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地方特別適合女性寫作：一是修道院，二是沙龍

【編者按】

《我的女性史》是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佩羅關于女性歷史的通俗作品，代表著以作者為核心的婦女史初期的研究思路與問題意識。作者揭示了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中的隱形貢獻，批判了“女性沉默于歷史”的固有偏見，為重構更完整的歷史敘事提供了方法論范例。本文摘自該書，澎湃新聞經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權發布。

除了檔案以外，我們此外還需在印刷品與圖書館中追尋女性的蹤跡。為了聆聽女性的聲音，也就是“她們的話語”，我們要閱讀那些敘述、想象、審視女性的書籍，這些固然是無法比擬的資料來源。但更為關鍵的是，我們還應當關注女性自己撰寫的作品，翻閱那些18世紀以來由女性創辦的報刊。我們需要和女性一起跨越長期以來禁錮她們寫作的藩籬，繞開阻礙她們汲取知識和施展才華的壁壘。隨后，我們將詳細探討這些障礙及其克服方法。

在這個對女性充滿禁忌的世界中，女性的寫作途徑是怎樣的？最早的女性寫作通過宗教和想象把神秘主義與文學相結合。無論祈禱或冥想，還是詩歌和小說，都是女性寫作先驅的創作方式。薩福（Sappho），這位神秘的希臘女詩人，在公元前7世紀末的萊斯博斯島上組織了一個女子合唱團，年輕的貴族女孩們在那里引吭高歌；修女希爾德加德·馮·賓根（Hildegarde de Bingen）， 早在12世紀便創作了《花園的樂園》（一本格里高利圣詠歌曲集）；14世紀的瑪格麗特·波雷特（Marguerite Porete）創作了《簡單與湮滅的靈魂之鏡》（Le Miroir des ames simples etanéanties），卻被當作異端并處以火刑；圣加大利納（Catherine de Sienne），一位博學的女性，曾擔任教皇的顧問；偉大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她創作的《婦女城》標志著15世紀對女性地位思考的重要轉折點。“我瘋狂地陷入絕望，因為上帝讓我生在一個女人的軀殼里。”作者在書中如此感嘆，這位前文藝復興時期的女性對平等有著發自肺腑的強烈渴望。

有兩個地方特別適合寫作：一是修道院，因為那里可以閉門靜修；二是沙龍，因為那里可以交流對話。在中世紀，修道院鼓勵女性閱讀甚至寫作，以至于到了13世紀末，貴族婦女在文化水平方面似乎比那些參加十字軍東征或其他戰爭的男性更勝一籌。這些受過教育的女性，渴望與眾不同的愛，或許正是這種渴望，孕育了具有騎士精神的宮廷愛情。一些修女通過抄寫手稿，偷偷掌握了禁止女性學習的拉丁語。到了17世紀，盡管修道院所服務的群體和其自身角色都發生了變化，修道院仍是女性文化中心，而要求越來越高。阿維拉的圣女大德蘭（Thérèse d'Avila）、波爾圖瓦爾修道院的修女，以及勃艮第的加布里埃爾·蘇松（Gabrielle Suchon, 1632—1703），均確立了其作為女性書寫者的地位。加布里埃爾（Gabrielle），一名還俗修女，于1693年出版了廣受贊譽的《道德與政治文集》，充分證明了女性不僅僅只會虔誠地禱告。17世紀，朗布依埃（Rambouillet）夫人的沙龍是女才子的大本營，她們對語言的雅致和優美的要求可謂苛刻。在她們的影響下，馬德琳·德·斯庫德里（Madeleine de Scudéry）寫出了重新定義愛情的表達方式的系列巨作；拉法耶特（La Fayette）夫人，創作了其最為短小精致的杰作——《克萊夫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盡管19世紀的厭女主義者千方百計試圖遏制女性作家，但最終都是徒勞的，通往“寫作的女性”之道路業已開辟。這些女性通常出身貴族，但或多或少地陷入財務困境，她們試圖以筆和畫筆來體面地謀生。喬治·桑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作品如今擺滿在巴黎歷史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書架上。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作者目錄中，僅喬治·桑一人的書目就占據多個頁面。

其他因素也刺激了女性的創作。例如，女作家更適應女讀者的口味，或者被人們認為如此。某些圖書類型似乎特別受女性歡迎，如烹飪菜譜、禮儀指南［1899年女作家巴洛娜·斯塔夫（Baronne Staff）撰寫了《世界禮儀指南》］，教育學著作、時尚雜志以及小說也深受女性青睞。喬治·桑更是直接同她的女讀者對話，希望改變她們的思維方式。

最后，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無論是世俗的還是基督教的，都成為一個強大的推動女性寫作的力量。尤其是在新聞報刊領域，寫作也是女性的表達方式的體現。

當然，我們不能像那些敵視女性寫作的人那樣，用“浪潮”甚至是“入侵”這樣夸張的詞語來形容女性寫作的興起。但是女性進入寫作領域并發表作品，已成為越來越常見的現象。那么今天的我們可以說這實現平等了嗎？我不知道。無論如何，現在更多女性的聲音能夠被聽到了，至少女性的聲音得到了更多的表達。人們可以閱覽她們寫的書籍，品讀她們的文字。

