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華：高凌雯《志余隨筆》所見天津的族姓與譜牒

常建華

2025-07-24 07:59

天津地方志的修纂史上，高凌雯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民國《天津縣新志》的總纂，其所著《志余隨筆》實乃修志的經驗之談。高凌雯，天津人，字彤皆，清末生民國卒，清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志余隨筆》為學者所重，來新夏先生點校該書，并為之作《前言》，稱贊該書“資料搜集之廣，尤可為修志者法”，其中引用譜牒資料頗多，于此可見族譜有資于修志。反之，從地方志也可了解其所利用的族譜情況，并從所記內容進入地方歷史，特別是居民的歷史。因此，筆者意在通過分析《志余隨筆》所引譜牒資料，探討天津人族姓的由來、族譜狀況以及譜志的關系。

《志余隨筆》所引譜牒史源及其考證人物價值

高凌雯說編纂天津方志時，“各家譜牒寓目者凡三十二姓，皆于選舉薦紳人物，有資考證”?？梢娝米V牒修志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譜牒有助于選舉、職官、人物的編撰與了解。他所寓目的譜牒應是當時天津存世的主要族譜，有32姓之多。直接引用的譜牒姓氏，有靳氏、李氏、梅氏、陳氏、黃氏、殷氏、費氏、倪氏、趙氏、武氏、華氏、邵氏、金氏、徐氏、劉氏共計15姓，占到所寓目者的一半。

高凌雯修志，很注意用譜牒資料作為證據。如志稿中有李瑞璋，即“據李氏家乘為之”。無譜牒資料為據，修志或有缺憾。如張霪的父親聞予，有弟名念茲，惜“張氏宗譜已佚，若聞予、若念茲，皆不能舉”。譜牒保存資料的功用明顯，高凌雯便說：“明人文字，傳于今猶可得見者……《津門詩鈔》存劉公詩三首，云得自劉氏家譜?！?/p>

高凌雯看重譜牒的重要原因是譜牒人物資料往往根據碑刻，比較可信。如他說：“靳氏家譜謂其先人仕衛職有功者，事跡載城樓碑。”靳氏從城樓碑考證先人仕衛職有功，高凌雯在方志中采用靳氏家譜。再如，“北倉趙氏，原籍江南。永樂二年有名趙全者，以指揮使自會州衛遷武清，此趙譜所載，而《天津衛志·官籍》載有趙金、趙德全，俱江南人。則金或全之誤……則趙全或即趙德全亦未可知”。這是依據譜牒推測衛志記載錯誤的事例。

但是，譜牒記載并不一定嚴謹，甚至前后矛盾，需要辨正。如“縣志《殷尚質傳》亦錄衛志，其死綏一節，則采《明史稿》。公亦有墓碑，且近在城西，人亦未之知也。最奇者殷氏族譜開首即錄碑文，大書‘予謚忠勇’，而縣志沿《明史稿》之訛，作‘忠愍’，殷氏子孫又沿縣志之訛亦改稱‘忠愍’”。殷尚質事跡見于《明史稿》，記載尚質死后謚為“忠愍”，但是城西尚質墓碑記載其謚為“忠勇”，當以墓碑記載為是。縣志采《明史稿》誤，殷氏族譜錄碑文又據縣志改訂，反誤。又如，“黃東為釗長孫，明明載諸墓志，衛志謂東襲指揮僉事，升都指揮僉事。黃氏族譜，既載墓志而世系竟無東名，亦可異矣。且以承襲年祚遠近計之，必東以下再有一世，方能銜接，是譜中斷二世”。這些譜牒編纂者雖然搜集了比較原始的資料，但是疏于考證，行文中常出錯誤。

譜牒也記載有根本就不準確的，需要謹慎辨別，不能拿來就用。如“李經世附傳，采自李氏家譜，其事其文，居然小說也。余為別綴以詞，庶可避俗就雅，若直錄之，則真豆棚瓜架之談矣”。在高凌雯看來，李氏家譜中李經世的記載類似傳聞，如果直接采用將成為民間笑談，所以他特加說明，以免誤導。

