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資本涌入鄉村：關于鄉村旅游的田野調查

【編者按】當資本涌入鄉村，土地與文旅如何重塑鄉村肌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趙曉峰帶領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研究與評估中心課題組于2022—2024年間展開了一系列鄉野調研及返鄉觀察活動。本書是課題組調研成果的全面呈現，也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研究”（22ZDA101）的階段性成果。本書力圖展現當前農村的基層黨建、鄉村治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產業振興、鄉村教育、農村生態等方面的基本現狀，探索一些有效的鄉村治理路徑，同時還呈現了一些在地化的創新實踐。本文摘自《大國村治：當代農民的思與盼》（趙曉峰等著，東方出版社2025年6月版）上編“資本下鄉與鄉村旅游”。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國城鎮人口已占總人口數量的63.89%。大量城市人口催生了新的需求，一部分城市居民對觀光旅游、度假休閑、鄉村體驗的需求上漲，鄉村旅游的發展空間被大幅拓展。在鄉村產業振興的背景下，鄉村旅游逐漸從單一的產業發展向與鄉村振興戰略全面銜接轉變，從點狀化開發轉向全域化布局，并成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推動鄉村產業變遷和帶動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方向。

2022年年底，筆者前往中部某省份，圍繞鄉村旅游業發展中的資本下鄉現象開展了為期一個半月的深度田野調查。筆者調研的C縣地處長江兩岸，地跨江南江北，位于山地向平原過渡地帶，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北、東三面環山，東南一面臨平原，境內地形呈西北向東南梯級傾斜下降的趨勢。由于處于地形過渡地帶，C縣形成了山地、丘陵、河谷等多種地貌，境內地形地貌為七分山、兩分丘陵、一分平原，豐富的水資源和特殊的地形地貌造就了本地多元化的產業樣態。C縣總面積為3400平方千米，總耕地面積439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約56萬，下轄1個街道、9個鎮和2個鄉。C縣氣候溫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適宜柑橘生長，柑橘構成了C縣的主導產業之一。最近幾年，隨著旅游消費市場的擴大，C縣的旅游產業發展迅猛，旅游資源以山水觀光為主，集名山秀峰、奇特地貌、珍稀生物、歷史遺跡、民俗風情于一體，是中部地區著名的旅游強縣。

一、鄉村旅游發展現狀

C縣的H鎮是全縣發展鄉村旅游業的重點鄉鎮，而H鎮的鄉村旅游以J村和A村最為典型。J村屬于城郊鎮的鎮郊村，位于H鎮東側，緊鄰集鎮，距省道僅有1千米，距Y市北高速公路入口1.5千米，距城區13千米，距Y市中心城區20千米。村域總面積18平方千米，林地面積20456畝，耕地面積3585畝。現有5個村民小組，1015戶3216人。全村600多人在外打工，村里就業的300多人，基本是四五十歲及以上的人。J村先后被評為C縣美麗鄉村、 Y市生態文明村、省綠色示范村、省宜居村莊、省文明村、全國文明村。J村有個藍莓園是當地遠近聞名的藍莓采摘園，老板是Y市人，姓王，通過在J村租地種植藍莓。王老板向調研團隊介紹道，他的藍莓品牌在整個Y市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由于小眾水果并非常規消費，因此銷售總量不大。考慮到區位優勢，王老板將藍莓園定位為采摘，采摘占到了總銷量的五成。相比于賣到市區超市，采摘的利潤率更高。但目前采摘還沒做起來，主要因為配套設施沒有跟上，藍莓園的接待能力有限。另外，采摘還受天氣等影響，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產業經營的風險。再加上Y市政府的項目投入重點集中在柑橘和茶葉，像藍莓這樣的小眾水果很難對接到政府項目，因此藍莓園可以獲得的政府支持相對有限。

