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葉貿易史上的全球與地方——孫紹旭《近代寧德茶葉外貿與區域社會變遷研究》序

紹旭2016年考入華東師大歷史學系，隨我研習中國近現代史，2020年畢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這部著作即是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增刪修訂而成。我了解這本書從一篇學位論文到最后成書的全部過程，以及紹旭為這本書傾注的心血和感情，也了解這本書對他本人和閩東區域史研究的特殊意義。可能正因為如此，盡管我推辭再三，紹旭仍堅持要我在書前寫幾句話。

和許多博士生有所不同，紹旭讀博之前就已是副教授，在閩東區域史研究領域深耕多年，并矢志以此為志業，出版過《萌源古村》《白銀古道》《周寧茶文化》等多部相關著作，論文更多，可謂成績斐然，是閩東區域史研究領域有數的專家之一。多年前我曾為他的另一本著作作序，其中寫道：

紹旭生在周寧，長在周寧，現在又供職于寧德，他對家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滿懷深情，對變遷中的家鄉更負有一種深切的使命感。帶著這種深情和使命感，十多年來，無論寒暑，無論雨晴，只要得空，便深入到實地進行調研。他常常行走在行人稀少、布滿青苔的白銀古道上，去親近和發現一座座廢棄的白銀礦坑；他往來穿梭于大山深處的古村落世界，汲汲為破落且日漸稀少的古村落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存續之道；他當然更關注家鄉在全球化時代的劇烈變遷，并把這種關注化作系統的論說，實證分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模式。基于這些實地考察，再結合自己經年累月潛搜冥索所得的可觀鄉邦文獻，互為參證，已陸續撰寫并出版了《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實證分析——以周寧縣百年勞務變遷為個案》《萌源古村》和《白銀古道》等多部著作，在閩東這片幾乎被學術界遺忘的土地上，逐步構建和拓展屬于自己的學術版圖，并為鄉邦文化承傳與發展傾注了自己的心力。據我所知，他今后仍將以閩東地區為中心，力求以更闊大的視野和更沉潛的學術定力，在已累積的基礎上寫出看得見的閩東和看不見的閩東，以展示這片土地的神奇和滄桑。

基于紹旭這樣的研究基礎和學術抱負，讀博伊始，當他提出希望以閩東茶葉外貿與區域社會變遷作為自己的學位論文選題，我立馬就同意了。當然，我之所以同意，還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考慮。具體而言，主要包括：

一、茶葉貿易本身的全球意義。中國是茶葉的故鄉，中國茶曾是早期全球化時代最受西方青睞且最具標識意義的中國商品，被譽為近代商業史中的“第一商品”“王牌商品”“全球性商品”，并長期占據中國出口商品的首位。一位19世紀上半葉在廣州經營茶葉生意的美國商人說：“沒有別的商品能像茶葉這樣刺激國際貿易，也沒有哪種飲品能帶來和茶葉一樣的利潤，并讓中國以外的文明國度都如此癡迷。”17世紀以后，西方“梯航萬里”一路向東，最初主要就是為中國茶葉而來，可以說是茶葉把彼此懸隔的東西方兩個世界連接在一起，也是茶葉把中國拖入歐洲主導的世界市場和全球化體系之中，就此而言，可以說中國茶“改變了世界歷史”。正因為如此，有關茶葉貿易的研究向來備受關注，近年來，伴隨著全球史的興起，茶葉貿易更成為海內外學界競相研討的全球性議題，英美尤為熱衷，以茶葉貿易為主題的著作層出疊見，據陋見所及，單是已被譯為中文的著作即有埃麗卡·拉帕波特的《茶葉與帝國：口味如何塑造現代世界》，艾倫·麥克法蘭、艾麗斯·麥克法蘭合著的《綠色黃金: 茶葉、帝國與工業化》，簡·T.梅里特的《茶葉里的全球貿易史：十八世紀全球經濟中的消費政治》、莫克塞姆的《茶：嗜好、開拓與帝國》，馬克曼·埃利斯、理查德·庫爾頓、馬修·莫格合著的《茶葉帝國：征服世界的亞洲樹葉》，馬克曼·埃利斯、理查德·庫爾頓合著的《十八世紀英國的茶與茶會》，薩拉·羅斯的《茶葉大盜——改變世界史的中國茶》，艾梅霞的《茶葉之路》，劉仁威的《茶業戰爭——中國與印度的一段資本主義史》等。相比之下，理應在茶葉貿易史研究領域更具發言權的中國雖也推出一些出色的研究著作，如陳慈玉的《近代中國茶業之發展與世界市場》《生津解渴：中國茶葉的全球化》，仲偉民的《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周重林、太俊林合著的《茶葉戰爭：茶運與國運》，石濤等著的《近世以來世界茶葉市場與中國茶葉》等，但毋庸諱言，無論是研究的廣度、深度和熱度都存在顯而易見的落差，與中國茶葉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尚不匹配。