有的家譜甚至攀附名人，不足采信。高凌雯舉例：“有人持家譜請著錄，乃前明開國勛臣，累世禁衛大臣，鼎革且有死節者，此勝朝望族也。然衛志修于康熙初，距明不及三十年，閥閱之盛，并無一言及之，是為可疑?！眂這種謹慎求真的態度，保證了高凌雯修志既利用譜牒又不輕信譜牒的恰當做法。

由于高凌雯看到譜牒當中的碑刻墓志傳記資料，有助于修志存史，他在《天津縣新志》卷二四單列“碑刻”一類，其中就有采自于《徐氏家譜》的《徐城墓志銘》《徐嘉賢墓志銘》。

《志余隨筆》所見高凌雯對于譜牒學的見解

高凌雯通過閱讀天津的譜牒文獻，特別是修志中的考辨，對于譜牒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他認為，譜牒世系的長短、本旁支的詳略，關鍵在于家族是否有老譜，世系不可靠的主要原因在于修譜者對祖先的記載出于追溯，他說：

明衛官家有譜者梅氏，世系太長（開國永樂已傳三世）。陳氏世系太促（永樂初至明末僅歷四世）。黃氏世系中斷，殷氏、靳氏、費氏，大率僅載世系本支而旁宗不及，蓋皆前無譜由后追溯，故敘述不詳。惟倪氏具稿稍先，在明末已有底本，分支別派，尚覺清晰。余閱諸家譜牒，往往有創無因，嘗有淺論以為修譜有法固善，否則寧詳毋略，縱不合法，亦勝于無，所要者訂年續修，莫令失墜耳。

有創無因造成世系記載不準，因此修譜要寧詳毋略，訂年續修，保留歷史記憶。

譜牒記載如出于追溯，更加之文學形式，會影響史料價值，修譜應當避免。高凌雯講道：“靳氏自永樂北遷，累襲衛職。至乾隆初，始立譜，子孫追述祖德，不以記傳而以七言歌行出之，故事跡隱而不著。”

也正是基于上述認識，高凌雯認為民間修譜與“官譜”應有所區別，在于知祖先、明親疏、詳記載，而非明嫡庶、名位貴賤。高凌雯比較歐陽修所修族譜與清代族譜說：

歐陽文忠公輯族譜，但書名綴世系而已，蓋猶官譜舊式也。今譜必書字及妻室、生卒年月日時、葬地方向，或病其繁賾，謂為不古，非也。蓋古者世官之制，譜掌于官，僅以記宗支，明嫡庶，使無淆亂。今譜藏與家，欲使子孫詳知其祖先，油然動追遠之思，故不嫌繁瑣，此時勢之異也。惟譜以明親疏，不在名位貴賤，今有詳敘官階使后人生軒輊之心，已失譜意。又有于名下論贊數語，類于注考，更失譜法矣。

古今異勢，應理解今人，不必一定以古繩今。

因譜牒資料有助于修志辨別人物，族譜最好將傳記資料別為一編。高凌雯指出：“科名、仕宦、封贈，皆最榮幸難得之事，凡祖先既有者亦不可湮沒，修譜者應與傳志、行狀，別為一編，附譜而行，以存一家掌故。”

高凌雯認為，譜牒記載人物要詳略得當，官紳尤為重要。他說：“明以衛官治衛人，官即紳也。上下相習，疾痛相關，勤于職者，必不乏人。衛志簡略，遺跡多湮，其見于諸家譜牒者若殷氏、靳氏、梅氏、黃氏，則又詳者不要，要者不詳?！奔匆邞?，不要者或可不詳。

天津人的由來：入籍與定居

天津地區的居民歷史雖早，但是設立官府則較晚。金朝有直沽寨，元置海津鎮，明改天津衛，清割靜海、滄州、武清為天津縣。自明永樂年間得名“天津”，隨后明設天津左衛、天津右衛、天津衛，英宗時建城，始見城市雛形。