目前，最讓王老板頭疼的是土地經營權的問題。王老板經村書記介紹來J村承包土地種藍莓，但是他流轉的這塊地是幾年前來J村的武漢老板曾流轉的。第一年，王老板將土地租金直接付給村里，另外還付給村里一筆管理費。后來村里讓王老板將租金付給武漢老板，但他找不到武漢老板本人。同時王老板也不想把租金付給武漢老板，因為這樣會增加很多經營風險。付了土地租金，但是王老板沒有拿到土地經營權，這成為王老板開展經營的一個“不定時炸彈”，導致他不敢放開手腳發展。

A村位于H鎮西北部，轄54平方千米，共2154人，勞動力1200人，60歲以上人口700多人，在外務工820人，2019年A村成為市級美麗鄉村示范村，項目總投資100萬元。

A村的奇潭景區是當地的一個3A級景區，除了做旅游，還是Y市的研學點，主要內容為科普地方民俗以及山水文化。景區目前的發展重心在康養地產，奇潭規劃了50畝的康養小鎮，正在建設中。這50畝地的土地性質為一般農業用地轉建設用地，采用增減掛鉤的方式，將50畝水田改為了建設用地，另外需要復墾50畝水田：騰退了30畝宅基地，在另外一個景區種了稻子，補了20多畝。2019年通過了招掛拍程序，售價990萬元，除上繳金額，鄉鎮得到了200多萬元作為財政收入。規劃的一期工程當中，除了住房，還要建設一個3000平方米的旅游接待中心，提供住宿、辦公和會務服務，并配套其他基礎設施。奇潭景區的舒總指出，康養小鎮建成以后，A村的人口將增加，這有助于提升景區人氣，并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圍繞奇潭這一景區，當地的農家樂和小水果采摘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在村書記的帶領下，將村莊原來就種植的櫻桃樹進行調整，沿著村主干道形成了一條通往村內和奇潭景區的“櫻花長廊”。櫻花盛開時節，吸引了很多游客前來觀賞游玩。在核心景區的帶動下，再加上村級組織的積極作為，A村的旅游業是當地發展較好的。景區開發后，帶動了周邊村民就業，增加了村集體經濟。而且村民在村里的收入也較為多樣化，除了打工、種菜，還可能出租土地、開辦民宿和農家樂、擺地攤出售自家的蔬菜、水果等農產品。景區還租了320畝土地做配套，流轉農民土地1000多畝發展現代觀光農業示范區。景區與村集體并非一次性買斷的關系，由于目前還處于投資開發期，尚未贏利，景區承諾每年給A村3萬元，等景區賺錢后按5%的股份給村集體分紅。

此外，景區與村莊還可以共享榮譽。A村是美麗鄉村，也是清潔文明村，還是黨員活動教育示范基地，以上名譽稱號對景區具有積極的帶動作用，也為景區創建4A提供了條件，為景區的發展和影響力的擴大提供了氛圍。另外，村莊主干道的環境整治也是出于為景區做配套的目的而開展的，村書記認為，“景區做好了，我們也受益”。

二、開發旅游業過程中的土地及其性質問題

H鎮的旅游開發涉及的土地大多是點狀供應，其中游客接待中心、道路和旅游設施等都是永久性的土地征用，而山林、耕地等屬于土地流轉。首先看林地，Y市的很多景區都是依托山林而建，其中很大一部分景點都是自然風貌和山水體驗。景區的山林用地分為建設用地和背景山，其中建設用地需要立項進行林地審批，拿到土地用地批準書，而背景山可以與村委會協商租用，即經營權流轉，價格不等，比如三峽大瀑布，與村里簽的合同是1500元/畝，合同年限為40年，一次性付清，這個費用相對低。對于流轉的耕地，若是集體土地（山林）則租金歸村集體，若是承包地，則租金歸村民。流轉的土地，老板只享有經營權，景區開發時，老百姓的收入來源是土地租金。其中山林流轉費用為每畝20～30元，耕地流轉費用一般為每畝800元左右，也有每畝400元的。

