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2025丨浙大95后哲學博導：被關注說明學術體系更開放多元

國內高校越來越多“90后”“95后”教授、博導涌現。

近日，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官方微信公眾號刊文介紹該院2025年新進教師風采。其中新近入職的“95后”博士生導師郭敬、江佳鳳、洪崢怡以及出生于1994年的施秦生等人受到輿論關注。實際上，之前分別于2023年和2024年入職的倪逸偲和莊玄樸也都出生于1994年，具有博導資格。

8月14日，浙大哲學學院四位新晉“準95后”博導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近日受到輿論關注，他們感到有些意外。公眾對于“95后”博導的關注，其實是對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一次聚焦。這也說明了高校的學術體系在變得更加開放和多元。

這幾位年輕有為的博導正式身份是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根據浙江大學人才工作辦公室官網發布的《浙江大學“百人計劃”招聘啟事》顯示，為了引進并培養一批符合學科發展方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青年學者，造就一支支撐學校未來發展的高水平師資隊伍，浙江大學借鑒國際高水平大學教師聘任的學術標準和程序，試行教師Tenure－Track制，實施“百人計劃”。

上述文件顯示，招聘對象及條件之一是：具有國際高水平大學助理教授或副教授相當水平的優秀青年人才；年齡一般在35周歲左右，身體健康；入選后，全職在崗工作。入選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的學者被聘任為研究員，具有博士生招生資格。

值得關注的是，在國內不少高校，博導不再是學術地位的象征，而是一個工作崗位。不論是教授還是講師，只要符合具有博士學位、有科研經費、所在學校有博士學位授予權、本人有水平有能力等條件，就可以擔任博導。

浙江大學哲學學科歷史悠久，文脈流長。在近百年的歷史中，馬一浮、熊十力、牟宗三、謝幼偉、嚴群、沈善洪、夏基松等名師大家都曾任教于此。近年來浙江大學哲學學院不拘一格納攬人才，成為國內發展最為迅速的哲學院系之一。

“公眾關注‘95后’博導是對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聚焦”

口述者：江佳鳳，1996年生，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中國哲學。

江佳鳳

近日受到輿論關注，我感到有些意外。關于您提到的現象（高校越來越多“90后”“95后”教授、博導涌現），我想說明一個背景：我能獲得博士生招生資格，主要是得益于浙江大學實施的“百人計劃研究員”制度。

這個計劃賦予入選的年輕教師博士生招生資格，是在高校人事制度中比較超前的嘗試。所以大家看到的，其實是這個項目背景下涌現出的一批年輕學者群體，我個人只是其中之一。與其說這是對我個人的關注，不如說是公眾對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一次聚焦。

因此，我覺得“90后”“95后”教授、博導的涌現，本質上反映的是像浙大這樣的一流高校，在人才評價和培養機制上的創新與突破。它傳遞了一個積極的信號：只要有能力、有潛力，高校就愿意為年輕人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讓他們能更早地獨立開展研究、培養團隊。這對于激發青年學者的創新活力、推動學科發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我的學術成長經歷其實和很多青年學者一樣，都經歷過迷茫、痛苦和自我懷疑的階段。支撐我走過來的，最根本的還是對哲學本身的熱愛和一份堅持的信念——這可能是每個科研工作者心底最真實的動力。

青年教師確實要同時面對教學、科研、項目經費等多方面的現實壓力。但對我來說，哲學研究始終是一件能帶來深層快樂的事情，它是我理解世界、安頓心靈的獨特方式。

面對考核壓力，我覺得關鍵在于“守”：守住自己的研究節奏和方向，允許自己有“厚積”的空間。哲學思考尤其需要沉淀，很難急就章。與其被短期指標打亂步伐，不如相信扎實的積累終會迎來“薄發”的時刻。保持定力，著力深耕。

當下，人工智能不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技術突破，也引發了深刻的倫理、認知與社會問題。例如，人工智能的自主性與責任劃分、算法偏見與公平、數據隱私與人類尊嚴、智能與意識的界限等，都是傳統哲學未曾遇到的新課題。

