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上海抗戰遺跡｜保留戰爭傷痕，理解“上海性”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城市各處都留下了當年的抗戰歷史遺跡。在“尋訪上海抗戰遺跡”系列稿件中，我們來到歷史現場，回望80多年前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那些時刻。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潘玥指出，抗戰歷史展現出的是上海關于“抵抗”“堅韌”“智慧”的城市品格，是一種“上海性”的真實寫照。系統保護和研究抗戰建筑，就是將這種獨特的精神底蘊可讀化、物質化、空間化，讓后代能夠真切理解上海為何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在上海的城市肌理中，散布著眾多經歷過戰火的建筑，它們如同凝固的歷史，講述著這座城市的抗爭和堅韌。從靜安區的四行倉庫，到黃浦區的金城大戲院（今黃浦劇場），再到虹口區的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仍然屹立于城市中的這些建筑都承載著抗戰時期的重要記憶。

另一方面，有更多抗戰時期普通人的故事、充滿傷痛的記憶散落在各種記載里，如同那些承載過記憶的地方也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在抗戰八十周年之際，集中地聚焦于這批抗戰遺址，或許也能與當下的上海城市建立一種更緊密的關系。

在接受澎湃新聞的采訪時，歷史學者蘇智良與專注建筑遺產研究的建筑師盧永毅、潘玥、朱宇暉都強調了保護抗戰遺跡在今天的意義。與此同時，他們呼吁在上海建立更多抗戰主題的紀念館，去容納和講述城市的這一段歷史。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內景

“保留痕跡”還是“恢復原貌”？

2015年，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建成并對外開放。其中，四行倉庫東、南、北三側外墻基本恢復了原先的式樣，而西墻保留了曾經在戰斗中被打得彈痕累累的墻體。抗戰勝利后，這堵墻體曾被封堵，在修繕時，四行倉庫修復團隊秉承“真實性原則”，按照留下來的照片、資料，利用現代化手段，經過探測、比對、定位后將彈孔的原貌一一還原，真實復原了西墻上的8個炮彈孔和420余個槍彈孔。

1937年四行倉庫西墻損毀情況。

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潘玥解釋道，“真實性原則”（Authenticity）是遺產保護的基石，由1964年《威尼斯憲章》確立，并不斷被深化，該憲章是國際文物保護的基本法律文件之一。“真實性不僅僅指材料和形式的真實，更重要的是歷史信息、情感和記憶的真實。”除此之外，潘玥指出，在國際遺產保護領域，還要遵循可識別性原則（Distinguishability）和最小干預原則（Minimum Intervention），這兩條原則在四行倉庫的修復中都有體現。

“‘可識別性原則’也是《威尼斯憲章》強調的，即任何修復和新增的部分，都應該能夠與原始部分相區分。四行倉庫沒有用新的材料把彈孔補上，而是對彈孔墻體進行了結構加固和保護處理，讓新與舊清晰對話。參觀者可以明確知道‘這是1937年留下的’或 ‘這是21世紀為了保護它而做的加固’。”潘玥說，而最小干預原則意味著優先選擇加固、保養、維護等手段，而不是動輒就進行大規模地重建或“翻新”，因此，在決定保護方案之前，必須對遺產的價值進行全面、深入地評估。“四行倉庫的核心價值是什么？是它作為一棟普通倉庫的建筑風格嗎？顯然不是。其壓倒性的核心價值在于它所承載的‘淞滬會戰’和‘八百壯士’的歷史記憶。因此，保留戰爭痕跡的方案，恰恰彰顯了核心價值。”潘玥認為，遺產保護在具體操作的時候并不存在一個“普適”的答案，而是在一些大的共識性保護原則下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具體的判斷。

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內景

“如果一棟建筑的主要價值在于其精美的藝術，而戰爭對其造成的只是輕微的、非核心部位的損傷，那么在充分記錄的前提下，修繕并恢復其藝術完整性，是可以探討的。但對于像四行倉庫這樣，其歷史事件價值遠超其建筑藝術價值的案例，保留戰爭痕跡本身，就是最好的保護。”潘玥補充道，“墻體上保留的彈痕是最直觀的城市歷史記憶。除此之外，還有蕰藻浜、羅店等當年淞滬會戰的沿線地帶，可能還散落著一些當年的碉堡、工事等防御設施的遺存片段。這類遺存的價值在于其物質實存的真實性，是歷史的證據。”

舊時的羅店鎮

理解每一處遺產的獨特價值

從四行倉庫出發，沿著蘇州河行走，沿路還有許多經歷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建筑。“蘇州河沿岸的一些老倉庫和工廠在戰爭中也曾被征用或破壞，一些項目在當代改造時會有意識地保留一些歷史痕跡，比如墻面上的標語、建筑的特殊結構等，雖然它們可能不直接與某場戰斗關聯，但卻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工業生產、戰時動員等信息。”潘玥告訴記者，這種“低干預、新功能”的適應性再利用，讓歷史信息以一種更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被保留下來。“抗戰建筑的保護可以是恢復性的，也可以是重塑性的，更可以是融入日常生活的適應性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去理解和評估每一處遺產的獨特價值，并找到最恰當的‘言說’方式。”

2024年，金山區首個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修繕項目——楓涇鎮生產街70號、油車弄2號正式竣工驗收。楓涇鎮完整保存著5萬多平方米明清建筑群，以及近代以來水鄉古鎮的風貌格局。生產街70號、油車弄2號是典型的江南傳統居民院落，2015年8月被列入上海市第5批優秀歷史建筑。而在抗戰期間，油車弄2號西側外墻遭受侵華日軍飛機襲擊，共留下78處彈痕和彈孔遺跡。修繕過程保留了其中的70多處彈痕和彈孔遺跡，在保護古鎮原始歷史風貌的同時，保留了那一段被侵害的歷史。

