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數術｜天文密奏與陰陽寮的進化史

按：這是一個歷史學者用星占數術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日本寶龜三年（772）三月，光仁天皇的皇后井上內親王被廢。《續日本紀》中記載“皇后坐巫蠱廢”。不久，皇太子他戶皇子也因“魘魅大逆”而被廢為庶人，母子遭到流放。在流放地被幽禁了一年多后，井上廢后與廢太子他戶被暗殺而死，該事件可以被稱為日本版的“巫蠱之禍”。

由于稱德女帝（孝謙天皇重祚）未立皇太子，藤原百川等人搶在右大臣吉備真備反對之前，擁立了已經62歲的旁支皇族白璧王為新天皇，即光仁天皇。白璧王本是天智天皇的孫子，原不在天武天皇一脈的繼承體系當中。但是，由于天武天皇系的皇族在數次政變中已被屠戮殆盡，而白璧王的夫人是圣武天皇的女兒、稱德女帝的姐姐井上內親王，即如果之后由井上皇后的兒子繼位，那么天皇的母系仍屬天武天皇一脈，算是一個折中之選。然而令人怎么都沒想到的是，藤原百川、良繼等人為了弄權，竟制造了這么一起冤案。新立的皇太子山部親王（即后來的桓武天皇），其母高野新笠來自百濟的渡來系氏族。渡來系氏族在當時政治地位不高，沒有什么話語權，本來很難獲得立儲的資格。因此，山部親王對藤原氏的支持異常依賴，又娶了藤原良繼之女乙牟漏（后立為皇后）和藤原百川之女藤原旅子（立為夫人，其子淳和天皇即位后被追封為皇太后）作為政治上的助力。

這場政治陰謀在《續日本紀》中僅有只言片語，很難得知當時朝臣們是否出現過抗議或諫言。但這段特殊時期的史料中，一些“天文異象”頻繁出現，似乎可以一窺端倪。

歷史劇《大仏開眼》（大佛開眼）中孝謙天皇劇照

“天文密奏”：陰陽寮主導的輿論戰

從寶龜三年（772）六月至天應元年（781）山部親王即位成為桓武天皇的期間，短短的八年時間里多次記錄了異常天象，出現最頻繁的是“白虹繞日”和“太白晝見”。

“白虹繞日”是一種大氣光學現象，也有“白虹貫日”、“白虹竟天”等說法。“太白晝見”則是指太陽升起后的白天也能看到金星的天象，如果正午時還能看到金星，則叫做“太白經天”。這種天象在現代看來并不是什么罕見的自然現象，但在古代卻被認為是上天的警示。

“白虹貫日”和“太白晝見”這兩種天象在《晉書·天文志》中亦有記載：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妖是見南方，中臺星坼，太白晝見。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臺星失常，三公憂。太白晝見，為不臣。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及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于是三王并起，迭總大權。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二年七月，白虹貫日。自后庾氏專政，由后族而貴，蓋亦婦人擅國之義，故頻年白虹貫日。

歷史上，引發了長達十六年戰亂的“八王之亂”，其起因就是晉武帝在繼承人選的選擇發生了重大錯誤，導致了賈后專政弄權，太子被害。《晉書·天文志》是當時日本陰陽寮的指定教科書之一，寫下這樣的天文異象，其寓意不言而喻：用賈后殺太子引發八王之亂、東晉時庾氏一族把持朝政的典故來指代藤原氏把持朝政、陰謀陷害井上皇后和廢太子一事。未發生此事前，從公元720年左右開始計算，半個多世紀來“白虹貫日”類天象僅有兩次記錄，“太白晝見”類天象有三次。而發生了冤案后的八年時間里，先后發生了4次“有虹貫日”類天象、5次“太白晝見”或“經天”天象、3次流星雨或“星隕”天象，還有1次彗星出現。由此看來，這些頻繁被記錄在冊的“異常”天象很可能是陰陽寮官員對天皇的諷諫。

奈良時期（710-794）的日本積極學習唐代的制度和文化傳統。負責觀測并記錄并上報天象的官方機構，就是仿照唐朝的太史局設立的陰陽寮。而上奏異常天象的過程因有嚴格的規定，在日本史中有一個專有名詞——“天文密奏”（てんもんみっそう）。

