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斗到政權割據：蘇丹內戰“利比亞化”，域內外勢力推波助瀾

當地時間2025年7月14日，蘇丹喀土穆，市中心區域的政府部門、國家機構以及主要公共和私營企業在經歷了23個月的激烈沖突后，遭到嚴重破壞。視覺中國 資料圖

2023年4月15日，蘇丹內戰爆發，至今已兩年有余。今年7月26日，蘇丹內戰的一方——快速支援部隊領導的政治聯盟“蘇丹創始聯盟”正式宣布組建名為“和平”的“平行政府”，意味著敵對雙方從軍事對抗向政治對抗邁出關鍵一步。

盡管蘇丹外交部和國際社會既不認可成立“平行政府”之舉，也不承認其合法性，但蘇丹內戰這一最新動向無疑更令外界擔憂。從權力斗爭、武裝沖突到政權割據，各方勢力尚未決出贏家，可國家在錯綜復雜的博弈中日益分裂，人道主義災難在民間愈演愈烈。作為全球四大沖突之一，蘇丹內戰走向如何，這個非洲大國是否會重蹈鄰國利比亞的覆轍？如今形勢更不樂觀。

雙線針鋒相對、催生“平行政府”

蘇丹內戰已經進入第三年，戰場局勢仍不明朗，雙方敵意愈演愈烈。兩大交戰陣營分別由蘇丹武裝部隊和快速支援部隊（以下簡稱“快支部隊”）領銜：前者自2019年4月將前總統巴希爾解職后接管國家政權至今，代表著國際社會承認的蘇丹政府；后者源自達爾富爾地區部落民兵組織“金戈威德”，在達爾富爾沖突期間成為巴希爾的“私人雇傭軍”和“白手套”，2013年形式上被蘇丹政府收編后，冠以“快速支援部隊”之名。

此后十年蘇丹經歷了從巴希爾時代到后巴希爾軍政府時代的重大變局，蘇丹武裝部隊和快支部隊名義上仍同屬當權派陣營。只是雙方早已面和心不和，前者尤其警惕后者實質不受約束、尾大不掉的趨勢，試圖全力壓制、加快整編后者，由此引發后者對于“強行吞并”的激烈反彈，終于在前年4月引爆全面內戰。

過去兩年，雙方在首都喀土穆、西部達爾富爾地區、中部科爾多凡地區和東南部多州展開激烈戰斗，爭奪首都圈控制權的喀土穆戰役更是持續25個月才告終，成為蘇丹和非洲歷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在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國的先后斡旋下，雙方曾于2023年和2024年分別在沙特和瑞士舉行直接談判和間接對話，但都無疾而終。

快支部隊及其主要盟友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希盧派）]（以下簡稱“蘇人運-北方局”）擁有約12萬兵力，控制著達爾富爾地區多數區域（北達爾富爾州除外）、科爾多凡地區的部分區域、西北部邊境及周邊區域，在今年3月底之前更是控制著喀土穆多個重要地點（包括總統府、喀土穆國際機場、央行、國家情報局總部）。無論是軍事實力、戰斗力還是實際掌控的領土資源，快支部隊的確擁有政治上“自立門戶”的底氣。

事實上，進入2025年后，快支部隊在另立政權的道路上邁出前所未有的步伐，離不開其今年與蘇丹武裝部隊的“斗爭形勢”變化，二者幾乎同步推進。

今年初，蘇丹武裝部隊發起攻勢，1月11日收復中部杰濟拉州首府瓦德邁達尼，2月8日幾乎重奪喀土穆州北部所有區域，劍指首都。這一天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漢宣布，將組建“看守政府”或“戰時政府”完成過渡任務，協助完成“清除蘇丹境內叛亂分子”的軍事行動。

蘇丹武裝部隊的年初組合拳，意在軍事和政治上“雙重絞殺”：一方面，盡可能地收復失地（特別是首都、州府這樣的重要城市）、消滅快支部隊的有生力量、壓縮其生存空間；另一方面，由于自2021年底軍事政變（趕走哈姆杜克文官政府）后蘇丹實際上沒有正式政府，布爾漢率先提出組建政府，無疑是要搶先占據政權合法性。