二、茶史研究應更關注茶鄉研究。如前所述，中國茶葉貿易史研究著作雖已有不少，但無論中外，均以宏觀研究居多，對主要茶葉產區的微觀細化研究明顯不足，較具學術份量的著作僅見鄒怡的《明清以來的徽州茶業與地方社會（1368-1949）》和肖坤冰的《茶葉的流動：閩北山區的物質、空間與歷史敘事》等，除武夷山、徽州外，其他茶葉主產區的研究至今幾乎仍是一片空白，閩東就是一個顯例。實際上，自1844年7月福州開埠以來，閩東因地近福州快速發展成為中國茶葉主產區和茶葉外貿區之一。研究顯示，1860年代初，閩東茶葉輸出量首超閩北地區，1890年代隨著印度、錫蘭（斯里蘭卡）、日本等新興產茶國的崛起，茶葉貿易的國際競爭加劇，中國茶葉外貿遭遇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在這種大勢下，閩東茶業亦不免受到嚴重的沖擊，但隨著1898年三都澳開埠，港口與腹地的聯動更緊密，物流成本大幅降低，閩東茶葉外貿迅速止跌企穩，據1900至1948年間的福海關數據統計，閩東茶葉年均輸出11萬擔以上，占全國輸出總量的10.32%以上。受茶葉外貿的推動，閩東“各縣除沿海一帶，因海風劇烈，土壤多含鹽質不宜種茶外，雖窮鄉僻壤無不有茶樹之種植”，茶區因此而大幅拓展，據1948年出版的《中華國貨產銷協會每周匯報》第5卷第46期刊出的《福建茶葉產銷概況》所示，福建全省產茶地達33縣，計1443茶區，閩東地區古田37茶區，福鼎80茶區，霞浦33茶區，壽寧140茶區，福安104茶區，寧德95茶區，周墩42茶區，柘洋28茶區，屏南90茶區，共計649茶區，占全省的45%。1934年福建全省茶葉產量9094300擔，閩東5884810擔，占64.7%；全省茶葉輸出量201110擔，閩東輸出量142520擔，占70.87%；1938年全省茶葉面積584365市畝，閩東茶葉面積244580市畝，占41.85%。這些數據表明，閩東在福建乃至全國茶葉生產和茶葉外貿整體格局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不但至今未變，而且仍在不斷增強。閩東十大特產，茶占其三，分別是福鼎白茶、坦洋工夫、官司綠茶，其中福鼎白茶更居十大特產之首，并躋身中國十大名茶之列。閩東茶葉品種繁多，幾乎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品牌，除福鼎白茶、福安坦洋工夫、官司綠茶三大特產外，壽寧烏茶、周寧高山云霧茶、霞浦元宵茶、柘榮長壽茶、古田紅茶、屏南小種等，亦廣受飲者青睞。閩東茶業規模長期位居全國茶葉主產區前列，近年來，閩東茶葉生產規模、茶園面積仍在不斷擴大，茶葉產量、品牌茶葉價值不斷增加。據統計，2020年，全區茶園面積95萬畝，毛茶產量11.04萬噸，毛茶產值41.95億元。然而，已有的中國茶業史研究卻很少涉及閩東，即使是有關福建茶業史的專門研究，對閩東茶業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近年來，這種狀況雖已有所改觀，閩東各縣市陸續編輯、出版了一些茶葉志書和茶葉史料匯編，但總體而言與閩東作為中國著名茶鄉的地位相比仍很不相稱。

三、茶葉外貿與區域開發的關系研究值得重視。茶葉外貿不僅是閩東茶業發展的推手，也是閩東區域開發和社會變遷的重要引擎。由于受地理條件的制約，閩東區域發展相對遲緩滯后，福州開埠，特別是三都澳開埠后，伴隨著茶葉外貿和閩東茶業的發展，閩東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大發展機遇。借助這個機遇，閩東地區開始發生了一系列異乎往古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突出地表現在閩東各縣市出現了一大批因茶而興的內陸市集、河港市集和沿海市集，如寧德九都、八都、外表、霍童、咸村、七步、萌源、上洋、貢川；福鼎沙埕、硤門、白琳、巽城、秦嶼、點頭、店下；霞浦的鷗港、牙城、鹽田、東沖、柘陽；福安的蘇堤、洪口、賽江、龜齡、社口、坦洋、上白石、穆陽；古田的水口、黃田、鶴塘、杉洋、鳳都、大甲、平湖、七保；屏南的雙溪、謝坑、棠口、忠洋、康里、漈頭；壽寧的南陽、斜灘、平溪、南溪、下坪峰、桃洋、武曲，等等，這些新興市集把散落在閩東各地的茶園和業茶的鄉民匯聚起來，通過陸運、河運和海運交通網絡把各地的茶葉和其他土貨源源不斷地向茶港三都澳或福州集中，再經三都澳和福州的商貿網絡輸往世界各地，原本聯系有限的閩東各地以茶為媒逐漸演變為內在經濟聯系緊密的區域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以三都澳為樞紐，形成縣城、鄉鎮、市集等多層次的市場網絡，并與世界茶葉市場相連，初步具備了區域經濟基本的內在結構，閩東這個原本相對閉塞的區域性世界遂一變而為茶葉外貿主導的，因而被深度卷入世界市場和全球體系之中的世界性區域，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隨著福州、三都澳茶港的崛起，越海而來的西人、西事、西物、西制，以及各類新知新學，如洋商、傳教士、洋貨、商業管理、科學技術、近代教育、西醫、慈善等亦開始“東漸”閩東，并影響閩東，閩東因此而成為“中國受西方工商業文明沖擊較早、較直接、較全面和較徹底的區域”，在這個過程中，閩東這個傳統農業區終于緩慢地踏上了近代轉型之路。這一切都得益于閩東茶葉外貿的興起與發展，可以說茶葉外貿是打開近代閩東區域社會變遷的一把鑰匙。然而，現實卻是，長期以來，由于學界對閩東茶葉外貿缺乏應有的重視，對閩東茶葉外貿的發展如何牽動區域社會變遷自然更乏人問津，這種狀況應當改變。