密奏一詞的來源，應是唐令中規定的“密封聞奏”。《唐六典》卷十太史局一節有注：“觀生不得讀占書，所見征祥災異，密封聞奏，泄露有刑。”即負責天文觀察的觀生不可以讀寫有占辭的書，上報的異常天象要密封上奏，如果泄露會面臨刑罰。日本依此例制造了“天文密奏”制度，還特別強調：“季別封送中務省，入國史。所送者不得載占言。”即與異象相關的占辭不能記入史書。這種制度在奈良時代得到嚴格地遵守，《續日本紀》中包括上文提及的“白虹貫日”和“太白晝見”等天象僅僅有記錄，未出現相關占辭。

而事實上，唐朝對星占數術學問雖然有所管控，但并未出現類似“國史不得載占言”的規定。《舊唐書》以及《唐會要》中多有發生異常天象時，君臣問答的內容。例如貞觀八年（634）年八月二三日，有星孛（彗星）出現在虛宿、危宿，十一日后才消失。太宗召問虞世南：“是何妖也。”虞世南對答：“昔齊景公時，有彗見。晏嬰對曰：‘君穿池沼畏不深，筑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星滅。臣聞政德不修，雖麟鳳數見，終無補也。茍政教無闕，雖有災變。何損于時。伏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惰。慎終如始，彗何足憂。”魏征也諫言：“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又如開成二年（837）三月朔彗星出現，文宗召見司天監詢問，司天監朱子容回答：“彗主兵旱，或破四夷，古之占書也。然天道懸遠，唯陛下修以德政以抗之。”基本上都是勸諫君主多修德政，戒驕戒躁，而君主也都認可、采納這些意見。

與唐朝君臣的“松弛感”不同，通過政治陰謀“非正常”即位的桓武天皇，對這類占辭以及怨靈作祟的傳說格外介意，甚至可以說高度敏感。

天應元年（781）光仁天皇讓位，山部親王即位，即桓武天皇。僅這一年當中，就發生了10次地震，僅六月就出現了兩次“太白晝見”。七月，桓武天皇下詔大赦天下。

次年再次改元，延歷元年（782）初，冰上川繼（賜姓皇族，鹽燒王之子，母親是圣武天皇的女兒、井上廢后的姐妹不破內親王。此案中，不破內親王與其姐妹親族也都被流放）謀反案發生，陰陽寮官員山上船主等被連坐貶官。三月，又發生三方王詛咒天皇一案，冰上川繼的親友共四十余人被流放，其中山上船主被流放至隱伎國（今島根縣的外島部分）。這一年的三月和十一月都出現了“有虹繞日”的天象。

延歷三年，桓武天皇因藤原種繼的建議，決定遷都，開始營建長岡京。結果接連發生天災，同年十一月還發生了月食。

延歷四年，原本被光仁天皇指定的皇儲早良親王（桓武天皇的弟弟），同樣以謀反罪、暗殺藤原種繼的罪名被廢黜。在流放途中，早良親王絕食抗議而死。隨后，桓武天皇立自己的長子安殿親王為皇太子。此后天災頻發，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天皇的妃子藤原旅子、母親高野新笠、皇后藤原乙牟漏以及另一位妃子坂上又子等親近之人相繼去世。延歷八年正月朔日，還發生了日食。這些在當時都算作天皇無德的證據，桓武天皇對此非常忌諱。延歷十一年（792）六月，因皇太子久病，桓武天皇命陰陽寮占卜生病的原因：“皇太子久病，卜之祟道天皇為祟。”陰陽寮占卜的結果是早良親王的怨靈在作祟。這是怨靈作祟事件首次被寫入正式的官方記錄。

于是，在長岡京僅使用了十年之后，桓武天皇再次遷都，新都城便是以陰陽五行觀念營造的“平安京”（今京都府京都市）。又追尊早良親王為“崇道天皇”，并恢復井上內親王的皇后之位。延歷二十四年，山上船主等被赦免回京。

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光仁、桓武天皇這一脈對“得國不正”問題的敏感。比較起來，唐代的史書對玄武門之變、神龍之變等政變的描述非常細致，對于所謂“天象示警”也并不避諱。因此，唐朝并沒有如日本朝廷設計出來的“天文密奏”制度。

