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述上海：一周城市生活

陳虹靜雯

2025-08-08 13:23

來源：澎湃新聞

地方文獻承載了一方水土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珍貴紐帶。上海“海納百川”的氣質自古以來不斷吸納各方移民，“上海”和“上海人”的概念不斷更新，在這一背景下，對于上海地方文獻的發掘、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于個體而言，掌握地方知識，強化自己與地方之間的聯系，不僅是為更好地生活，也是為了重新認識自己生活的地方，重新認識自己。

2025年7月14日，上海地方文獻聯展在上海圖書館東館正式開幕，展覽集合“滬瀆有典——上海歷代著述系列展”“志在云間——上海歷代方志展”“上海：馬克思主義在這里傳入中國”三大主題展覽，以公共展陳的方式帶領公眾回溯上海江南文化、紅色文化、海派文化生成和傳播的歷程。

本期回顧，我們將結合展覽特色為大家揭示部分精彩藏品背后蘊藏的“上海人”和“上海”之間的故事。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黃顯功和上海通志館展示活動部主任楊婧也分別從地方文史閱讀、方志文化普及等角度出發，為大家分享汲取和掌握地方知識的多樣途徑。

（本期主持：陳虹靜雯）

近期回顧

2022年9月，位于上海圖書館東館的上海通志展示館隨東館一同建成開放，為通志館創新開發利用方志地情資源、面向社會普及宣傳上海方志文化提供了新的窗口。不過在長期的方志普及服務與調研中，通志館的工作人員發現，許多社會公眾對于“地方志”基本上是有概念的，但還沒有形成系統的認識。

地方文獻對于記錄一地的歷史文化、承載民眾記憶的價值自不必說，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即便是在文獻內容逐漸公開、獲取途徑逐漸多樣的今天，恐怕仍難以充分發揮它的價值。地方文獻內容豐富，涵蓋廣泛，但多以文言文表述，為公眾閱讀設下了一定“門檻”；二是文獻所描繪的時空圖景，初看起來與當下生活仍有一定距離，較難引發讀者共鳴，時間一長，大家自然失去了主動接觸地方文獻的動力。

對地方文獻進行公開展陳，幫助公眾與地方文獻建立聯系，是一種經過驗證的有效方式。1937年，民國上海市博物館、上海市通志館曾聯合地方各界各地藏家，共同發起組織了一場“上海文獻展覽會”。這場展覽匯集有關上海市及上海、松江、金山、青浦、奉賢、南匯、川沙、太倉、嘉定、寶山等十縣的文獻物品。開展后，展廳平均每日接待約2000名觀眾前來一睹上海地區在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成就。

"志在云間——上海歷代方志展"展廳，上海圖書館東館4樓

當年上海舉辦地方文獻展覽會，既是特殊時局下國人民族危機意識的表達，也有受到嘉興、杭州和蘇州等地成功舉辦同類展覽的啟發。展覽在《申報》上多次刊載展品征集消息，并強調籌辦上海文獻展覽會是“為引起社會上對于上海文獻之認識與研究起見”，希望“借此機會，搜羅各種文物，可使生長于大上海之三百余萬市民，咸能認識百年來上海之全貌”。

通過上海“知識”強化公眾的地方認同，是地方文獻展覽的追求之一。之所以要塑造這種認同或者說“上海人”意識，部分緣故在于上海自古攜帶的“移民社會”基因，使得“上海人”這個群體也要經歷從無到有的過程。地方文獻拓寬了想象“上海”以及“上海人”的邊界和可能，與今日的都市形象不同，上海曾以“隱逸之地”登上歷史舞臺，較早一批在上海留下著述的人不少都是移民。

上海歷代著述系列展現場有一件特殊的藏品——元至元刻本《船子和尚撥棹歌》，其內容創作者是唐代一位法號德誠的和尚。德誠原本是澧州（今湖南澧縣）藥山惟儼禪師的法嗣，盡道三十年后輾轉來到華亭（今上海松江）隱居。從澧州到華亭在當時并不容易，可德誠在上海期間，主要是在朱涇（在今上海金山）一帶泛舟渡客、隨緣化導，當地人都用“船子”（小舟）來稱呼他。船子和尚勤于垂釣，但往往是“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好在他并不執念于此，因為他的信念在于“渡人”和“傳道”。現存的三十九首《撥棹歌》，就是船子和尚泛舟時的所見所想，充滿了哲思與禪意，通過它我們得以看見一個與都市相去甚遠、空靈幽僻的上海形象。

上海圖書館藏《船子和尚撥棹歌》五卷，元至元刻本。上海歷代著述系列展現場展出，陳虹靜雯攝

古代上海的圖景是由生活在上海的個體之命運編織而成的。元末兵亂，松江迎來另一“移民”——臺州黃巖人陶宗儀。起初陶宗儀是為躲避兵禍來到松江，因為他的妻子費元珍正是松江人。后來他們一家搬去泗涇南村，耕作為生，之后屢屢獲得他人舉薦，可次次都以借口推辭，將時間留給講學、著述。這樣的生活方式，陶宗儀應該是樂在其中，一個證據就是：僅僅在南村生活期間，他就編著完成了《游志續編》《草莽私乘》《古刻叢鈔》《書史會要》《滄浪棹歌》《說郛》《南村輟耕錄》等作品，其中《南村輟耕錄》記載了相當多松江本地的人物事跡，包括藏書家莊肅，畫家夏文彥、黃公望等生活在上海的知識分子。

