一簡一繁，在天津時手續頗為繁瑣：

在北平登車，并無什么麻煩，不過買了一張車票，后來到了天津，要轉塘沽上輪船，在天津上車的時候，遇到了不少的麻煩，要經過海關上查驗，方可買票，一共經過了七處的查驗與簽字，方算完事，才得購票上車。

及至滬寧路乘車，卻又相當簡易。

余為未雨綢繆計，先到北站問事處，詢問帶貓乘車是否要買票。問事處的人答我說：“你的貓是不是用荷包或麻袋裝的？”我說：“是用洋油箱裝的。”他又說：“這用不著買票，因為礙不著別人事的。”我就很喜歡的將兩只貓箱搬上車去，一路到蘇州，并無絲毫的留難。后來從蘇州搬到南京，也沒什么補票事情。

蔣氏由此有一番感慨：“不過我至今還弄不清楚，火車上帶貓，是不是要買票的。同是國有鐵路，同是用洋鐵箱裝載，何以平津路與京滬路不同。”足見，當時各鐵路線管理的差異。

以上是蔣氏運貓的遭遇。相比之下，運狗則更加復雜。在《貓狗之旅行》一文中，蔣崇年就記載了其許姓朋友的遭遇。許氏在滬上買狗，攜之乘火車經滬寧線前往南京。因為對于如何運輸犬只，事前缺乏認知，所以選擇偷偷攜帶。

因為不知道滬寧車上，對于運狗，有沒有麻煩的手續，而且不愿意買票，就此想了一個偷運的法子。買了一只網籃，把這只阿花，裝在網籃里，上面蓋著幾張舊報紙，急急忙忙的自己帶它上了一節坐客較少的軍人車，起先很好，后來漸漸的叫起來了。我們覺得不好，倘使被車上的查票人看見，不免要有許多麻煩，于是進一步將網籃搬到廁所，以為這是很妥當的法子了，不料因為坐車子的時間太長，從上海到南京足足要坐八九個鐘頭。這只阿花，大不耐煩了。非是大吵大叫，即是扒著門想跑出來。摔了出來，又在座客腳邊亂繞，擾亂一車的安寧。小孩見它怕了，不喜歡狗的人，說它身上發臭了，后來車到常州，被一個茶房去報告了車守。

許氏偷運犬只一事在被報告車上工作人員后，犬只就被要求移到守車的專門用來放狗的鐵制狗籠中。另外，“到了南京，由許君補了一張從常州起站的車票（全票不是半票）。”蔣崇年由此認識到：“以此一端而論，狗在火車上，是非補票不可。”然而，在這次的旅途中，蔣崇年又觀察到一件事：

車到鎮江，查票員又來查票了。在這個時候，座位底下一只荷包中，跑出一只極小的小狗，我很代這位帶狗的坐客擔憂，以為一定又有補票了，又要送到鐵柵籠子里去了。很希奇的，這兩位查票員看了幾看，一句話都沒有說，就走了開去。事后，我方知道帶貓狗乘火車，只要對于坐客的安寧與衛生，沒有妨礙，就沒有什么麻煩的手續，但這是我個人想像出來的一些意見。

可見，犬只體型大小，是否滋擾同車乘客，是否有礙車廂清潔，是乘務人員進行具體處置時所要考慮的重要事項，但也可知當時對于寵物運輸缺乏一致性的清晰規定和嚴格施行。

徐泰來在看到蔣氏這篇文章后，在同一刊物上發表《攜狗旅行之趣史》，記錄了1925年與之同行的一位女子，由杭州到上海，從上海到南京，再從浦口到北京，一路北上，攜帶名喚“獅子”的小狗的故事。這名女子與蔣崇年所記許姓朋友一樣，也是用了偷運的辦法。她將狗扮作嬰兒，沒有買票，“一路揩油”。徐泰來更說：“雖然不是教唆閱者揩路局的油，但是聰明的閱者，必定可以別有會心了。”這篇文章頗能反映當時路局對于旅客及行李等物品的管理疏失。