陰陽寮當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甚至會根據政治需要靈活處理“天文密奏”。例如，上文提及的山上船主，以及前任陰陽頭大津大浦，都曾遭遇了連坐、流放，晚年才被赦免回京。可以說，陰陽寮官員被卷入政治斗爭的情況并不罕見。山上船主被視作冰上川繼的黨羽，因此政治立場可能會傾向井上廢后一派，被多次記錄的“白虹貫日”和“太白晝見”代表了反對派朝臣對冤案的不滿。撤掉了這些舊臣后，桓武天皇啟用了例如榮井蓑麻呂這種非陰陽寮世家出身的一般官員擔任陰陽頭。但在遷都長岡京的關鍵時刻，先后發生了流星雨（延歷三年十一月八日）和月食（延歷四年九月十五日），而國史并未記錄，反倒是《日本靈異記》這樣的佛教說話集記錄下了流星雨與月食發生的具體時間和情況。那么，很可能是為了順利遷都，這些“異常天象”要么未被如實上奏，要么被有意扣了下來。這種例子在之前藤原仲麻呂的執政期也能見到。不利于執政者的“天文密奏”會被刪掉或隱瞞。“天文密奏”能否被載入史冊，背后是執政者一派與陰陽寮官員一派之間的政治較量。

比叡山延歷寺藏桓武天皇像，文化2年（1805）

“密奏權”在誰：陰陽寮的構成與職官設置

陰陽寮這項機構初見于天武天皇時期。天武天皇本人就善占卜之術，在舉兵反叛近江朝廷時，曾以占卜術預言了己方的勝利，鼓舞了軍中的士氣。在政局混亂之時，星占卜筮之術所帶來影響力和精神助力，天武天皇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其統治期間，出現了草創階段的管理陰陽占卜的專門機構陰陽寮，可見統治者對有效管理這些術數知識以及專業人員的期望。日本最早的占星臺（天文臺）就建于天武四年（675）正月五日，“始興占星臺”，此后的史書中（如《日本書紀》）開始詳細記載諸如彗星、木星、火星等天文觀察的內容。

早期的陰陽寮官員中，多見僧侶和渡來人的姓名。由于6世紀左右的倭與百濟是盟國，早期向日本傳授陰陽、歷數學問的就是來自朝鮮半島的學問僧。推古天皇時期，百濟僧人觀勒渡日，朝廷選書生三四人跟隨其學習陰陽歷數之法，其中“陽胡玉陳習得歷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得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修習方術”（《日本書紀》推古十年十月條記載）。這里的“陽胡史氏”和“大友氏”都是來自大陸的渡來人氏族。

朝廷為了能夠有效控制、管理這些專業人員，也為了保證人才和學問的傳承，日本朝廷會頒布“還俗敕令”，要求已經出家的學問僧還俗，出任陰陽寮官員。僧侶、還俗僧侶、渡來人氏族，構成了早期陰陽寮官員。例如慶云三年（706）去新羅留學的僧人義法，歸國后被要求還俗，賜名意毗登，又叫大津連首，于和銅七年（714）出任陰陽寮官員，后傳說官至陰陽頭。大津氏此后持續有子孫出任陰陽寮官職，包括前面提及的陰陽頭大津大浦。

日本的陰陽寮比對唐太史局的模式而建造。當然，在人員和部署方面都有所縮減。對照如下：

唐太史局結構（根據《唐六典》卷十）：

令二人、丞二人、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楷書手二人、亭長四人、掌固四人、司歷二人、保章正一人、歷生三十六人、裝書歷生五人、監候五人、天文觀生九十人、靈臺郎二人、天文生六十人、挈壺正二人、司辰十九人、漏刻典事十六人、漏刻博士九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典鐘二百八十人、典鼓一百六十人。

日本的陰陽寮結構（根據《養老令》）：

頭一人、助一人、允一人、大屬一人、少屬一人、陰陽師六人、陰陽博士一人、陰陽生十人、歷博士一人、歷生十人、天文博士一人、天文生十人、漏刻博士二人、守辰丁二十人、使部二十人、直丁三人。