2月19日主權委員會與內閣達成的憲法修正案協議更是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該修正案刪除了“快速支援部隊”和“自由與變革力量”（政黨與民間團體組成的聯盟）的字眼，禁止外國國籍持有者獲得政府職位，授予主權委員會對外交政策的審查權，合并組建新的過渡立法機構，將軍政府到民選政府的過渡期再延長39個月。

快支部隊和自由與變革力量都是2019年巴希爾下臺后軍方承諾權力共享的對象，但憲法修正案意在正式將二者排除在國家權力之外。既然蘇丹武裝部隊掌管的政權公開否認快支部隊的合法名分，那么后者干脆自立門戶、針鋒相對。

2月18日，沒等憲法修正案公布，快支部隊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集盟友起草“創始憲章”，并于4天后正式簽署，宣布成立“蘇丹創始聯盟”——其成員包括快支部隊、蘇人運-北方局等23個政治和武裝組織，籌建“和平與團結政府”；3月4日，“蘇丹創始聯盟”在內羅畢宣布通過“過渡憲法框架”；4月15日，快支部隊領導人達加洛領銜的“和平與團結政府”宣告成立。

從這一刻起，快支部隊的“平行政府”其實已經開始著手運行，甚至宣稱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和身份證。到了7月26日，“蘇丹創始聯盟”發言人阿拉丁·努古德通過社交媒體發表視頻聲明，宣布組建名為“和平”的“平行政府”，其最高權力機構為15名成員組成的“總統委員會”，由達加洛擔任主席，蘇人運-北方局領導人阿卜杜勒·阿齊茲·希盧任副主席。

據“蘇丹創始聯盟”內部人士披露，在“平行政府”的權力分配中，快支部隊占42%，蘇人運-北方局占33%，剩余25%由蘇丹革命陣線等其他聯盟成員分享。值得注意的是，該聯盟任命的“政府總理” 穆罕默德·哈桑·泰希曾在2019年至2021年間擔任主權委員會成員，是公民團體代表，這一任命無疑具有吸收民間力量的象征性意義。

7月26日成立“平行政府”、任命權力機構和“政府內閣”、重設行政區域和“行政長官”的最新舉動，又是針對蘇丹武裝部隊的動向：5月31日，布爾漢任命卡米爾·伊德里斯為三年來第一位蘇丹正式總理，后者自6月24日起開始組建“希望”政府。雙方在兩條戰線你來我往、誓不妥協，導致今日“兩個政府對立”的態勢。

蘇丹將步利比亞后塵？

蘇丹兩大勢力在權爭和戰爭中打得不可開交，呈現出勢不兩立的態勢：蘇丹外交部強烈譴責快支部隊組建“虛幻政府”，呼吁國際社會不要承認該“非法組織”，布爾漢更是提出“不原諒、不妥協、不談判”原則，只要對手不放下武器就繼續戰斗。快支部隊則以“平行政府”、“定都”南達爾富爾省首府尼亞拉的方式，傳遞出“彼可取而代也”的姿態。

這種與日俱增的敵意，讓整個國家付出了罕見的沉痛代價。目前蘇丹內戰是堪比俄烏沖突、巴以沖突、剛果（金）東部沖突的全球四大熱點沖突之一，已造成超過15萬人直接喪生、885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350萬人成為難民。此外據行業組織蘇丹醫生聯盟（SDU）統計，至少52萬兒童因戰火招致的營養不良而死亡。對于人口不到5000萬的蘇丹來說，戰爭造成了駭人聽聞的人道主義災難。

然而，蘇丹當下的“政權對立”背后，既有國內蘇丹武裝部隊、快支部隊、反對黨和民間力量之間的博弈，還有來自地區和域外國家的外部影響因素，局勢錯綜復雜、和平前景依舊不樂觀。

往往容易被忽視卻作用不可小覷的，就是外部國家在蘇丹內戰中的作用。快支部隊及其盟友在肯尼亞首次宣布組建“平行政府”，引發蘇丹政府大罵肯尼亞為“流氓國家”并召回大使，就是明證。盡管肯尼亞宣稱自己保持中立并在2023年7月試圖調停，但蘇丹武裝部隊予以拒絕，指出肯尼亞總統威廉·薩莫伊·魯托與達加洛關系匪淺，并為快支部隊人員提供庇護。

