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熙：宋代的婚姻禮儀

朱瑞熙

2025-07-04 10:26

唐、宋之際，社會風尚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唐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代，社會生產力有了許多發展。社會階級結構也從唐代的門閥士族和部曲、奴客、賤民、番匠、奴婢等舊格局轉變為宋代的官僚地主和佃客、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新的格局。周圍各少數民族特別是契丹、黨項、女真等族一度強盛，建立起幅員廣大的國家。由于這三個因素的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表現在物質生活如飲食、家具、衣服、裝飾、房屋、交通工具等方面，又表現在精神生活如禮儀、信仰、文藝、思想等方面。人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各個方面的愛好和習慣，便構成了這一時期的社會風尚，婚姻禮儀是其中一部分。

在婚姻方面，宋朝社會上雖然門第觀念并未消除，但人們對于門第的看法卻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在此以前，社會上崇尚士族門第。到宋代，社會上已經不存在嚴格的士、庶之別，人們在選擇婚姻的標準方面主要重視對方或對方家庭的官職或錢財，至于鄉貫、族望等已被置諸腦后了。最典型的事例，是京城的許多“貴戚”，擇婿時不論男方的家世，只要男方禮部試即省試中榜，便算符合標準，而且還資助新女婿一大筆緡錢，稱為“系捉錢”。因為這些士人經過殿試就能獲得官職，躋身官僚的行列，所以根本不必去考慮他們的家世門第。這些士人實際上也不以家世門第為重，他們覺得錢財更為寶貴。宋神宗、哲宗時，丁騭指出：“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因此，“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士人們便“貿貿而來，安以就之”。這些士人“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為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于此！”貴戚們擇婿由完全以族望為標準，到不講家世；士人們娶妻由論門第，到完全論財產，這不能不說是社會風尚的一大變化。當然，士人們與商人聯姻，在有些官員看來，確是“不顧廉恥”、“虧損名節”，但這種已經形成的、較前為進步的風氣是不可能因為一篇奏章就能夠改變了的。據記載，宋仁宗時，“召試館職”凌景陽即與汴京酒店戶孫氏結婚。南宋時，有些官員如孝宗時丞相留正、侍郎諸葛某，也與泉州海商王元懋結為“姻家”。

隨著社會上擇偶標準的改變，婚姻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宋仁宗時，蔡襄嘆息當時的“昏（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當時社會上婚禮混亂，有些士大夫深感有必要重定婚姻等禮儀。稍后，司馬光根據《儀禮》，參照當時民間通行的禮儀，撰成《書儀》十卷。其中有關婚禮的規定稱“婚儀”，占一卷多的篇幅。

根據司馬光《書儀》以及《政和五禮新儀》，宋代的婚儀有納采（媒人向女家贈采擇之禮，一般贈雁，太學的三舍生可用羊，平民用鳩、鶩代替）、問名（媒人問女方名字，女家答以名某、排行第幾、年齡多少）、納吉（男家卜得吉兆，再派媒人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納幣（又稱納成，男家派媒人送聘禮）、請期（即告期，報告迎娶日期）、親迎（女婿往女家迎娶）。以上古稱“六禮”。此外還有婦見祖禰和舅姑、婿見婦之父母等。其中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重資財

宋代人極其重視聘財和資裝。所謂“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甚至雙方訂立契約，寫明某物多少、某物多少，“以求售某女者”。“世俗”有“鋪房”的儀式，即在迎親前一天，女家派人到男家布置新房，鋪設被褥等物，把所有陪嫁的衣服、襪、鞋等全部陳列出來。福建漳州民間嫁女，因為隨嫁的“裝奩厚薄，外人不得見”，乃置“隨車錢”，“大率多者千緡，少者不下數百貫”。倘不如此，必為“鄉鄰訕笑”。還有男家向女家“下財禮”的儀式，南宋末年，吳自牧《夢粱錄》記載，男家的聘禮，“富貴之家”則送“三金”，即“金釧（鐲）、金鋜（鎖足）、金帔墜”；“鋪席宅舍”如無金器，則送鍍金的銀器。“士宦”之家也有送銷金大袖、黃羅銷金裙、緞紅長裙，或送珠翠團冠等首飾、上細雜色彩緞匹帛，加上花茶果物、團圓餅、羊、酒等，還有送官會（一種紙幣）、銀鋌的。財禮的多少，視貧富而定，也有“下等人家”只送織物一二匹，官會一二封，再加上鵝、酒、茶、餅而已。