由于旅游產業投資大，很多開發旅游的老板都希望能夠永久性地流轉土地，但旅游用地屬于商服用地，永久性流轉土地在法律上不符合要求，而且流轉土地進行旅游開發本身也不符合法律規定，因為耕地不能直接進行旅游開發。山地可以流轉用于旅游開發，比如三峽大瀑布和奇潭就涉及大量山地，而農用地必須經過招拍掛出讓程序轉為村集體建設用地后才能進行開發。

旅游開發的用地協調不僅涉及法律上的相關規定，同時還面臨著村民的“不同意”，H鎮林業局每年都要處理幾十起林權糾紛，且原因多種多樣。以小峰河大涼山風景區的開發為例，有耕地的農民不愿意征地，因為地被征了就沒有土地了，況且以征地的方式流轉土地（6萬元/畝），對農民來說不劃算。另外此地的開發還面臨其他復雜情況，比如同樣是修高速占地，其補償標準存在差異，同一個村的村民有不同的補償標準。

在用地協調過程中，該地曾遭遇了群體阻工與上訪事件。當時小峰河村同時開展高速項目和旅游開發項目，老百姓認為同樣是征地，應該按照相同的標準實施，而鄉鎮在做工作協調的時候，也承諾采取同一個政策，但是后期區委巡察組指出征地必須區和省一級通過才可以實施，導致當地的旅游開發不能采取征地政策，只能流轉。采取流轉的方式，老百姓和老板都不同意，老百姓認為補償太低且補償標準不一致，老板認為流轉土地既無土地永久使用權，更無所有權，不敢大規模投資。目前鄉鎮政府處于兩難境地，正探索讓村民以土地使用權入股的方式來解決此問題，但是大多數在村的老百姓更加看重眼前利益，同時鄉鎮干部也不能保證旅游開發最終可以賺錢，如果虧本，最后仍然是老百姓的利益受損。此外三峽大瀑布與當地村民之間也有一些林地（土地）糾紛，但相比較而言，本地老板開發的奇潭景區和三峽富裕山，類似的反映到鄉鎮的矛盾并不多。

三、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的產業體系建設

旅游業屬于第三產業，在鄉村開發旅游還涉及產業體系建設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表現為鄉村第三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產業體系不完備。傳統農業社會本身就有一套與農業生產相配套的產業體系，包括道路、溝渠等，這些基礎設施是根據農業發展的需要和特點逐步建設完善的，在此背景下，鄉村社會進行農業生產就具有便利性。而第三產業產業體系與第一產業產業體系是兩套不同的體系，當前農村發展第三產業，就必須重新建立一個第三產業的產業體系，比如原來修建的鄉村道路已經不能滿足旅游發展的要求，需要重新修建規格更高的旅游公路，此外還需要配套旅游廁所、停車場等基礎設施，需要村莊社會有配套的服務供給，比如農家樂、農家美麗庭院等。再比如J村的藍莓采摘園，有游客來了，才發現接待能力十分有限，村里既沒有停車場，也沒有旅游廁所，基礎設施不到位。

另外，產業內部之間如何有機銜接？比如藍莓園采摘結束后，想去農家樂吃飯，有沒有農家樂？想去參加戶外活動，鄉村有沒有配套的設施？從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需要市場主體的參與，其中就涉及運營和管理，以及產品如何與市場對接，如何開拓市場等。

綜上，產業體系建設涉及四個重要因素：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道路、停車場、旅游廁所、休閑娛樂場所、餐飲服務、鄉村的村容村貌提升等，這些既要求市場主體投入，又涉及政府的配套項目和農戶的配合，比如農家樂的衛生和質量能不能達到基本要求等；二是產業間的銜接，一、二、三產業如何實現融合，農旅、文旅如何融合等；三是市場主體的參與，如運營管理以及與市場對接；四是市場開拓，市場主體及地方政府對景區的宣傳等。可見，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旅游融合發展的戰略方針的實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農村產業想要發展起來，離不開四大要素：一是產業與農村社會和農民、土地之間的關系；二是產業與政府支撐，即政府配套項目，政府需要考慮到產業體系的建設；三是產業與市場，即如何銷售、如何打開渠道，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四是產業技術，產業發展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撐，而農業的相關技術不存在技術壁壘，大多數可以從市場購買到。所以，對于農業產業來說，最為關鍵的是前三個要素，其中涉及四組關系，即產業發展與村莊社會的關系（空間）、與農民的關系（人）、與鄉村資源的關系（地）、與市場的關系（農民如何進入市場，如何對接市場），核心是鄉村要素的重組。

