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都時代的歷史學家李維

王悅

2025-05-15 12:52

雙城之間的李維

李維全名提圖斯·李維烏斯（Titus Livius），我們僅知曉他的名字和氏族名，對他的第三個名字，即家族名（cognomen）一無所知。我們從圣哲羅姆（St. Jerome）的記載中推斷，李維生于公元前59年，即共和國后期的羅馬內戰時代，是向帝國轉型的重要時期，他卒于公元17年，即羅馬皇帝提比略繼位的第三年。

提圖斯·李維烏斯（Titus Livius）

李維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北岸山南高盧地區的帕塔維烏姆［Patavium，今意大利東北部的帕多瓦（Padua）］。李維的家鄉帕塔維烏姆以盛產羊毛馳名遠近，富甲一方，是意大利略遜于羅馬的富庶之地。帕塔維烏姆民風淳樸，古時的道德操守多有留存，與當時世風日下的羅馬相比，帕塔維烏姆已然是古代美德的匯聚之地，傳統的道德觀念從該城的政治立場及親元老院的態度上反映出來。公元前43年，元老院宣布安東尼為公敵，該城拒絕安東尼的副將來訪，在腓力比戰役后甚至受到站在安東尼一方的阿西尼烏斯·波利奧（Asinius Pollio）的嚴厲報復，遭到征收嚴苛稅收的嚴重制裁。李維早年的生活背景為其道德觀和政治觀打下了鮮明的烙印，他極力頌揚共和國偉大人物所奉行的道德規范，流露出傳統的道德觀和共和觀，折射出家鄉的傳統政治文化氛圍給他帶來的影響。

我們對李維的家庭背景所知甚少，和多數古代歷史學家類似，他沒有留下家庭出身和個人生活的只言片語。在帕多瓦發現的銘文中有獲釋奴李維烏斯的字樣，還有一篇墓志銘是紀念提圖斯·李維烏斯和妻子卡西亞（Cassia）及兩個兒子的，經推測是這位歷史學家的墓碑。具有深厚知識背景的李維也許并非元老貴族的后裔，而是出身獲釋奴階層。

李維早年在家鄉求學，接受基礎階段的家庭或學校教育后，也許在12歲時進入當地的中學學習，跟從文法老師學習詞語的正確發音及用法，閱讀希臘羅馬詩人及史家的作品。我們不知道李維的恩師名諱，但他們顯然激發了這位學生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古羅馬的學生通常會在學校教育的最后階段，通常在16歲以后，前往羅馬深造。時局變亂、內戰不息的現實也許打消了李維去往羅馬求學的念頭，他安心留在家鄉潛心學習修辭學。他在演說術理論方面受過嚴格訓練，這從他在史作中創作演說詞的精湛技巧可見一斑。除了羅馬，希臘也提供了學業深造的極佳選擇，羅馬學生通常會以留學雅典或羅德島為自己的正規教育畫上完滿的句號，他們在那里可以結識極負盛名的哲人和修辭學家，聆聽教誨，共同討論。公元前1世紀40年代的羅馬世界并不太平，龐培之子塞克斯圖斯·龐培（Sextus Pompeius）控制著羅馬的海路要道，以攔截首都的糧食供應來遏制對手屋大維。誠然，海路的險途并不能阻擋所有年輕人前往希臘的憧憬，然而，李維在其作品中對希臘語不甚熟稔和對地理問題認識模糊都透露出他很少游歷，很可能沒有在雅典或羅德島接受高等教育。他也不曾服役軍旅，他對戰爭的記載暴露出他對軍事實屬外行。

在家鄉求學期間，他對歷史和哲學興趣頗濃，創作了一些哲學對話錄，其中有一些帶有濃重的歷史意味。西塞羅的多篇哲學對話錄在公元前45-前44年問世，與李維的求學時期正好吻合。這些作品，如《論神性》（De Natura Deorum）和《論占卜》（De Divinatione），促進了李維的哲學世界觀的形成，西塞羅的哲學觀點正合李維的興趣，無疑會成為李維效法的典范。李維的這種哲學興趣若要追溯，可能要追溯到斯多亞派代表人物波西多尼烏斯（Posidonius）的影響。李維或許也讀過柏拉圖、色諾芬等人的哲學原著，但他歷史著作所蘊含的哲學精神主要淵源于深深扎根羅馬史學傳統的斯多亞派倫理學思想。他所從事的哲學研究對后來匯集史料展露哲思的影響尤為強烈，對他撰寫羅馬早期歷史部分的影響尤其明顯。