二、坐花轎

宋代男家用花轎來迎接新娘。轎子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載人工具。它是從輦、輿等逐步演變而成的。漢代以后，輿轎的名目繁多，有肩輿、竹兜、編輿、板輿、步輿、腰輿、兜子等。大約在五代，出現了有頂的轎子。到北宋，雖然士大夫主要騎馬或騎驢，“不甚用轎”，但在民間已較為普遍使用。據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和《宋史·輿服志》，一般轎呈長方形或正方形，飾有黃、黑兩等，凸蓋無梁，周圍篾席，左右開窗，前面設簾，用兩根長竿扛抬。南宋時，朝廷允許百官乘坐轎子，達到了“無人不乘轎”的程度，民間使用更為普遍。在結婚儀式上，原來迎親使用的交通工具——花車越來越被花轎所代替。司馬光說“今婦人幸有氈車可乘，而世俗重擔子，輕氈車”。“擔子”即轎。據《政和五禮新儀》規定，皇帝娶皇后入宮，皇后乘坐肩輿（原注：“肩輿為擔子”）進堂上，再降輿升車。又據孟元老描述，親王家的公主出嫁，乘金銅擔子，轎頂用朱紅漆的脊梁，蓋以剪棕，裝飾滲金銅鑄云鳳花朵，四周垂繡額珠簾、白藤間花。兩壁欄檻都雕刻金花裝的雕木人物、神仙。擔子裝兩竿，用十二人抬，竿前后都用綠絲絳金魚鉤子鉤定。士庶之家和貴家女子婚嫁，也乘坐擔子，但擔頂上沒有銅鳳花朵。當時市面上有人專門出租擔子。據吳自牧描述，南宋臨安府民間在迎親的日子，男家算定時辰，預先命“行郎”，指揮搬運花瓶、花燭、妝合、照臺、裙箱、衣匣、交椅等人，還雇借官私妓女乘馬，雇請樂官鼓吹，領著花擔子，前往女家，迎接新人。花擔子到女家后，女家置酒款待行郎，發給花紅銀碟、利市錢會（銅錢和會子），然后樂官奏樂催妝，時辰一到，催促登擔；茶酒司互念詩詞，催請新人出閣登擔。新人由女家親戚抱上新擔后，抬擔人不肯起步，仍念詩詞，求取利市錢酒，稱為“起擔子”。女家發給錢會后，才抬起擔子奏樂，迎到男家門口。這時預定時辰將到，樂官、妓女和茶酒司等人互念詩詞，在門口索取利市錢物花紅等，稱為“攔門”。宋以后，新娘乘坐花轎的風氣相沿不改，花轎的設備愈加講究，花轎也愈加富麗堂皇。