四、項目制角度看鄉村旅游

伴隨著基層治理重心的轉變，產業發展成為基層工作的重點，國家匹配的產業項目的使用過程也在發生變化。項目制在項目投放理念、政府官員的注意力、項目資源分配和項目配套幾個機制上發生了轉變，其共同導向是項目資源向鄉村旅游傾斜。最后帶來的一個直觀結果是，旅游產業對項目資源的吸納。

具體而言，首先，政府官員的觀念發生了變化，除了著重于生產建設，還將美觀納入考慮當中。但是對農民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道路建設，而非美化的環境。可見，基層干部對農民真實的需求缺乏了解，基層干部與農民之間出現了懸浮，基層治理對象成為那些可以做出亮點的大戶和項目執行中的難纏戶，政府對于普通農戶的了解和接觸減少。

其次，項目資源的投入和政府官員注意力的投放都會有所調整，如政府會將美麗鄉村和美麗庭院投放在主要旅游路線上，進行節點打造。對于旅游景點所在的村莊，公路維修等更加及時，安保設施也更加完善。

最后，項目分配上的馬太效應凸顯。過去，項目會分配給那些可以弄到項目的村莊，因此項目向一部分村莊聚集。現在，項目往往會集中到那些村干部能力強，做事情積極，且能夠把事情做好的村莊，項目分配的馬太效應進一步凸顯。對做得好的村莊，政府會積極地幫助其整合項目，通過項目捆綁，做出亮點。以H鎮的A村為例，A村因鄉村旅游做出了成績，鄉鎮便集中力量將資源投放到A村，借助鄉村旅游的發展將其他部門的項目整合進來，促進村莊發展。

不過其發展涉及鄉村社會與以旅游為主導產業方向的資本以及農民三者之間的關系。政府通過產業振興推動鄉村振興，產業振興又以產業項目和產業資金為重要手段，產業資金可以對接給村級組織，也可以對接到市場主體，卻很少對接到農民，而且產業資金也受項目制的約束，比如規定多少畝以上的橘園才能申請精品果園的項目。在實踐中，我們也很少看到產業資金給了村級組織，即使有，也需要與市場主體結合起來，所以產業資金最終還是用在了市場主體的自我發展上。無論是政府、村級組織還是村民，大多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可以讓市場主體做大做強，進而帶動村莊和地方社會的發展。從在J村的調研來看，資本很愿意與政府和村級組織打交道，如某養殖場的老板就會經常到村里，與村干部進行溝通交流，在此過程中讓村里知道他的需求，在有項目的時候，希望村里能夠支持等。

那么在村的市場主體與村莊是怎么關聯起來的呢？一方面，正如上面提到的，村莊寄希望于在村的資本可以帶動鄉村振興、產業發展，這是村莊想要利用資本的一面；另一方面，資本利用村莊，實現與政府項目和政策的對接，以及與村莊共享榮譽，進而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比如A村是美麗鄉村，鄉村建美麗了，也可以為來奇潭游覽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體驗，這時村莊與景區是一體的，也是共榮的。村莊與景區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村里有活動，吸引了人氣，自然會來景區看一看；來景區的人，也會到村里的農家樂消費。