李維大約在而立之年即公元前30年左右來到羅馬，得出這一猜測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李維為一個和平的國度撰寫歷史，通過彰顯共和國英雄人物的操守來引導當代人的行為。因此，李維很可能在公元前31年亞克興戰役后，屋大維攘除安東尼和克里奧帕特拉的禍患后，才來到羅馬的；其二，《建城以來史》卷一出版于公元前27年至前25年間。試可猜想，李維來到羅馬，搜尋在帕塔維烏姆無法獲得的書籍，再進行初步研究和準備工作。他與羅馬的官場和文壇都是比較疏遠的，他不曾擔任公職，與麥凱納斯（Maecenas）和麥薩拉（Messalla）為主的兩個文學圈子沒有聯系，不在他們資助的文人之列，也非奧古斯都資助的對象。我們猜測，李維開始撰史時名不見經傳，《建城以來史》的前言和第一卷出版后，奧古斯都對他的作品有所耳聞，樂于資助這位前途看好的著作家，希望他報之以投入這個新生“共和國”的文化建設，李維婉言謝絕。盡管如此，他與這位羅馬最高政治人物奧古斯都關系融洽，被聘為日后成為羅馬皇帝的年少克勞狄的老師。他曾鼓勵克勞狄撰寫歷史，克勞狄撰寫埃特魯里亞人歷史的興致可能源自這位導師的啟迪，他的演說詞帶有與李維相似的風格。

李維有二子一女。一子創作了有關地理方面的專著，一子撰寫修辭學方面的文章。女兒嫁給一個名叫路奇烏斯·馬吉烏斯（Lucius Magius）的修辭學家，老塞涅卡（Seneca the elder）曾心有不悅地暗示說，此人以其岳父的聲名招攬聽眾，吸引大眾關注他的朗誦。

李維也許后來一直在羅馬定居。按照李維寫史的平均進度推算，他在公元前2年之前一直居于羅馬，或者，直到公元8年克勞狄長大成人，他才離開羅馬回到家鄉，亡于家鄉。根據哲羅姆的記載，他于公元17年過世。帕多瓦發現有一段墓志銘，歸屬于奧古斯都時代，以紀念一個名叫提圖斯·李維烏斯的人。

我們對李維這位偉大歷史學家的個人情況所知甚少，似為全面了解他留下諸多遺憾。不過，正如李維的注釋家奧吉爾維所言，即使我們知道更多李維的生平，對我們更好地欣賞他史書的偉大之處別無裨益。他全身心投入寫作，不論瑣屑日常，終成傳世巨作。

《建城以來史》的內容結構

李維集四十年之力，廣采史料，苦心研究，寫就《建城以來史》（Ab Urbe Condita）。他從傳說時代的羅馬敘述至公元前9年，共744年，凡142卷，整部著作大氣磅礴，是羅馬歷史編纂史上的通史巨著。