天津城市史應當是從明朝正式開始。高凌雯對此有深切的感受，他說：“天津戶籍最早者，大率由永樂遷來?！敝傅木褪切l籍軍戶是天津人重要來源。《志余隨筆》列舉了不少事例說明天津族姓來源于明永樂時期遷來的衛所軍人。如黃氏：“黃勝以燕山衛所總旗，從靖難軍立功，累升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調天津左衛，管衛事?！痹偃缑肥希骸懊肥蠟槊黢€馬都尉梅殷后，及讀其族譜，世系極詳。梅殷生景福、景福生敬，敬生滿兒，為天津衛指揮使。滿兒為太祖命名，其調衛當在永樂二年……梅譜原起于滿兒，其于殷則追書之，殷次子景福見《明史》，景福子敬未知所據，然梅氏必不偽造，或者滿兒于殷為曾孫行，系出別支，年遠遂有傳聞之誤耳?！庇秩珀愂希骸瓣愂献遄V載，始祖一青，二世進，三世以智，四世應夏。應夏縣志列入國朝人物。案：一青自永樂二年以千戶調天津，證諸官籍，確載其名，而傳之國初，其間只歷二世，恐有闕失?！贝送?，本節第一部分提到的北倉趙氏，永樂二年趙全以指揮使自會州衛遷武清。

永樂之后來津的軍人也陸續入籍。如武氏：“武嵩齡，大同人，明季官指揮僉書，管城守營事，擢遼陽都司。鼎革后，以天津為其舊治，移家居焉。有子七人，孫二十人。其譜牒自嵩齡以下甫三世而已斷，今天津武氏多其后裔而莫能上溯矣。”再如倪氏，“衛制先入學而后襲官者有之，如尚殷質是也。倪氏家譜載倪思立萬歷二年武進士，襲職與發科不應相距三十年之久，二者必有一誤。且已襲官，能否許應鄉會試，其制已無考”。顯然倪氏可襲官，原本屬于軍籍。

明代因經商等原因來津定居者也有。如“華氏有由嘉靖間遷來者，曰北華，其發科自華典始；一支由康熙初遷來，曰南華，其發科自華蘭始，兩系同宗，原籍無錫，惟西南華家莊，別為一族，與城華不相涉”。

清朝廢除明朝的衛所，在天津設立行政機構縣州府，天津的城市性質更加突出。各地來津的族姓增多，如“邵氏本姓劉，新莽時改姓周，后又冒姓邵。其族譜云，順治初充務關掾，康熙元年務關移天津，與之偕來，遂入籍。以此可證務關南移之日”。明朝運河有七大鈔關，武清縣河西務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初鈔關從河西務移駐天津，劃歸天津道兼理。邵氏原在河西務稅關任職，亦隨務關遷移而入籍天津。又如金氏：“金公平，譜名安平，康熙間自會稽來天津……若金镕、若金溎滎、若金銘，雖同姓而各為一族矣。金溎滎之后今在太原，金镕即金剛愍公父，其族繁衍，自山陰遷天津，其譜牒上起于元，繩繩繼繼，派別厘然?！苯鸸绞乔蹇滴蹰g自浙江會稽遷來天津的。

外地來津定居者不少是冒籍者。冒籍主要因科舉考試為鹽商、灶戶設籍而產生。高凌雯說：“商、灶兩籍，肇自明代。商籍為鹽商子弟僑居而設，日久遂開冒籍之門。凡客游茲地者，因其親族，緣引入場甚或異姓投考，至中式后有改歸原籍之例，因以復姓，后以冒濫裁革，而灶籍如故。灶籍為沿海州縣灶戶而設，弊在一人而備二名，于此試之，未售者再于彼試之，謂之跨考。”冒籍的具體事例，如“徐金楷初名金楷，俞金鰲初名金鰲。舊志選舉班可考。當是金氏入籍早，其后浙人來此冒籍者，因以冒其姓也”。

總而言之，高凌雯對于譜牒資料與修地方志的關系有清醒認識，他盡可能利用天津的譜牒，作為《天津縣新志》重要的史源，同時對于譜牒記載多方比證，謹慎采納，保證了《天津縣新志》的質量。高凌雯修志過程中得出對于譜牒以及與地方志關系的看法，也是關于譜牒學、方志學的珍貴經驗之談?！吨居嚯S筆》頗多記載高凌雯寓目的譜牒資料，為我們了解天津的譜牒留下了珍貴的記載。根據高凌雯《志余隨筆》所記譜牒資料，我們也了解到天津的族姓由來與城市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