正是這些新課題，激發了哲學思想的新活力——哲學需要重新思考“人”與“智能”的本質關系，反思技術發展的價值取向，并為社會提供理論指導與價值評判的框架。可以說，人工智能既是哲學的挑戰，其帶來的問題同時也為哲學創新提供了寶貴的機會。

在浙大高度支持人文學科發展的背景下，我認為哲學學科的作用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第一，是知識性協同。在“新文科”建設的多學科融合框架中，哲學可以與歷史學、文學、社會學、法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形成理論互補；同時，還能夠與生命科學、環境科學等自然科學開展跨學科合作。這種知識性協同不僅能拓展學科邊界，還能促進方法論創新與問題意識的深化。

第二，是元反思功能。作為基礎性與方法性學科，哲學可以在整個“新文科”建設中承擔概念澄清、價值引導、邏輯論證和方法批判的角色。它不僅關注具體學科的知識產出，更強調對學科范式、研究路徑及其社會意義的反思。這種元反思作用，有助于新文科在多學科協作中保持理論自覺與價值定向，從而在注重實用性的同時，保有深厚的人文關懷與價值自覺。

“想好了要‘坐冷板凳’”

口述者：郭敬，1996年生，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宗教學。

郭敬

我很榮幸能夠在博士畢業后進入浙江大學工作。浙大有很多非常優秀的老師，我從讀書時期就開始學習他（她）們的研究成果并獲益匪淺，今后我仍會以“學生”的身份來看待自己，在浙大的平臺上繼續努力。

做任何事都需要日積月累的慢功夫。我本科是學梵語巴利語的，選擇這個專業其實已經想好了要“坐冷板凳”，但入學后仍然被一周五天每天白天上課、晚上做翻譯作業，周末繼續做翻譯作業的學習強度“折磨”了一番。這段本科的學習經歷和求學路上所有老師的治學態度都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那就是不要太在意別人做什么、別人說什么，專注于自己手頭的事并堅持做下去。壓力也好，外界的關注也好，都可以坦然接受，但不要停下自己的腳步。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服務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并不對立”

口述者：洪崢怡，1995年生，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邏輯學。

洪崢怡

在這樣一個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時代，各行各業都進行著變革，帶來大量由人工智能及人的改變。這樣的時期充滿機遇也難免喧囂。哲學的意義是由人及人工智能的，它提供了一個反思的視角，藉由這種冷靜自持的反思，來更好地使用人工智能，發展人工智能。

我的研究領域是邏輯學，邏輯與智能的雙向賦能，本質上是人類理性與機器智能的共同進化。在理論層面，邏輯學通過形式化方法為AI注入可解釋性與安全性；在實踐層面，AI的海量數據與計算能力反哺邏輯學，催生動態開放的新型推理系統。當我們重新審視語言、認知與邏輯的深層關系，尋找語言和認知中的規則，對機器的自然語言理解和生成做出相應的規范，對于認識人類自身與發展人工智能都是有益的。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本都服務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兩者并不是對立的。在“新文科”建設理念的引導下，我們更多的并不是關注學科的劃界，而是問題的解決。

當下的哲學，自然與其他人文學科一道，承擔著傳承人類優秀文化的使命。而在傳承經典的同時，也通過密切關注當下社會的現實問題，找到了更多領域協同的切入點。浙大哲學近年來在這一領域做了很多探索，比如，邏輯學與計算機科學結合，推動邏輯推理算法模型的開發，也參與認知科學、社會網絡等復雜系統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哲學與倫理的交叉，研究算法倫理、數據隱私、AI決策的哲學基礎等問題，這些對于新興科技的反思也是不可或缺的。

“包容的評價體系對于青年學者成長尤為重要”

口述者：施秦生，1994年生，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宗教學。

施秦生

我平時專注于古代文獻研究，突然因為年齡成為關注焦點，感覺挺特別的。“90后”“95后”博導的涌現，我認為是一個積極的現象，說明我們的學術體系在變得更加開放和多元。