《建城以來史》（Ab Urbe Condita）

國內學界對古典史學和李維史學的研究相對薄弱，但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20世紀，早年留學瑞士的閻宗臨是國內最早從事李維研究的中國學者，其后，郭圣銘、王敦書、王乃新、張廣智、郭小凌等學者也相繼在西方史學史領域著書立說，對李維史學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閻宗臨先生撰寫出有關李維史學的論文。郭圣銘先生編著的《西方史學史概要》廓清了西方史學發展的源流及規律，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價各個時代的歷史學家。該書評價了李維史作的特點，同時也指出李維作為一位史家的嚴重不足。此外，在《外國史學名著選》之《李維〈羅馬史〉》選中，王敦書先生對李維的歷史觀、道德標準、愛國思想及其文學造詣都作了簡要介紹，該書最為可貴之處在于選譯了《建城以來史》第五卷的部分章節，為讀者近距離感受李維的治史特色提供便利。《外國史學名著評介》一書中，王乃新先生的論文評述了《建城以來史》的寫作特點及李維作為史家的長處與不足。兩部同名史學論著《西方史學史》囊括了對李維研究的重要成果。張廣智先生在書中將李維與塔西佗并稱為羅馬史學雙擘，從通史體例、垂訓思想和文學修養三方面總結了李維的史學思想及其在史學史上的貢獻。郭小凌先生指出，李維的著作不是政治家、軍事家們的回憶錄，而是以治史為己任的書齋學者的自覺之作，他試圖探討和說明羅馬人曾經是怎樣的民族，具有怎樣值得尊敬也令人生畏的道德財富，落腳點是在解釋現代，他書齋學者的特質決定了他著作的優缺點。同時，對李維史著的基礎性翻譯工作也在進行，日知古典叢書之李維《建城以來史》（前言·卷一）將李維的拉丁語譯為中文，王煥生先生譯有《建城以來史》前十卷拉漢對照選譯本，為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可貴資料。

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對李維史學的專題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東北師范大學古典所博士劉君玲就李維《建城以來史》第2-4卷寫成論文，研究了這三卷的史料價值、文學價值及從中反映出的李維的歷史觀。該論文還附有第2-4卷自拉丁文翻譯的漢譯文，體現出作者扎實的拉丁文功底。蔡麗娟老師以《李維史學探微》為題作成博士論文，并發表了有關李維史學的專題論文和專著，加深了史學界對李維史學方法、史學思想、李維史學與奧古斯都時代的認識，推動了李維史學研究走向深入。《建城以來史》第1-5卷敘述埃涅阿斯到達拉丁姆，羅馬建城，至公元前390年高盧人入侵羅馬；第6-10卷記述公元前293年之前的史事；第11-15卷記述羅馬征服意大利至第一次布匿戰爭開始；第16-20卷記述第二次布匿戰爭前的史事；第21-30卷記述第二次布匿戰爭；第31-45卷記述馬其頓和敘利亞戰爭，至公元前167年第二次馬其頓戰爭結束；第46-90卷記述到公元前78年蘇拉之死；第91-120卷記述至公元前43年，包括內戰和愷撒之死；第121-142卷記述至公元前9年德魯蘇之死。李維也許原計劃寫成150卷，終于奧古斯都之死，因為這樣的結構處理更為合理，但因李維亡故，該著作成為未竟之作，終于第142卷。

《建城以來史》問世后即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因該書卷帙浩繁，不便閱讀，因此出現了多種概要本和縮寫本。現今存世的卷數不到全書的四分之一，僅存35卷，第1-10卷和第21-45卷，其中41-45卷還有不少殘缺之處，橫跨公元前753年-前293年、公元前219年-前167年的史事。除至今存世的35卷外，其余諸卷在7-15世紀散佚，西方社會尚未發明印刷術是這部巨著難以傳承的主要原因。僅現存一個重要的斷片于1772年被發現，即在梵蒂岡發現的第91卷的殘篇，由尼布爾（BartholdGeorgNiebuhr，1776-1831年）于1820年編輯。散佚各卷的內容梗概可從諸如普魯塔克和狄奧·卡西烏斯等人的作品中，還有像弗羅魯斯（Florus）和尤特羅比烏斯（Eutropius）所寫《綱要》（Periochae）中得見。我們對其內容的了解主要來自《綱要》，這使我們可以略知全書的內容梗概，第136卷和第137卷不在此列。