上海圖書館藏《南村輟耕錄》三十卷，明成化十年戴珊刻本。上海歷代著述系列展現場展出，陳虹靜雯攝

古代上海雖被視作隱逸之地，但居于此處的人心態并不封閉。時間來到晚明，二十一歲就考中秀才的華亭人陳繼儒在連續三次鄉試落選之后，決意走向隱居之路，先后在小昆山、東佘山閉門著述，同時依然與書畫大家董其昌、旅行家徐霞客等人保持來往。今天我們對陳繼儒成就的討論多集中在詩文、書畫等方面，恐怕少有人知道他曾擔任（崇禎）《松江府志》主纂。在這部關于松江的地方志書中，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弟子、來自西班牙的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竟然也作為“游寓”人物優雅登場——“相彄目長髯，坦易近人，非禮不動，有中華大儒之風”，并且“精于天文、地理、技術”“制器甚精巧”，可見上海地區知識分子對于西人西學的欣賞、包容態度。

（崇禎）《松江府志》內頁，感興趣的讀者可至上海歷代方志展現場觀看實物

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在上海這樣擁有大量移民的地區，這句話反過來說似乎也是成立的——一方人也參與造就一方水土。古代南匯的開發與下砂鹽場有著密切聯系，自五代后梁開平元年（907）吳越國辟建下砂鹽場起，直到清雍正四年（1726）才分建南匯縣。南匯首任知縣欽璉認為南匯“風氣淳樸，士女敦實，行務本業，弗自炫耀”，缺乏歷史記載，在他的不懈堅持下，南匯縣第一部志書《分建南匯縣志》終于修成，其中有大量篇幅記載了這個海濱小縣當時的“支柱產業”——熬海煮鹽與海漕運鹽。

上海歷代方志展現場展出位于該志卷首的《南匯縣下砂鹽場聚灶圖》，下砂鹽場各個鹽灶所在位置一一標識清楚。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已經消失的鹽灶如今仍以地名的形式保留下來，在浦東地區的地圖中，我們仍然能夠發現“三灶港”“六灶鎮”“七灶村”等地名。

上海圖書館藏（雍正）《分建南匯縣志》卷首《南匯縣下砂鹽場聚灶圖》（復制件），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上海歷代方志展現場展出，陳虹靜雯攝

上海圖書館藏元代陳椿著《熬波圖》二卷，民國三至六年（1914—1917）羅振玉編《吉石盦叢書》影印嘉慶御畫院摹《永樂大典》本。陳椿在元統年間曾擔任下砂鹽場監司一職，《熬波圖》正是在鹽場編纂的，其中描繪了熬制海鹽的完整過程，并反復吟嘆鹽民的艱辛。上海歷代著述系列展現場展出，陳虹靜雯攝

類似的地名更迭在上海地區還有很多，可以說，看似遙遠的地方歷史其實已在無形之中構成我們今天生活的坐標，它是認識我們生活的地方最鮮活的資料。當然，認識環境首先是為更好地生活，如元末“難民”陶宗儀移居松江之后，在日積月累中將異鄉“南村”視作自己的精神歸屬；明代來華傳教士也要四處走動，結識當地官員乃至掌握本土語言，才能順利開展他們的工作。

關于地方的知識也在無形中強化了我們的身份和歸屬意識，上海并非開埠之后才成為移民城市，但是現代意義上的“上海人”概念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產生，《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一書的作者樂正認為，上海人是指“上海特定的文化生態圈與社會結構功能所造就的一種‘社會標準人’”，是共享某種文化觀念的社會群體。換言之，因為掌握了關于上海的各種知識，在上海的人也就開始過上一種上海式樣的生活，并最終成為上海人。

不僅要幫助公眾意識到到地方歷史“與我有關”，還要想辦法去降低公眾的理解門檻。據了解，本次歷代方志展在策劃階段即考慮普通公眾的需求，在展覽第一部分“方志概覽”，就對地方志是什么、有著怎樣的編纂流程等問題作了直接回答，這都是公眾進一步運用上海歷代方志資源的基礎。地方志中的圖像資源也被充分調用起來，展廳里設置了山、湖、書院與官署四種場景的投影，觀者站在互動點位，畫面中就會出現一位活動小人，或登山泛舟，或讀書工作，很有沉浸感。

上海歷代方志展現場，陳虹靜雯攝

“讓普通讀者直接閱讀地方志還是有些難度的”，黃顯功認為，“凡是與地方自然、人文、社會、歷史等相關的故事、文章，實際上都屬于一種地方文獻，它們都會對人起到一種教化作用”。據黃顯功回憶，他初入上海圖書館從事地方志采集工作時，還在使用寫信、郵寄等手工方式，古籍文獻類圖書也主要從福州路上的上海古籍書店獲得。相比之下，如今公眾獲取知識的途徑非常豐富，市面上的各種古籍影印本、整理本，讓普通讀者也有機會接觸古籍。近幾年在上海等地流行的“建筑可閱讀”“城市行走”等活動，參與者一邊聽講解，一邊在城市的街巷、建筑中穿行，也是學習掌握本土文化歷史的方式。

楊婧向我們介紹，方志文獻的簡化和普及工作一直在進行，“上海地情普及系列”叢書，各家媒體開辦的地方文史普及專欄，以及長期舉辦的“上海灘大講堂”系列講座等等都是公眾接觸上海方志文化的方式。目前面臨的較大挑戰是活動資源難以充分滿足大家對知識的需求，“一場活動幾十到上百個名額，經常一放出來就‘秒光’了”。未來通志館希望能與不同社會機構合作，讓方志文化與其他領域結合起來，服務更為廣闊的公眾群體，“方志與讀者，應該是‘雙向奔赴’的。”

上海地方文獻聯展位于上海圖書館東館，展期持續至2025年12月

（文/陳虹靜雯，文學碩士、上海近代史愛好者；文中圖片除標注外均由上海通志館提供。本文寫作獲得黃顯功、楊婧兩位前輩的指點、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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