從縱向的維度看，過去資本下鄉經營農業，面臨著資本嵌入地方社會的問題，其中涉及土地流轉和外部性問題；現在資本下鄉發展鄉村旅游和農旅融合，資本與村莊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二者成為發展共同體，相互依存、相互結合。村級組織依靠與資本的合作完成自上而下的項目任務和治理目標，資本利用村莊獲得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項目資源。這背后反映出基層治理轉型的一個面向，即資本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凸顯，從過去不依賴資本到現在較為依賴資本，其中資本與項目制之間的親和性，基層治理任務的項目化、剛性化和指標化（基層治理空間被高度壓縮），基層治理行政化面向（以完成上級治理任務為導向）是理解這一轉型的核心機制。

具體來說，資本可以在基層治理中發揮如下作用：一是幫助政府和村級組織完成它自身完成不了的任務，比如H鎮的黃花菜項目和公墓項目，這些任務都無法依靠組織和動員農民來做，但是可以依靠資本；二是項目配套和項目的順利落地過程中，資本成為基層政府和基層組織行為策略中的一個重要選擇；三是地方政府需要工作亮點和政績，資本可以幫助政府打造亮點工程；四是資本成為村級治理過程中應對治理問題的選擇之一，村級組織可以動員農民，也可以依托自己掌握的資本，但是動員了資本，村級組織可以更高效率地解決治理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不是必要項，而是一個重要的選擇項，資本使村級治理變得更加便利化，尤其是在中西部人、財、物外流的農業型地區，資本越來越成為村莊治理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治理資源。

資本主體在村莊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具體的項目實施和產業發展等“大事”上，還體現在村莊常規治理的“小事”中。首先，資本下鄉流轉土地，可以為農民提供一定的租金收入，同時還能創造就業機會；其次，資本可以在村莊的公益性建設過程中提供資金支持和幫助，尤其是在農民有迫切需要，同時村里又申請不到項目時，涉及一些利民的基礎設施，比如挖水池、修一條簡單的道路等；再次，患有重大疾病的村民，下鄉老板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最后，常規治理中提供一些便利，如A村的奇潭景區，會在村里打疫苗、選舉的時候，無償提供車輛服務，派車接村民到鄉鎮衛生院和村委會；村里選舉時，借用茶廠老板的場地等。A村書記指出，“村里差錢了、有困難了，就找景區老板，比如修廣場的資金支持，會議室、空調等物資支持等”。

由此可以進一步嘗試解釋資本在基層治理中作用的變化。一是基層治理任務的變化，當前有眾多治理事務僅僅依靠基層傳統的治理資源難以完成，比如項目配套；二是從項目制的角度看，項目安全已成為政府部門最注重的目標，而資本能夠幫助基層政府實現項目的順利落地；三是基層政府組織和動員農民的能力減弱，動員資本就成了一個重要選擇。過去基層治理任務，比如收農業稅費、發展產業等都可以通過動員和組織農民實現，一方面當時的任務不剛性，另一方面基層組織還有調地和調動義務工的權力，農民可以被充分動員起來，但是現在這些條件都發生了變化。政府對資本依賴性的加強可以進一步概括為兩個面向：一是自下而上地看，治理體系難以進入村莊社會內部，治理任務得不到農民的配合，因此需要依靠資本來配合；二是自上而下地看，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生態也發生了變化，整個基層治理行為是靠上級來推動的，基層治理體系的指標化、程序化，使基層干部要想完成各項考核任務，很大程度上需借助資本。

五、鄉村旅游發展中政府與資本的關系

鄉村旅游的發展包含兩套邏輯，一是鄉村旅游與旅游本身的關系是什么？二是鄉村旅游與“三農”工作的關系是什么？首先是鄉村旅游與旅游本身的關系，從當前鄉村旅游發展的角度來看，旅游是地方政府帶動農村發展和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其背后的邏輯在于，傳統產業難以帶動鄉村振興，但可以依靠鄉村旅游，只是在農村發展鄉村旅游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引進資本發展景區游，背后是資本的力量，景區缺乏帶動鄉村發展的機制，而且鄉村旅游本身的市場空間有限。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旅游的地產化、區域內旅游的無序競爭、社會資源的浪費、折騰鄉村、擠占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以及村莊分化的加劇和不公平。