李維雖在第四個十卷的開篇表明自己對這項宏大任務越來越不安，但我們從現存各卷中發現，他較為謹慎地考量史料，選擇符合他寫作意圖的素材，對著作的組織結構也有統籌規劃。這種總體上的考量可以推而廣之，及至他對所處時代的歷史記述。在行文組織上，他以五卷為一組謀篇布局。《建城以來史》后期各卷的結構安排較前面各卷稍顯混亂，有學者認為在第109-116卷對共和國后期內戰的描寫中，李維已經放棄條理清晰的結構安排，不如早期各卷那樣對重要戰事的敘述井然有序、分劃有致。實際上，他們忽視了李維所述歷史的復雜性。編年史體例與渾然一體的通史建構既有相合之處，也有相左之處。早期各卷所述大多為連續的戰爭，因此做到整齊有序較為容易。隨著羅馬疆界的擴大，國內國外事件與日俱增，李維的史著不能單單以一個戰場鋪墊一個五卷。戰爭并非你方唱罷我登場，多是同時進行，國內政治事態的發展也如火如荼，統合紛繁的歷史并非易事。即使這樣，《建城以來史》各個五卷通常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統一性。讀者應把五卷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加以考察，不僅應關注該部分的第一卷，更應留意其中的最后一卷，李維往往將某一重要事件留到下個五卷，以一個引人注目的主題開啟新的五卷。例如，迦太基的陷落和毀滅被安排在第51卷，俘虜朱古達在第66卷，刺殺尤利烏斯·愷撒在第116卷。李維五卷一組的布局是精心構思的結果。

以現存各卷分別查之，第一卷囊括整個王政時代（公元前753-前510年），可能單獨出版，因為第二卷記有一段新序言。第2-5卷囊括下訖高盧攻陷羅馬的史事（公元前509-前390年），也許一同出版。第6-10卷的主題是薩莫奈戰爭，不僅以薩莫奈人的失敗，更以埃特魯里亞人、高盧人和翁布里亞人的失敗作為高潮部分。散佚的第11-20卷包含兩個獨立的部分，一是羅馬與他林敦的戰爭，再是羅馬與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戰爭。第二次布匿戰爭橫跨整個21-30卷，這十卷又一分為二，前者是以漢尼拔的崛起為主線，后者則是以羅馬的反攻為主線。第31-45卷由三個五卷組成，第31-35卷的主要內容為羅馬與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的第二次馬其頓戰爭以及與塞琉古國王安條克的敘利亞戰爭之前的希臘事件；第36-40卷是羅馬在希臘和小亞細亞與安條克三世的戰爭；第41-45卷是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及羅馬對馬其頓國王珀爾修斯（Perseus）的勝利。《綱要》表明第45卷之后的各卷仍以五卷為一個單元謀篇布局。例如，第九個十卷主題有二，一是米特拉達梯戰爭，二是蘇拉歸途中的殘酷之舉。在第十二個十卷中，前五卷涵蓋愷撒發動的第拉奇烏姆（Dyrrachium）戰役到蒙達（Munda）戰役，后五卷的時間跨度為從愷撒之死到建立“后三頭同盟”的20個月。從這些實例中我們可知，后面各卷中五卷一體的結構往往不圍繞某一戰事，而是圍繞某個重要人物展開。第51卷從記述羅馬奪取迦太基開始，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ScipioAemilianus）是第六個十卷的核心人物。第66卷開始記述馬略的生涯，后面三個五卷圍繞他的個人成就展開，終于第80卷馬略之死。蘇拉在第81-90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第90卷講述蘇拉之死。龐培的名字則第一次出現在下一卷，即第91卷。由于后面各卷的摘要過于簡短，尤其是第136-137卷的摘要佚失，因此無法推斷《建城以來史》后一部分的結構。

五卷、十卷的編排體現出李維別具匠心的構思，這一構思不僅是結構上的規劃，更是內容上的薈萃，不僅以重要事件作為起篇與完章的標志，而且將歷史進程與城市歷史銜接起來，時常呼應《建城以來史》的著作書名。羅馬城市的發展變遷，羅馬疆域的不斷擴大，隨著各卷的推進順次展開，羅馬史的演進和城市史的發展協調一致。如在卷六卷首，即新的五卷的開篇，李維撰寫一段新序言，寫到羅馬城經歷高盧戰火后開啟嶄新篇章，與此一致的，羅馬史也擺脫史料缺乏的局限開啟了新篇章，城市的發展與歷史書寫齊頭并進。