除了書籍，女性還是報紙與期刊的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女性很少閱讀政治類日報，這類報紙的內容更多針對男性讀者。女性讀者似乎對報紙下方版面的連載專欄等更感興趣。二十多年前，學者安妮-瑪麗·蒂耶斯（Anne-Marie Thiesse）曾對20世紀初的女讀者進行過一項調查。她收集到的女讀者的珍貴回憶往往是在燈下或在臥室里，讀著《面包女人》或《洗衣房的孩子》這樣的悲慘故事，內心充滿一種持久而微妙的悲憫。

第一批專門針對女性的報刊是時尚報刊，自18世紀發展起來。大部分是由男性主筆，但也有女性的參與，比如巴黎的《女士報》（1759—1778）。在倫敦，伊萊扎·海伍德（Eliza Haywood）設法讓嚴肅的《女性觀察家》（Female Spectator）堅持了兩年（1744年至1746年）。

這類報刊在19世紀取得蓬勃發展，由于提供了女性所熱衷的時尚建議，吸引了大量擁躉。這一時期，開始投身其中，甚至有機會接管報刊。克里斯汀·萊熱（Christine Léger）曾專門就《小姐報》（Journal des demoiselles）寫過一篇未發表的博士論文研究。該月刊由女性管理、創作并部分由女性出資運營。這本雜志內容多樣，欄目不僅涵蓋時尚、烹飪食譜、配有豐富想象力插圖的旅行故事，還有“杰出女性人物”傳記。此時傳記類型作品正處于興盛時期。女王和圣女類的故事取得巨大成功。在這種略顯傳統的表象背后，我們可以覺察到，這些作品的選題和基調，都傳遞了一種希望通過教育、知識和工作來解放女性的意愿。人們建議年輕女性學習外語，因為翻譯被認為是一項適合女性的理想職業選擇。當然，對于限定女性從事翻譯工作這件事，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這畢竟是一個開始，在禁區中打開了一道缺口。

女性雜志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已經被女社會學家埃夫琳·蘇勒羅（évelyne Sullerot）的研究所證實。可以看到，出版商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潛在的女性消費者，引導她們的品位和購買行為。化妝品行業和家居行業也將目光瞄向了“雜志廣告上的光鮮女性”形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仿效美國人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斯（Christine Frederiks），保萊特·貝爾內日（Paulette Bernège）推出雜志《我的家》（Mon chez moi），并與家電制造商聯手，旨在將家庭主婦打造成使用精良設備的專業人士。也有女性利用這類雜志平臺來推動婦女解放，例如在《嘉人》（Marie-Claire）雜志上，馬塞爾·奧克萊爾（Marcelle Auclair）以非常自由的方式回答“心靈信箱”中的讀者問題，捍衛了避孕權利，并提供了一些初步建議。這些也暴露出女性雜志的模棱兩可的做法，它們既是塑造女性形象的工具，又是行為規范的載體，充滿矛盾。

女性主義的媒體有更強的政治參與性。勞爾·阿德勒（Laure Adler）的研究展示了第一批女性記者的崛起，而米歇爾·里奧-薩塞（Michèle Riot-Sarcey）分析了她們在批評權力方面的政治角色。女性主義者意識到媒體在公眾輿論中的作用。她們具備專業精神，投身于媒體的舞臺，同時也充滿理想主義情懷。例如拒絕使用丈夫的姓氏，而選擇使用自己本來的姓名。瑪麗-讓娜（Marie-Jeanne）、德西蕾（Désirée）、尤金妮（Eugénie）、克萊爾（Claire）等人一起掀起兩大浪潮：1830—1832年，圣西蒙派報紙《自由女性》（La Femme libre）將民事權利（離婚權）和對自由（感情、愛情、性欲）的追求設為首要任務。喬治·桑在《印第安納》（Indiana, 1832年）和《萊利亞》（Lélia, 1833年）以及她的生活中都對此進行了熱烈的回應。克萊爾·德馬爾（Claire Démar）在《我的未來法則》（Maloi d’avenir, 1833年）中譴責“濫情”使女性陷入劣勢；可謂她自殺前的對男性統治的一次吶喊示威。

1848年由尤金妮·尼博耶（Eugénie Niboyet）、德西蕾·蓋（Désirée Gay）和讓娜·德羅安（Jeanne Deroin）主辦的一系列報紙更加政治化、社會化。這些報紙主張女性享有工作權，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組建合作社；此外，還主張女性擁有選舉權，盡管此項要求后來被拒絕。