其次是鄉村旅游與“三農”工作的關系，一方面涉及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的鄉鎮政府與村級組織的角色。本地的鄉村旅游總體上仍然是一種自發式的發展，政府希望借助資本開發景區來帶動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從本地鄉村旅游發展的狀況來看，政府主要發揮了協調、管理、服務、規范和監督的作用，在項目資源的投放上，政府也會有側重地將項目資源放到可以做出亮點的村莊，其中以A村為代表的旅游村是鄉鎮的亮點村，所以村級組織在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是資本與政府的關系。這里要對政府進行區分，至少要把鄉鎮政府與區及區級以上的政府區分開來。鄉鎮政府的資源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區及區級以上的政府層級。H鎮的鄉鎮副鎮長指出，田園綜合體是一個大型項目，要進入國家、省一級的項目籠子里去，也只有國家級和省級的資源才能支撐起這個項目。同樣，也要對資本本身進行分類，如規模大小，規模不同，其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就存在差異。鄉鎮一級往往只掌握一些小項目的分配權，大項目的分配權在區以及區以上級別的政府。大資本下鄉的過程中，鄉鎮成為協調型和邊緣型主體，而一些規模小的資本對鄉鎮政府的項目依賴性更大，鄉鎮的小項目對小資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鄉鎮可以借助這些資本來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打造政績亮點，達到其治理目標。小資本與鄉鎮之間有著更為豐富的互動關系。

為什么在鄉鎮治理過程中，資本的作用不容忽視？僅從產業項目落地的角度看，資本與產業項目落地之間有親和性。項目下鄉的背景下，鄉鎮的目標是實現項目的安全落地，比如在規定的時間內規范地完成項目，在此基礎上，鄉鎮希望項目可以發揮錦上添花的作用，即借助項目資金打造鄉鎮的工作亮點。那么，哪個主體可以代替鄉鎮完成此項任務呢？鄉鎮可以選擇的對象包括村民、村級組織和資本。調研中發現，資本是鄉鎮在落實項目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本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資本實力雄厚，可以做到項目配套，實現項目的順利落地；二是資本具有經營能力，會核算成本收益，市場敏銳度高，具有規避市場風險的能力，靠資本來承接產業項目，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三是資本更加靈活，也更有效率，可以規避項目制的僵化，并做出亮點。這些條件都使得資本成為政府落實產業項目的不二選擇，尤其是對比村級組織，資本的優勢更加明顯。村級組織本身的經營能力、發展能力、人力資源等都十分有限，在項目落地的過程中可能會遭遇更多風險。從產業發展本身來看，政府想要打造一個產業，也需要依靠資本的力量。比如要建設一個精制茶出口加工基地，需要投資幾個億，但是政府沒有這么多錢，因此需要依靠資本。

此外，盡管資本與政府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但是在區分不同的資本之后會發現，政府的邏輯與資本的邏輯之間還存在一定的錯位和張力。比如在產業項目落地的過程中，政府打造亮點的邏輯和行政邏輯凸顯，需要扶持一個主體去對接項目，以求大求新，確保某地有一個亮點。但是資本是一種營利導向，受經濟邏輯支配，與政府的邏輯相背離，這會導致產業資金的低效率甚至無效率。因此，這種項目投入的方向需要警惕。

不過，在政府與資本的關系中，還存在一個互利共贏的空間。在鄉村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意圖是通過產業發展來促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而產業發展必須嵌入市場體系，但是在當前產業政策執行過程中，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尤其明顯，比如通過制定產業政策來引導產業發展方向和產業發展目標，鄉村旅游就是典型例子，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旅游融合發展更為典型。再比如政府通過產業資金的輸入來扶持產業發展主體，尤其是引入資本承接項目。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在短期內為產業發展賦能。但是要警惕政府主導的一些產業發展，行政邏輯壓倒社會邏輯，自上而下的規范化和標準化邏輯滲透到社會內部，而社會層面的需求卻未能有效反饋到行政體系當中，產業項目的設施和產業資金的使用并未真正反映和滿足廣大農民的發展需求，最終也難以達到政策目標。