較早的《建城以來史》各卷多以某場戰爭為主線，而較晚的各卷常以某個人物為主線。李維對全書的結構考慮周全，安排得當。撰述自羅馬建城以來的通史是一項宏大工程，處理稍有不慎，整座大廈必然傾斜甚至傾覆，而李維將整個工程化整為零、又合零為整，遠望巍然而立，近觀井然有序。由于李維決定書寫一部編年史，按年代順序描述各自區別的歷史活動場景，因此每一卷不可能總是自成一體，不可能如希臘史家狄奧多魯斯所追求的那樣，“從頭至尾地完整敘述城邦和國王的行動”。

如果李維臨終之前才輟筆，那么他在四十年的著史生涯中平均每年至少成書三卷，或許筆耕更勤，因為《建城以來史》的第121-142卷推遲到公元14年奧古斯都去世后才出版，所以李維在完成這22卷后也許將之塵封多年。《建城以來史》所包含的紛繁復雜的人物、事件和年代足以說明這位史家的非凡成就和堅定意志。每一卷至少參考三種史料，盡量協調內中關系，將其中的記載改寫成優美的散文。李維在四十年里以每三年寫成十卷的進度筆耕不輟，將畢生之力傾注在《建城以來史》的創作之中，我們不禁對他兢兢業業的治史精神仰慕備至。古羅馬的百科全書式學者老普林尼，斥責侄兒步行是在浪費時間，不如乘坐交通工具節省時間用于學習，“不用來學習的每一分秒都是在浪費時間”，老普林尼的時間觀念用來說明李維的敬業精神再恰當不過。

奧古斯都時代的主要評論家之一蓋尤斯·阿西尼烏斯·波利奧，語含貶義地稱李維著作帶有“帕塔維烏姆風格”（Patavinitas）。為何語出貶義引起眾多評說，我們試作如下解釋：波利奧在任山南高盧總督期間，曾出臺阻礙帕塔維烏姆發展的強硬政策，這也許出于他對帕塔維烏姆城的私憤。波利奧也像歷史學家撒路斯特一樣離開仕途后撰史，他和撒路斯特的文學咨詢人費洛洛古斯（AteiusPhilologus）要好，續寫了撒路斯特于公元前35年亡故時未及完成的歷史著作。波利奧肯定撒路斯特作為史家的地位，贊成其古樸沉穩的寫作風格，即使這種風格也許冷峻粗獷（durusetsiccus）。李維與撒路斯特的寫作風格截然不同，李維不贊成運用古老粗陋的詞匯，認為晦澀難懂并不會使演說詞顯得嚴肅莊重，批評撒路斯特翻譯修昔底德的警句以及其譯文有損警句的真正內涵。波利奧所謂的“帕塔維烏姆風格”暗藏貶義，這一方面可能源于他本人在山南高盧的政治經歷，來自他對帕塔維烏姆城的不滿；另一方面，他和李維兩人的創作風格差別極大，兩人風格偏好的不同影響到他對李維的評價；再者，波利奧的貶低之詞可能也有幾分根據，帕塔維烏姆人的個別拼寫有特殊之處，“帕塔維烏姆風格”可能說的是當地口音或拼寫，暗指李維的用詞夾帶地方方言。

李維的戰爭主題

希臘羅馬歷史學家往往都會在史書開篇開宗明義地說明本書主題的宏大卓然，這些人類歷史上的豐功偉績需要有人保存下來，這些偉大人物的事跡值得人們追念銘記，歷史書寫的必要性，歷史學家的使命感，甚至讀者閱讀歷史的必要性，這一切在對偉大主題的彰顯中變得不言自明。

宏大主題是歷史學家著史的重要動力。希羅多德留給后世歷史學家的一筆重要遺產便在于凸顯戰爭主題的宏大壯闊和舉足輕重。他在提到特洛伊時，已經隱含著媲美詩人荷馬的偉大抱負，期望自己的主題像荷馬流傳下來的作品一樣享有同樣的贊譽。在《歷史》開篇有提：“哈利卡納蘇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所得發表于此，以便對往事的記憶不會因為時間而被人遺忘，以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豐功偉業，尤其是他們彼此為戰的原因，不會失去光芒。”希臘人和異邦人的戰爭和事跡值得書寫下來，永世留存。