四、個人的一點私心。閩東是我的故鄉，我的青少年時光都是在這里度過的，十八歲時才負笈他鄉，采過茶，也種過茶，直到現在，我喝的最多、最喜歡的依然是來自故鄉的茶葉，茶香四溢是我有關故鄉的最深刻的記憶。每次品嘗家鄉的茗茶，就彷佛從舌尖上回到了故鄉。近年來，每次返鄉，各種變化觸目可見，常常有一種“換了人間”之感，唯一不變的就是漫山遍野、伴著群山綿延起伏的青翠茶山，以及高山云霧茶彌散的縷縷清香。我知道，閩東成為茶鄉的歷史并不長，但我不了解閩東是如何成為茶鄉的，更不了解茶葉是怎樣改變閩東歷史的，因此，每次返鄉又總不免會生出一種負疚之感。近年來，地方學已成為一門顯學，各地都在結合在地優勢，學理與咨政并重，大治地方學。遠的且不說，閩東北面鄰居溫州已集全市之力成立溫州學聯合會，大力推進溫州學研究；南面泉州早在1991年就設立實體性的中國泉州學研究所，致力于泉州歷史與現實的綜合研究。相比較而言，閩東區域研究明顯滯后，至今仍幾乎是一片被學界遺忘的土地。作為一個從這片土地走出來且以史地研究為業的學人，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學者走近閩東，關注閩東，研究閩東。

紹旭這本書是全面研究近代閩東茶葉外貿及其引發的區域社會變遷的第一部專著，書中以他多年辛苦搜尋和田野調查所得的海關檔案、地方史志、清末民國與寧德相關的茶葉調查報告和茶葉專刊、茶商族譜，地契文書、茶人筆記、賬本、茶票和茶商墓志銘、碑刻等資料為基礎，并參酌前人和時賢的相關研究成果，首次系統地勾勒出1853 至 1949 年間閩東茶葉外貿起伏變遷曲線，并對這一曲線背后的復雜造因做了深度分析，進而多角度具體而微地展示出茶葉外貿如何牽動閩東區域開發和社會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茶葉貿易史和閩東區域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全書分上下篇，上篇在簡要交代閩東地理環境、行政建制和鄉土社會構造之后，聚焦閩東茶葉外貿在各個時期的變化，重點論述了閩海關時期和福海關時期閩東茶葉外貿的發展詳情，以及隨之而來的茶葉制作、茶葉運輸、新興集市、茶業組織、茶葉外貿管理等方面的適應性變遷，進而在與福建其他區域、東南沿海其他口岸，以及新興茶葉外貿國的多重比較中揭示閩東茶葉外貿的特點；下篇則集中探討近代閩東茶葉外貿與區域社會變遷的具體關系，并從區域開發、畬漢民族融合、女性地位的變化等三個方面詳加論證。其中關于三都澳商業中心的形成，關于茶葉外貿如何促進畬漢民族在經濟、文化、習俗等方面的交流與融合，關于茶葉外貿與性別分工，以及這種分工給女性地位帶來的變化，等等，都依據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做了生動的闡釋，為中國茶葉貿易史研究和區域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個案。

當然，對紹旭而言，這部著作還只是一項初步的研究，可以延展和深化的地方還有不少，譬如閩東茶葉外貿存在哪些內在局限，茶葉外貿中洋商與本地茶商的關系如何，以及1949年以后閩東茶業和茶葉外貿又經歷了怎樣的變遷等問題，都需要做進一步的細化研究才能厘清。至于閩東區域開發，值得深挖的課題更多。希望紹旭再接再厲，在已取得的成績基礎上，繼續立足閩東，研究閩東，服務閩東，為閩東研究書寫新的華章。

本文系作者為孫紹旭著《近代寧德茶葉外貿與區域社會變遷研究（1853-1949）》一書所作序言，該書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