在中西部傳統農業型村莊的鄉村經濟發展和鄉村產業振興中，國家項目和資本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筆者在陜西閻良調研時發現，村干部將政府的項目當作“第一桶金”，有了這“第一桶金”，產業發展才能跨出第一步。在H鎮調研時，鄉鎮干部認為，“現在農村要發展，沒有項目，沒有資本，光靠政府吶喊是沒有用的。政府很歡迎資本下鄉，資本來了，對農民有帶動作用，可以發展地方經濟。企業可以增加地方稅收，帶動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帶動農戶思想觀念的改變和農民就業、農產品銷售”。

六、新一波的資本下鄉以及資本形態

基于C縣的調研，筆者發現鄉村社會已經出現了新一波的資本下鄉。簡單來說，新一波資本下鄉進行旅游資源開發，大多是本地的老板，因本地老板比較了解本地資源的情況。同時，這些老板主要來自兩個行業：房地產業和礦業。新一波的資本下鄉主要進軍的領域是特色種養殖業和鄉村旅游業，其中鄉村振興是重要的政策導向。

從資本下鄉的歷程看，資本下鄉有一定的政策背景。2008年開始大規模土地流轉，農村出現第一波資本下鄉種地，在2015年左右開始撤退。2014年左右，房地產和礦產兩大產業出現資本過剩，資本市場的變化導致資本開始轉型。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黨的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大力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實施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設一批設施完備、功能多樣的休閑觀光園區、森林人家、康養基地、鄉村民宿、特色小鎮；利用閑置農房發展民宿、養老等項目；發展鄉村共享經濟、創意農業、特色文化產業；積極開發觀光農業、游憩休閑、健康養生、生態教育等服務。

關于鄉村旅游的發展，早在2018年之前就已經出現在政策文件當中。2009年，《全國鄉村旅游發展綱要（2009—2015年）》首次對鄉村旅游產業發展方向做出系統性、全局性指導。2014年，《國務院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專門指出大力發展鄉村旅游。2015年，發展鄉村旅游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的第二部分，即“圍繞促進農民增收，加大惠農政策力度”，提出農村產業發展和鄉村旅游融合。隨后，農業部（現農業農村部）聯合財政部等11個部門印發《關于積極開發農業多種功能大力促進休閑農業發展的通知》。

2016年，《“十三五”旅游業發展規劃》首次將旅游規劃列入國家重點專項發展規劃，同年8月，國家旅游局（現文化和旅游部）發布《關于印發鄉村旅游扶貧工程行動方案的通知》，將鄉村旅游與農業現代化、精準扶貧深度結合，提出“深入實施鄉村旅游扶貧工程，充分發揮鄉村旅游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鄉村旅游發展提質提檔，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要求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拓展農業產業鏈價值鏈。繼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之后，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發展鄉村休閑旅游等有機結合。

2020年7月，農業農村部印發《全國鄉村產業發展規劃（2020—2025年）》，針對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要聚焦重點區域、注重品質提升、打造精品工程和提升服務水平。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要求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開發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精品線路，完善配套設施；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和科技示范園區建設。

與第一波資本下鄉相比，這一波下鄉的資本體量更大，開發旅游所需要的資本要求也比較高，如鄉鎮干部所說，“一般的小老板搞不了鄉村旅游，吃不消”，又如山西省某村的村書記所說，“隨便一個景點沒有幾個億下不來”。筆者調研的C縣的幾個景區，富裕山截至2021年已經投資8000萬元，三峽大瀑布為創5A投入了2.8億元。可見，伴隨著社會結構和市場結構的變遷，資本下鄉的過程也在發生變化。認識和理解資本下鄉的結構背景、動力機制和可能帶來的政治社會后果，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當前鄉村社會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