日本的陰陽寮大致可分為陰陽、歷、天文、漏刻四個部門，每部門各設一位博士，十名“生”來保證運行（漏刻部門因工作性質需要兩倍的人手）。這個結構較從養老令頒布，直至平安時代結束，整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動。只有一段時期較為特殊，就是藤原仲麻呂執政期時，陰陽寮曾被改名為“太史局”，同時拆分了大學寮的算科，與陰陽寮的歷科合并為歷算科。這番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推進《大衍歷》的改歷工作。藤原仲麻呂本人喜愛唐風，在他的執政期間，很多機構都被改成唐名。而在他政變失敗倒臺、稱德女帝重祚后，他推行的這些改革也基本都恢復成了原樣。

唐太史局（司天臺）原隸屬秘書省，其組織結構并非陰陽寮這種簡單的兩級線性結構。從官銜設置和負責內容來看，每部至少可再分三或四級。例如歷法方面：歷博士（后稱保章正，從八品上）——司歷（從九品上）——歷生——裝書歷生，而天文方面，天文博士（長安四年后稱靈臺郎、正八品下）——監候（武德七年廢，從九品下）——天文觀生——天文生。雖然一些職位（例如監候）存在虛設的情況，但總體上看，唐太史局有著更為復雜的結構。從上文的“觀生不得讀占書，所見征祥災異，密封聞奏”一句來看，“天文觀生”就有密奏天象的權力。而行政級別更高的監候、靈臺郎、太史令丞等人，自然也擁有上奏權。太史令、司天監除了用有上報天象的權力，還有應答皇帝垂問的職責。

而日本的《職員令》中卻沒有明確指出陰陽寮的“奏訖者”到底是誰，是天文博士以上都具有密奏權，還是僅有陰陽寮的高級官員才有這種權力？從前文的事例來看，奈良中后期的密奏權很可能歸于長官陰陽頭一人。當面臨遷都、皇位繼承等大事時，異常天象會被隱瞞不報甚至從國史中刪除。

從上文還可以看到，唐的太史局長官其實是有兩個人——“令二人”，而陰陽寮的長官陰陽頭只有一人，這也許就是兩個官職的本質區別。唐的太史令仍屬于專業性質強的技術類官職。而日本的陰陽頭則介于技術類官員和行政官員之間。在政局混亂、“天文密奏”會影響到朝廷局勢時，日本的執政者會選擇派遣一般官員、藤原氏貴族、皇族來出任陰陽頭。延歷年間擔任陰陽頭的藤原菅嗣、藤原刷雄，都是出身藤原家的子弟。這種“陰陽頭”雖然沒有術數學知識背景或天文方面的專業能力，但可以通過控制“天文密奏”來配合執政者的需求。

平安初期頻繁發生的怨靈作祟事件，其實是職業陰陽師對災異說的利用。其工作流程類似“發生怪異事件——陰陽寮占卜原因——指出怨靈作祟——陰陽師負責祭祀攘災”。在天災瘟疫不斷的大環境下，陰陽師利用統治階層的脆弱心理，重新奪取政治話語權。而9世紀中葉以后，在職業陰陽師逐漸獲得了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時，“密奏權”以及“陰陽頭”職位又回到了技術官僚（陰陽師）的手中。10世紀之后的史料中，更出現了天文博士直接向天皇上奏的事例。且“國史不得載占言”的要求也不再嚴格。《三代實錄》中就保留了“去年陰陽寮奏，明年可有兵疫之災”，“應警兵事”的內容。

“松弛感”來源：唐日對五行術數知識的普及程度

唐王朝與日本朝廷對于“天文密奏”的態度，從本質上看是明顯不同的。雖然很多日本史研究者、陰陽道史研究者認為，“天文密奏”制度來源于唐代律令，但造出這個專有名詞并且執行起來的，是日本朝廷自己。

造成不同的原因，或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解讀。

第一，文化土壤與術數知識的普及度不同。唐朝君臣對“天文異象”的松弛感，來源于術數知識在當時的社會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君臣對五行術數知識體系有著較為充分的理解，所以可以客觀、平和地討論天文異象問題。即“松弛感來源于自信”。這里可以舉一個《舊唐書·方技傳》的事例。