杜宣回憶在蔣介石第五次圍剿（1933.9-1934.10）的第二年因父親工作的調動舉家搬遷，其中包括家中小狗。乘坐火車時，檢票員不許帶進小狗。經一再交涉，檢票員提出要購票才許帶進。杜宣的母親認為要拿幾塊銀元為狗買票，十分荒唐。正在僵持的時候，杜宣看到站邊欄桿有缺口，將狗帶至欄桿缺口處，指向里面，狗立即鉆進去，越過鐵軌跳上月臺，隨后與主人會合上車，躲入車座之下。在長達四個半小時的車程，未被發現。

當然，偷運寵物，并不限于鐵路運輸。1948年《宇宙文摘》刊載了一條張大千的軼事：

張現在要回四川，但是決不坐飛機，因為他隨身帶著一條愛犬，乘飛機是不準隨帶禽獸的。他乘飛機從重慶到成都，偷帶了一只貓，抵達之后，發一個電報到四川家里面，說“人貓俱安”。當天，警備司令部便派人來調查這個貓字的秘密，經有力者證明無誤，方始無事，所以他這一次非乘輪船不可。

根據1941年的《中國旅行手冊》，乘坐飛機，“牲畜鳥類，除預先商得公司同意外，不得攜帶”。而軼聞中，張大千竟然能偷帶貓乘坐飛機，足見當時實際交通管理的疏漏，可能并非僅見于鐵路交通。

價格變化

民國時期，貓狗等寵物的運輸價格處于變動之中，這與整體的政治經濟環境不無關系。

1915年《中國國有滬杭甬鐵路運客及行李、搭客、貴重物品、危險物品、包件、牲畜各項規則》對包含貓在內的小禽獸規定了運輸價格，第139條為：裝籠或裝籃之小禽獸家禽等按照包件全費收算；小犬、貓、小貓、獴、鼠、兔、猴、活火雞及鵝等不裝籠內或籃內者須按照以下141、142及143各節所載辦法及運價裝運。根據針對犬的第141-145條，犬的運輸價格是“每頭按三等半價收費”。不過，這種收費標準僅限于放置于守車的犬只，如果將犬放置在客車中，則規定要加倍付費。而如果大量運送犬只，“裝運犬群，如所備車守車內之運犬箱不敷裝載，而需多備車輛時，每車每哩收費洋二角。”另外，“運犬時每車管犬人一人得免費，其余額外者每人照三等客收費。”那么，這樣的價格標準是否得到執行呢？

《漳廈鐵路旅行指南》，1921年牲畜價目

1921年2月4日，《字林西報》的編輯收到了一封信，表達愛好打獵的“運動家”對于鐵路運輸提價的不滿。信中描述了此前的情況，犬只如果放在守車上，只用支付三等座的半價；放到客車中，則要支付三等座的全額。這和上述1915年滬杭甬鐵路的規定完全吻合。不過提價后對犬只的收費則有所不同。這位讀者抱怨提價后，犬只的運費大幅提高，犬只放在守車上的價格甚至比三等座的價格更高。他算了一筆賬，從上海到南京，原本一等座票價為8.8元，二等座4.4元，三等座2.2元，犬只運價1.1元；而提價后，分別為11.4、5.7、2.85、3.15元，一二三等座提價比例達到29%，而犬只運費提價比例達到186%。狩獵是租界僑民在中國的重要社交和體育活動，運動家們有著攜帶獵犬狩獵的強烈需求，而在自我認知上更自居于超然地位，因而無法接受提價。

從相關史料中，亦能窺見物價的變化，以及各條鐵路線收費標準的差異。如1916年，《廣九鐵路旅行指南》中規定：“犬每頭每英里收銀一仙”，一仙即一分。1923年，“京奉鐵路新售貓票，凡搭客攜貓者，每頭每公里收費二厘五毫，但每頭起碼須收二角五分。”這種情況在國民黨政權達成形式上統一之后有所改變。