三、撒谷豆、跨馬鞍、上高坐的儀式

宋代新娘入門前要舉行“撒谷豆”、跨馬鞍以及新郎“上高坐”的儀式。《東京夢華錄》和《夢粱錄》都記載，新娘下花擔子后，有“陰陽人”或“尅擇官”手拿花斗，盛上谷、豆、銅錢、彩果、草節等，一邊念咒文，一邊望門而撒，小孩們爭著拾取，稱為“撒谷豆”。據傳，這是為了厭青羊、烏雞、青牛之神等三“煞”的。新娘下擔子，不能踩到地面，而要在青布條或者青錦褥、青氈花席上走，由一名婦女捧鏡面向擔子倒行，又有數名婦女持蓮座花燭導引前迎，先跨過馬鞍和秤，再入中門。當晚，新郎要“上高座”。新郎身穿綠色公服，頭戴簪上花和勝的幞頭，在中堂登上置于一只榻上的椅子，稱為“上高坐”。先是媒人，然后姨、姑各斟酒一杯，請新郎飲下，最后丈母請新郎飲酒，然后才下高座歸房。“撒谷豆”是由民間的迷信而形成的儀式，而跨馬鞍和上高坐則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響的產物。

四、拜先靈和交拜儀式

宋代新郎和新娘還要舉行“拜先靈”和交拜的儀式。新娘進入男家前，男家在影堂（擺祖先畫像處）中設香、酒、菜肴等，舅（公公）和姑（婆婆）穿起盛裝，站在堂上，一東一西，相對而立。贊引者把一對新人帶到階下或堂前，主持人進入堂中，焚香，跪著酹酒，俯伏，起立。祝者跪下宣讀：“某（婿名）以今月吉日，迎婦某（婦姓）婚，事見祖禰。”祝者起立，主持人再拜。司馬光說：“古無此禮，今謂之拜先靈，亦不可廢也。”表明“拜先靈”在當時是民間流行的一種習俗。《東京夢華錄·娶婦》記載，新郎和新娘面對面各挽一段彩絹的一端，彩絹中間結一同心，新郎倒行，稱“牽巾”，走到家廟參拜，然后新娘倒行，扶入新房。在此以后，還要舉行夫妻“交拜”的儀式。司馬光認為“古無婿、婦交拜之儀，今世俗始相見交拜”。交拜的儀式是這樣的：新郎和新娘各由陪伴者（富家由女仆）引導，進入新房，中間布席，新郎立在東席，新娘立于西席，新娘先對新郎一拜，新郎答拜，新娘又一拜、兩拜。然后新郎揖請新娘就座。這也是“鄉里舊俗”，因為男子“以再拜為禮，女子以四拜為禮”的緣故。

五、結發的儀式

宋代新郎和新娘還有結發的儀式。唐代杜甫《新婚別》詩云“結發為君婦”，是說自孩提開始結發（束發）以來就為夫妻。西漢李廣“結發”與匈奴戰，是說“始勝冠年少時”。從五代開始，出現父母為新人“合髻”的儀式。宋代“世俗”沿襲此儀，儀式是這樣的：男坐在左（宋代以左為尊），女坐在右，各留出一撮頭發，由男、女兩家提供絲織物、釵子、木梳、頭（一種發帶）等，合梳為髻，然后喝“交杯酒”。

六、各色新衣

宋代新郎根據身份穿著不同樣式的新衣。宋代貧苦人家終身只穿麻布做的衣服，麻布當時通稱“布”或“苧布”。貧苦人家的子弟只在做新郎時，穿絹做的新衣三天，稱為“郎衣”。一般富裕的平民子弟，在結婚時，按官府規定只能穿戴絲織的衣衫和幞頭。至于貴族和官僚之家的子弟，則可以借穿官服。據《東京夢華錄》和《夢粱錄》描述，官宦人家子弟舉行婚禮前，先由女家贈給新郎禮服——綠色的公服（公裳）、羅花幞頭、靴、笏，新郎便在婚禮上穿戴，官府只準許品官子弟和三舍生在結婚時穿戴這種衣帽，宋神宗元豐官制改革以后，六品到九品官可穿綠色的公服，所以官員子弟和三舍生的結婚禮服也是綠色的。當時習俗還喜歡在新郎的幞頭上插戴花、勝，以致“擁蔽其首”，頗失大丈夫的氣派，因此引起司馬光的非議。他贊成實在不得已，不妨“隨俗”，戴花一兩枝、勝一二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