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為道士。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不隸秘書省，以獻甫為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于上陽宮集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五諸候、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克金，是臣將死之征。”則天曰：“朕為卿禳之。”遽轉獻甫為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依舊隸秘書監。

尚獻弗與武則天之間的這番君臣互動，可以說明很多問題。尚獻弗被啟用時，曾以自己怕拘束為由推辭。武則天就直接將太史局從秘書省獨立出來，并改名渾儀監，任命他為長官。后來尚獻弗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以自己本命在金為由，熒惑（火星）犯五諸侯的太史位，以天象論說自己命不久矣。武則天對他的話非但沒有質疑，反而主動為之解厭，不但將其調離原來的職位還尋了一個帶“水”字的散官——水衡都尉給他，理由是水能生金。可見，五行納音之說在當時是一種社會共識。基于這種文化底蘊，君主自身也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對于天文異象的接受度比較高。

第二，儒家學說的發展與社會地位。天象異變的象征意義，源于先秦時期流行的占星術與陰陽家思想，西漢的董仲舒將其發展成“天人感應”學說，使之理論體系成熟完整。而儒學發展這套學說的目的，是為了制約皇權的發展，強調德政仁政，并不會無限制地發展其神學的一面。因此，東漢時以王充為代表的儒學家又發展出了相對系統的無神論思想來制約“天人感應”說的發展。到了唐代，太宗本人提倡儒學，曾說：“朕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禮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下旨讓孔穎達等編寫《五經正義》。就連當時擔任太史令的傅奕（抵制佛教）、太常博士的呂才（編撰修訂《陰陽書》）等人其實也都是碩學大家。三教興盛的唐王朝，儒家思想仍然占有主導地位，治國以禮教為先，對于讖緯學說有一定的抑制。

日本的情況則不然。奈良時期最為興盛的是佛教文化，天平文化期（729-749）作為其歷史上鼎盛的文化興盛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件卻是修建大佛。日本還創建了神佛習合的體系，加強了信仰的廣泛性。藤原氏，出自中臣氏，而中臣氏就是負責神事和祭祀的氏族，號稱是“在神和人之間負責溝通的臣”，由此得名。在藤原氏的掌權期，強化有神論顯然更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在8世紀末的平城、嵯峨天皇的在位期間，兩位天皇都有過恢復以儒學為治國基礎的政策，但經過朝堂辯論后都被曲解，政策恢復原樣，難以推行。

下面兩個關于遷宮的事例也可以比較出不同。

上欲作五王院于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岳明使相其地。岳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今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資治通鑒》卷248宣宗大中二年載

陽成天皇由東宮移居內里仁壽殿：“是日申時，天皇遷自東宮，御仁壽殿。童女四人，一人秉燎火，一人持盥手器，二人牽黃牛二頭在御輿前，用陰陽家鎮新居之法也。公卿宿侍內里，三日不出。”

——《三代實錄》元慶元年（877）二月二十九日載

《資治通鑒》中，唐宣宗想在宮中修建五王院作為皇子們的居所，于是召見柴岳明來相地，但柴氏卻認為相宅術的陰陽宅理論只用于民間，“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所以陰陽書不言帝王家。唐宣宗也認可他的說法。而《三代實錄》的這段遷宮的做法，正是中古時期流行的陰陽入宅法。當時認為宅分陰陽兩種屬性，入住新宅要舉行相應的儀式以求陰陽平衡。民間有這方面的記載，敦煌文獻中可見記載如下：

敦煌文獻P.3281：

欲入宅，先以五谷遺戶屋庭，宜子孫。入陰以寄（奇）月，入陽以偶月。第一，童女二人，一人擎水，一人舉燭，童男三人，二人擎水，一人舉燭。男入陰、女入陽。

陽成天皇遷宮的這套儀式，能看出是源于中古期流行的陰陽二宅術。據其他史料載，早在桓武天皇遷平安宮時也采用了同樣的移徙法，很可能是當時已經制度化的遷宮儀式。這也是記錄了陰陽寮主持遷宮儀式的最早記錄。兩條史料都發生在公元9世紀中下葉，作為帝王是否應采用陰陽家意見的問題上，唐日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