京奉鐵路攜貓每頭每公里二厘五毫，《時報》1923年9月2日第4版

1931年11月1日開始實行《中華民國鐵路旅客聯運票價表匯編》第三版，其中對于犬貓的運輸價格尚未做出特別規定。1933年10月31日，時任鐵道部長的顧孟余頒布《鐵道部訓令第六九二號》，其中規定：狗、貓、小羊、豬、綿羊的運價為每頭五分。及至1934年6月1日開始實行《中華民國鐵路旅客聯運票價表匯編》第四版，其中對于犬和貓運輸價格的規定更為詳細。鐵路運輸犬只，每只每公里運價為1分，最低運價為1元，首都輪渡過江費為5分；鐵路運輸貓，每只每公里運價為5厘，最低運價為5角，首都輪渡過江費為5分。這里之所以出現“首都輪渡過江費”，是因為聯通津浦線和京滬線的南京輪渡在1930年底動工、1933年底建成。令人疑惑的是，匯編所規定的價格是否在各鐵路線得到了切實執行呢？

以正太鐵路為例，正太鐵路東起石家莊、西至太原，1935年該鐵路的運輸規則中規定：貓每頭每公里運價為五厘，起碼運價為五角；狗每頭每公里運價為一分，起碼運價為一元，另外，每頭收裝卸費一角。這和《中華民國鐵路旅客聯運票價表匯編》的規定完全相符。不過，閻錫山1932年10月成立“晉綏兵工筑路指揮部”，開始修筑同蒲路以對抗國民政府計劃的大潼鐵路，使之無法插手山西。價格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能掩蓋事實上的路權未能統一。

到了1936年7月1日開始實行的《中華民國鐵路旅客聯運票價表匯編》第五版，又加入了貓和犬錢塘江渡江費，都是每只1角，其他價格則未有變化。之所以會發生渡江費，是因為浙贛鐵路的杭州站與滬杭甬鐵路的杭州閘口站隔著錢塘江。直至1937年9月26日，作為鐵路公路兩用橋的錢塘江大橋方始通車，然而是年12月22日，為了避免資敵，錢塘江大橋即被炸毀。

日本侵華期間，國土淪喪，國民黨政府的路權統一成為泡影。日本利用其控制的鐵路線實現經濟侵略，鐵路運輸動物也曾有專門的動物車票。如滬杭鐵路各站“凡乘客如有攜帶各種可供玩之小動物，如蟲魚貓狗之類偕行者，除乘客照章購票外，另須再購動物票，始準放行，否則一律扣留。”

運輸動物收據，《鐵路運輸業務》，天津大公報館，1932年版

貓狗等寵物的運輸價格無疑是歷史的一個縮影，從中亦能管窺整體經濟情況和物價水平。抗戰勝利后，國統區通貨膨脹，物價上漲，1948年的貓狗運輸價格，完全能夠體現出當時國民黨統治之下的經濟危機。“鐵路運輸貓狗，運價均按雜項客運辦理，狗現行運價每頭每百公里十三萬五千元，由平運津需要二十七萬元；貓現行運價每頭每百公里四萬零五百元，如無票攜運另加二倍，漏費賠償金則由平至津狗每頭罰八十一萬元，致使旅客割愛拋棄，怨言頗多，頃經平津路局規定比照自用腳踏車優待辦理，按雜項客運運價五折計費，以減輕旅客負擔，亦比京滬運雞價額少約數倍云。”運價數目駭人，國民黨統治之下貨幣貶值的程度于此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隨著鐵路事業的發展，貓狗等寵物運輸已經成為鐵路運營的一項新業務。此外，民國時期鐵路衛生檢疫等事業發展，出現了相關章程和規定，但衛生稽查和檢疫防疫規則并未就貓犬運輸做出特別規定，可見其在制度細節的設計上仍有未盡之處。

近代以來，各國鐵路的發達本應是國家統治力量的體現，但晚清鐵路的興建即因受外國資本主導而成為帝國主義侵略歷史的寫照；而隨著民國的締造，傳統集權政體瓦解、揮之不去的次半殖民地的特殊處境，卻使得本應有利于強化經濟文化一體、構建國家認同的鐵路，同時表征著分散多元的政治權力和或隱或現的地方主義。因而，從民國時期寵物運輸，也能窺見中外、上下權力格局的變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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