不過，年齡只是一個數字，關鍵還是學術實力和研究成果。我們這一代青年學者成長在信息化時代，在文獻獲取、國際交流等方面有一定優勢，但學術研究的根本——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底，這些是需要時間積淀的。我們既要保持年輕人的創新活力，也要虛心向前輩學者學習，在傳承中創新。

我的學術道路算是比較專一的。從四川大學文學本科開始，我就對傳統文化特別是道教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于是在川大繼續攻讀哲學碩士、博士，專攻宗教學方向，深耕道教文獻和歷史文化研究，尤其專注于道教星斗信仰這一領域。

2022年來到浙大做博士后，如今轉為“百人計劃”研究員，這三年的經歷讓我收獲頗豐。浙大為我提供了一個寬廣而深厚的學術平臺，不僅讓我在原有的研究領域繼續深入探索，更重要的是幫助我拓展了新的學術視野——我開始圍繞“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展開道教神仙圖像研究，這為我的學術研究增添了新的維度。

這里的學術環境令人印象深刻：豐富的研究資源、開放的交流氛圍，加上優美的校園和熱情的師生，為緊張的學術生活增添了許多溫暖。更難得的是，浙大包容開放的學術傳統，讓我能夠沉下心來專注于自己真正感興趣的研究，這對一個年輕學者來說是極其珍貴的。

對我來說，道教研究有著獨特的吸引力。以我對《太真科》的研究為例，這部南北朝時期的重要經典長期受困于日本學者在該領域形成的研究瓶頸，當我通過細致的文獻梳理，重新厘清其體例特征和成書過程時，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令人難忘。

更讓我著迷的是對道教星斗信仰的研究。自人類仰望蒼穹以來，便與星辰結下了不解之緣。道教的星斗信仰尤為豐富深邃，它不僅是天文觀測的產物，更是哲學思辨與宗教體驗的結晶，幾乎滲透到教義、修行、儀式的各個層面。中華文明素有“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的傳統，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道教星斗信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當我在道經中追蹤星神從漢唐到宋元的演變軌跡，看它如何從簡單的自然崇拜發展成復雜的信仰體系時，我感受到的不僅是發現歷史脈絡的學術快感，更是與那永恒星辰與浩瀚天道的精神對話。這種超越時空的學術體驗，是支撐我繼續前行的深層動力。

面對考核壓力，我的體會是需要在急迫性和持久性之間找到平衡。一方面，宗教學研究確實需要“慢工出細活”，一篇高質量的論文往往需要查閱大量古籍，反復推敲數月、數年之久。另一方面，現實的考核要求也擺在那里，不能完全脫離發表的節奏。我的應對策略是：堅持質量優先的原則，寧可發表周期長一些，也要確保每篇文章都經得起推敲。

AI時代對哲學學科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從我的專業領域來看，人工智能在文獻整理、圖像識別、數據分析等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工具。比如在道教研究中，AI可以幫助我們快速檢索相關史料，識別和分析道教神仙圖像的特征，甚至協助我們發現文獻之間的關聯性。

但更重要的是，AI時代恰恰凸顯了哲學思辨的價值。當機器可以處理大量信息時，人文學者的獨特價值就在于深度思考、價值判斷和文化闡釋。宗教學研究中的很多問題，比如信仰的本質、精神文化的傳承、人與超越性存在的關系等，這些都是AI無法替代人類進行思考的領域。我認為哲學學科要在新時代煥發活力，需要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積極擁抱新技術，用現代化的手段來研究傳統的問題，用哲學的智慧來思考時代的課題。

對于如何營造良好的學術環境促進青年學者成長，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有包容性的評價體系。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特點和發展節奏，評價標準不應該完全一刀切。特別是對于宗教學這樣的基礎學科，確實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評價體系能夠充分考慮到學科特殊性和多元性，我相信會有更多青年學者愿意投身到這些重要但相對冷門的研究領域中來。畢竟，一個健全的學術生態需要各個學科的均衡發展，基礎學科的繁榮對整個人文社科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