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電影周”收官，電影返璞歸真重拾誕生之初的驚奇

編者按：6月27日，隨著“一帶一路”電影周長三角展映的落幕，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周也正式收官。本屆電影周以“跟著電影去旅行”為主題，依托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全球影響力與浦東的“橋頭堡”優勢，實現“從文化節慶到產業集聚”的戰略升級。本屆電影周不僅展映來自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多元影片，更通過國際影人交流、文化產業論壇等活動，為浦東打造全球文化藝術開放交流區注入動力。

1895年12月28日，巴黎一眾名流受盧米埃爾兄弟之邀，來到卡普辛大街14號大咖啡館的地下室。他們看見，在一張碩大的白布上，浮現一幀幀影像。當銀幕上的馬車向觀眾迎面馳來時，一位女客竟害怕得忽然站起。這便是電影誕生的時刻。這些源自歐陸的短小、緘默的黑白影像，如同一顆蒲公英種子，在130年后的今天，已然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形成一種普適的圖像語法。

然而，主流的電影史敘事，往往更關注歐美電影的進展。好萊塢以其成熟的電影工業范式，形塑著人們對娛人耳目的商業電影的理解。后發國家各具特色的電影藝術，則蜷縮在電影史教材的腳注里。但剛剛落幕的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來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電影，得到了特別關注。其間，有獨立的“一帶一路”單元，展映來自這些國家的優秀電影。不僅如此，18日下午，“一帶一路”電影周在浦東新區申迪文化中心正式啟動，將涵蓋影片展映、文化與產業圓桌論壇、“魅力浦東之旅”文旅體驗、“一帶一路”生活市集等影視與文旅相結合的系列活動。

“一帶一路”電影周相關活動

“一帶一路”電影周相關活動

在這些電影中，我們可以窺見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所謂的“地方知識”。在歷經多年的東南亞民族志工作之后，他在《深描說：邁向文化的解釋理論》一文中總結道：“對民族志來說，理論的職能在于提供一套詞匯，憑借這些詞語，符號行為關于其自身——也即是說，關于文化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所要說的得以表達出來。”之于格爾茨，并不存在一個統設一切的總體理論，而對這樣一種宏大理論的想象往往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我們需要在理論中發明一種本地的眼光，并透過這種眼光，重新理解西方經驗中的諸種常識。由此，“正視社會行為的符號層次——藝術、宗教、意識形態、科學、法律、道德、常識——并非逃避生命的存在難題以尋求某種清除了情感之形式的最高領域；相反，這正是要投身于難題之中。”

“一帶一路”電影周相關活動

“一帶一路”電影周相關活動

電影節期間展映的馬來西亞導演里德萬·賽義迪的《吉隆坡的眼淚》，顯然是一部需要透過本地的眼光來理解的電影。其圖像與敘事，如同晦澀的織錦。只有熟悉吉隆坡文化場域的混雜性的人，才能看清這些織錦的紋樣，若非如此，我們就只能看到這些瑰麗圖案的背面，受困于一叢又一叢的圖像線頭。譬如，人物對白與獨白時所使用的英語、馬來語、粵語、普通話等，標識出吉隆坡社會人口構成的多元性。影片中的每個角色，都來自不同的族裔，有著不同的信仰。他們之間的連接是相當淺淡的，如同波德萊爾在《一位擦肩而過的女子》一詩中描寫的場景，讓他們產生聯系的，是被留存在一個個瞬間的相遇與體悟。因此，作為一部富于實驗氣質的影像作品，《吉隆坡的眼淚》的敘事層面相對較弱。對畫面之形式感的強調，人物動作的儀式化、舞臺化，構成了這部電影的基本風格。吉隆坡才是這部電影真正的主角，而那些人物，只不過是吉隆坡這座城市的一個個側影。

《吉隆坡的眼淚》劇照

與之相比，同期展映的另一部土耳其電影《暗夜邊緣》（圖爾克·蘇爾導演），則是一部結構如19世紀經典短篇小說般精巧的作品。影片透過一個微觀切口，講述了發生在2016年土耳其的未遂軍事政變。政變發生前，出身軍事世家，正在軍中服役的錫南，接到了將其兄長凱南押送至軍事法庭的任務。 影片的整個故事，就發生在押運任務前后，時間跨度極短，只在兩晝夜之間，場景也高度集中，僅僅是小亞細亞半島上的軍事基地與荒涼的公路。觀眾仿佛置身于那場混亂的軍事政變之中，和主角一樣迷失方向。這是一種高度戲劇化，近乎古典主義的技法。這部電影沒有像《吉隆坡的眼淚》一樣，讓觀眾置身于難題之中。《暗夜邊緣》雖然采用了土耳其本土的地景，征用了土耳其現代史上的一個戲劇性時刻作為背景，但其核心母題，卻是超越地域之外，能夠為絕大多數國家地區觀眾所理解的兄弟情誼。

《暗夜邊緣》劇照

觀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電影時，我們時常難以把握地域想象與普世情懷之間的微妙平衡。 因為正如格爾茨所言，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放之四海皆準”的道德、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所以，若將這些電影放在后殖民主義的透鏡下加以檢視，我們會發現《吉隆坡的眼淚》背后，潛藏著某種對城市文化主體性的焦慮：每個人物的自我敘事，都在不斷地遺忘與重建之中，直到抵達他們所共在的吉隆坡，并堅定地說出，我就生活在此時此刻，這部電影才算真正完成。而里德萬之所以無法從一系列近乎碎片的影像中，黏合出一個完整的敘事，正是因為他想要在電影中保存這種主體性尚未形成時的焦慮感。

但將這些國家的電影猬集于一處，加以展現，如此做法，的確是在塑造一個更大的“想象的共同體”：一個開放多元的文化場域，需要透過“一帶一路”來締造。到那時，“地方知識”依舊堅韌，而電影本身，也會有除了高度工業化、流水線化以外的更多可能，在這些西方中心主義者眼中所謂的邊緣地帶，電影反而會返璞歸真，恢復它誕生之初的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