油車弄2號西側外墻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朱宇暉將這樣的遺產保護風貌形容為一種“歷史的層理”，展現出的是歷史的“疊合感和扭挫感”。“四行倉庫原來是四所銀行共同出資所建設的一所大倉庫，所以特別結實，潛在地具有了被填充軍事功能的可能”，朱宇暉告訴澎湃新聞，“它是一種疊合——原本是和平時代國家的金庫和寶貴物資的儲藏庫，在戰爭時代成為了戰場。歷史是一層層累積的，所以要把這種層理告訴大家，不光是要展現它曾作為戰場的一面，也要展現它本來是什么。”

保留建筑的傷口和傷痕，也是在留住一段集體記憶，戰爭的歷史和傷痛不應該被掩蓋。蘇智良在采訪中說到，在浦東錢倉路350號，有一幢陳氏民宅，是“當年浦東最好的民居”。根據記載，有五間二廂房，三合院式，前面石庫門，二層有半圈“走馬樓”。上海淪陷期間，陳氏民宅被日軍強占，成了慰安所。此外，“東寶興路125弄（包括123弄的兩幢房屋）是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目前房子被保留空關著，如果可以走進去，會看到里面還有一些當時的東西，比如富士山的木雕。”蘇智良呼吁可以在此建立一座紀念館。

“劫掠與創傷紀念地，這是一類特殊的‘負向遺產’，見證了侵略者的暴行，如‘海乃家’、東寶興路125弄等。正視這類建筑的存在，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更完整地理解戰爭引發的后果，從而警示后人。”潘玥說。朱宇暉則認為，對于這些承載了歷史創傷的建筑遺產，“今天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冷靜和自信來對待它。”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盧永毅同樣認為，日軍侵華戰爭改變了上海的城市發展軌跡，上海關于抗戰歷史的記憶的豐富性也是非同尋常。期待還會有更多抗戰題材的紀念館建起來，留住這個城市更多的歷史記憶。

尋訪抗戰舊址的意義

潘玥從“空間-事件-記憶”的復合視角出發，將抗戰建筑分為戰場與軍事遺址、政治與指揮中樞、文化與宣傳陣地、社會與民眾生活空間、劫掠與創傷紀念五類。“通過這樣的分類，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完整、多維度的上海抗戰建筑圖景。它不僅僅是幾個英雄地標，而是一個由不同功能的建筑與空間交織而成的、遍布全城的歷史網絡。”她說。

“上海抗日戰爭是上海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蘇智良認為，“今天緬懷先烈，去尋訪抗戰舊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們從中可以弘揚抗戰精神，為把我們這個民族和城市建設得更美好而努力。”

蘇智良在采訪中推薦了兩條上海抗戰建筑的行走路線。一條是抗戰時的南市安全區，位于今天城隍廟一帶，還有一條是從黃浦劇場出發，到貴州路上的中國飯店（現鐵道賓館）——那里是當年周恩來向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作抗日斗爭等重要指示的地方，然后往蘇州河的方向，過了橋走到四行倉庫，之后還能走到山海關路上的田漢舊居等等。

鐵道賓館現狀鳥瞰

潘玥建議，可以根據不同的主題，設計出有深度、有故事性的“City Walk”路線。“例如串聯金城大戲院、卡爾登大戲院、國泰電影院，以及魯迅、巴金、柯靈等文化名人故居的文化抗戰路線。以四行倉庫為核心，向北延伸至蕰藻浜、吳淞口的淞滬戰場遺跡路線。以地下組織活動據點、秘密電臺舊址、進步書店等組成的地下斗爭路線，展示隱蔽戰線上斗智斗勇的故事等等。”與此同時，可以為每條路線開發配套的手機App或小程序，利用AR、VR技術，在現場重現歷史場景，并為路線錄制高品質播客，講述沿途故事；還可以通過與中小學合作、定期舉辦讀書會、電影放映會等形式，探索形成一個圍繞抗戰歷史的公共文化氛圍。

卡爾登大戲院舊影（今長江劇場）

在此之前，“可能第一步是系統性普查與建檔，這是基礎工作，需要由政府部門牽頭，聯合高校、研究機構，對全市范圍內的抗戰建筑遺存進行普查。范圍不僅僅是掛牌的保護建筑，還要包括散落在里弄、郊區的未定級遺存。為每一處建筑建檔，包括歷史沿革、空間狀況、歷史事件、相關人物、口述史料、影像資料等，形成綜合性數據庫。”潘玥說。

在她看來，長期以來對建筑遺產的關注更多地集中在“美學”和“風格”上，而對“戰爭遺產”“創傷記憶”這類承載著負面或復雜情感的建筑，大家的認識和保護實踐還相對不足。系統地研究抗戰建筑，可以有力拓展我們對文化遺產內涵的完整理解，推動保護理論和技術的發展。“上海的實踐可以為全國乃至世界提供經驗和范式。”潘玥指出，抗戰的歷史中展現出的是上海關于“抵抗”“堅韌”“智慧”的城市品格，是一種“上海性”的真實寫照。系統保護和研究抗戰建筑，就是將這種獨特的精神底蘊可讀化、物質化、空間化，讓后代能夠真切地觸摸到歷史，理解上海為何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基于本土歷史的身份認同感，對于上海而言將尤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