這些最早的女性主義刊物，不僅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獨樹一幟。它們除了使用反父權制的名稱外，還開設了“女性讀者論壇”，成功地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并激發了組建社群網絡的構想。勞倫斯·克萊曼（Laurence Klejman）和弗洛倫斯·羅什福爾（Florence Rochefort）的研究表明，基于1881年的法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了現代新聞制度，使得該時期的女性主義報刊變得更加豐富多彩。1880年至1914年間出現了十多家女性報刊，包括奧尤伯丁娜·奧克萊爾（Hubertine Auclert）的《女公民》（La Citoyenne）等。其中尤其是瑪格麗特·杜朗（Marguerite Durand）的《叛逆者》（La Fronde），稱得上一次非凡的嘗試。它最初是一份日報（1897—1901年），后改為月刊（1901—1905年）。《叛逆者》是一份完全由女性設計、編撰，甚至排版的報紙，在當時出版業對女性持有敵意的情況下，這絕非易事。

報紙從此成為法國乃至大部分西方國家中女性表達自我的重要方式。同樣，女性也開始進入此前一直被男性壟斷的領域：新聞業。喬治·桑和德爾菲娜·德·吉拉丹（Delphine de Girardin）只是偶爾兼任一下女記者的工作，在此之后，如科萊特（Colette）、塞韋琳（Séverine）、吉普（Gyp）和路易絲·韋斯（Louise Weiss）等女記者則走上了更為明確和更具挑戰的新征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女性冒著生命危險，進行重大新聞報道，如安德烈·維奧利斯（Andrée Viollis），她在1935年就在《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上提醒公眾關注越南北圻地區農民的處境。如今，女性新聞工作者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

除了上述傳統資料來源之外，或許還應該加上口述史，即“無法書寫者的自傳”以及通過口述錄音收集的資料。這一方法在20世紀70年代異軍突起，引起了研究熱潮。可以說是在文化平民主義推動下進行的，旨在讓工人與女性發聲，不再做默默無聞的歷史缺席者。女性在這方面具有雙重身份：首先是作為私人生活的見證者（例如在一對社會活動家夫婦的口述記錄中，丈夫更多在談論他的行動，而妻子主要談論家庭生活：這便是所謂的記憶角色的分工）；其次，女性也是自我的見證者。現代歷史研究所在這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安妮·羅什（Anne Roche）和瑪麗-克洛德·塔朗熱（Marie-Claude Taranger）收集了馬賽地區女性的回憶。她們將這些記憶匯集為一本名為《那些不書寫的人》的宣言性的書籍。這本書既是一種方法論指南，又是一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本，例如其中的《一位馬賽年輕女工的生活》（La vie d'une jeune ouvrière à Marseille）。

民間藝術館和民俗博物館，以及生態博物館同樣提供了大量有關女性日常生活的具有考古學意義的資料，例如巴黎瑪約爾博物館不久前曾展示過一個女裁縫的工作室。

有關女性史的資料往往與男性史的資料糅雜在一起。不過還是存在一些有專門女性資料的圖書館與機構。

法國國家圖書館被譽為“歷史的海洋”，堪稱女性史的源泉。館內藏有諸多女性撰寫的書籍和有關女性的書籍，大量的手稿［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蒙娜·薇依（Simon Weil）的全部手稿］，以及最近經法國國家視聽研究院（INA）研討匯編的音頻、視頻資料。我們還可以參考由安尼克·蒂利爾（Annick Tillier）所撰寫的《指南》（2004年），其中包含了法國國家圖書館內有關女性（以及宗教歷史）的印刷資料介紹，當然這些資料可能較為零散；不過還有手稿部門整理的資料清單，包括路易絲·韋斯（Louise Weiss）、娜塔莉·薩洛特（Nathalie Sarraute）、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等人；還有阿森納（Arsenal）資料庫的清單，包括女演員與藝術家的檔案；還有一份包含數百種圖書的書目清單。《指南》的確是研究的一項得力工具。

在歐洲和美國（施萊辛格圖書館）的一些專門的圖書館也存有女性史的資料，例如著名的巴黎瑪格麗特·杜朗圖書館，由瑪格麗特·杜朗本人創立于兩次大戰間，獲得過諸多捐贈。該圖書館收藏了上千本圖書與文件，以及重要的報紙和手稿資料。在過去的三十年里，該圖書館已成為一個頗受歡迎的研究場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Musea，這是由克里斯汀·巴賀（Christine Bard）和科琳·布舒（Corinne Bouchoux）創建的關于女性與性別歷史的網上博物館（musea.univ-angers.fr）。它提供持續更新的各類豐富信息。

這些對歷史的關注使得這些資料被越來越多地挖掘，同時也是這些關注，書寫著歷史的篇章。至于史前時代，克勞丁·科恩（Claudine Cohen）通過對原始洞穴壁畫及史前物品的獨到解讀，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原始女性的真實生活，她擺脫了宗教與情欲的束縛。根據洞穴壁畫上的手印，史前學家可以判斷出畫者的性別，分析結果告訴我們，自古以來，女性就無所不能、無處不在。其實我們早就這么猜測，只是現在更加確信了。因為她們的手印正是一種無言的見證。

《我的女性史》，[法]米歇爾?佩羅著，繆君譯，向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