此外荷蘭調查性新聞組織貝靈貓（Bellingcat）和肯尼亞國家媒體集團上個月確認，快支部隊的武器庫中發現了不少來自肯尼亞的武器，證明肯尼亞對蘇丹內戰的介入。有聲音認為除了魯托總統與達加洛的私人關系外，肯尼亞還介入剛果（金）東部沖突，支持反政府武裝“M23運動”，表明該國有更大的地緣野心。

今年1月肯尼亞與阿聯酋簽署全面經濟伙伴協定，于是有分析認為肯尼亞的做法也受到了阿聯酋的影響，因為后者正是蘇丹內戰中快支部隊最主要的支持者。

阿聯酋與快支部隊的聯系可追溯到2018年也門內戰期間，過去兩年則被指責借道乍得、利比亞、南蘇丹等國，給后者秘密提供武器、無人機、后勤物資。為此蘇丹驅逐阿聯酋外交官，連阿聯酋駐蘇丹大使官邸也遭到襲擊。而且有案例表明，阿聯酋對快支部隊的援助有時與俄羅斯著名雇傭軍組織瓦格納集團協同——瓦格納集團與快支部隊在蘇丹金礦區的采礦、安全業務合作早已有之。

蘇丹武裝部隊同樣不乏外國支持：為了消滅瓦格納集團有生力量，烏克蘭特種部隊在蘇丹展開地面軍事行動，視頻被烏克蘭《基輔郵報》曝光；土耳其近年來積極布局、試圖擴大在東非和紅海地區影響力，一邊提議居中調停、一邊向蘇丹武裝部隊運輸武器，并出動無人機打擊快支部隊；為了制衡阿聯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確保紅海通道于己暢通，伊朗向戰場雙方都提供過無人機，曾一度幫助蘇丹武裝部隊扭轉戰場被動局面......

不可否認，由于地處東非紅海之濱，占據交通要道，蘇丹極易成為地緣爭奪重鎮，但當前的內戰與人道主義災難的根源仍在國內，恢復和平的關鍵，在于蘇丹武裝部隊、快支部隊、反對黨和民間力量能否凝聚底線共識，重建國家政治秩序。遺憾的是，交戰雙方不僅在權力斗爭上陷入“零和博弈”，在意識形態上也截然對立。

快支部隊的世俗主義、部落主義、阿拉伯至上主義思維根深蒂固，因此要求建立世俗化、聯邦分權制的蘇丹，與蘇丹武裝部隊集中權力、整合國家的理念截然相對。站在反對黨和民間反軍方力量的立場，問題在于蘇丹武裝部隊和快支部隊在國家正常化轉型問題上是否有足夠誠意，蘇丹何時能完成過渡、回歸正常文官政府治理，“軍方退出政壇”與否就是他們和交戰雙方的核心矛盾。

兩個政權并立的事實，令當地一位反政府武裝領導人亞希爾·阿爾曼擔憂蘇丹內戰不僅在時間上會延長，整個國家可能復制鄰國利比亞的結局：2011年利比亞卡扎菲政權長達42年的統治被推翻后，國家經歷了長達十年、多國勢力介入的內戰撕裂，如今形成了事實上的兩個政權——控制西部地區（首都的黎波里）、得到聯合國承認的“民族團結政府”，以及控制東部和中部地區、與哈利法·哈夫塔爾將軍及其“利比亞國民軍”結盟的“國民代表大會”。

最新的內戰走向無疑對蘇丹極不樂觀，該國步利比亞后塵的可能性與日俱增。要想重塑和平、維系國家統一，需要內戰當事方為對話與基礎互信留出更多空間，也需要地區和域外國家為和平（而非戰爭）提供更多助力。只是現在看來，各方的所作所為并非在創造有利條件，而是徒增額外風險。對于內戰導致未來更多災難與風險外溢，地區和國際社會不得不做好最壞準備。

（胡毓堃，國際政治專欄作家、中國翻譯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