修昔底德在對主題的闡述中與希羅多德和荷馬一脈相承，他以最高級的表述形式突出伯羅奔尼撒戰爭在持續時間和慘烈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稱這場戰爭“延續時間極長，戰爭過程中希臘人經歷的災難是從前任何時候都不曾經歷過的。許多城市淪陷或荒涼，有些是蠻族所為，有些則是希臘人兵戈相向所致。從沒有如此多的人流亡異鄉，從沒有如此多的人生靈涂炭，不論在戰爭過程中，還是戰爭和內亂的結果中”。他在強調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爭的同時，僅用一句話便把希羅多德花費近五卷篇幅記述的希臘和波斯的戰爭一筆帶過：“過去最偉大的成就是波斯戰爭，但很快由兩場海戰和兩場陸戰決定了戰局”，以薄古厚今的方式凸顯自己的主題意義不凡，也間接宣告了自己的歷史著作出類拔萃。

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不僅強調戰爭的慘烈程度和慘痛結果，他最為關注的是戰爭帶給希臘羅馬世界的普遍聯系，因為在他有生之年見證了整個希臘羅馬世界的統一。波利比烏斯對主題的闡述既是歷史性的，也是史學性的，既說明了這一時期的歷史發展趨勢，“人類居住的世界”盡在羅馬的掌握是“一件從前絕無僅有的事”，又說明了當羅馬超越從前所有的帝國，他書寫的歷史便超越了某一特定主題，而成為一部涵蓋整個希臘羅馬世界的世界史。這部世界史在對羅馬帝國和從前各帝國的比較中，凸顯出書寫主題的恢宏壯闊，羅馬帝國不論在地理范圍還是在時間跨度上，都超越從前的所有帝國，他筆下的這部世界史具有了超越從前所有歷史著作的隱含意思。他稱：“我計劃書寫的這一時期所呈現的景觀是多么讓人嘆為觀止，如果我們將羅馬的統治與過去最著名的那些帝國比較，這將更為明顯。波斯人曾在一段時期擁有大帝國，但卻明目張膽越過亞細亞邊界，以至于不僅危及帝國的安全，而且危及自身的存亡。拉西第夢人多年里爭奪希臘霸權，之后花很長時間獲得獨尊地位卻僅保持了12年。馬其頓對歐羅巴的統治從亞得里亞海拓展到多瑙河，那里似乎是陸地上無足輕重的部分。后來馬其頓將波斯帝國取而代之，成為亞細亞霸主。盡管馬其頓帝國現在被認為在范圍和實力上是有史以來最為強大的，但他們把人居世界的大部分置于帝國之外。他們從未試圖占領西西里、撒丁島或阿非利加。說實話，他們從未聽聞歐羅巴西部最好戰的民族。但羅馬人不是把部分世界，而是把整個世界歸于自己的統治，擁有一個不僅比從前任何一個帝國更廣袤，而且不需要未來懼怕對手的帝國。”波利比烏斯的《歷史》因為記載和探究成就這個無與倫比的羅馬帝國的原因而具有了重要的歷史價值。

古典作家通常把戰爭看作影響世界歷史發展的積極因素，這些恢宏的戰爭敘事不僅永遠載入人類的文明史冊，而且對人類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馬的征服戰爭成就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書寫這樣一個偉大帝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對李維而言，其主題是廣博一體的，一部從蕞爾小邦成長為遼闊帝國的歷史，“我記錄從城市建立以來羅馬人的功業，我能否算是完成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我不太清楚……無論如何，我也盡我個人之能置身于世界上最優秀民族業績的記述，那將是一種樂趣”。羅馬建城以來的漫長歷史是一個宏大的主題，涉及幅員遼闊的帝國的成長歷程，涉及這個優秀民族的豐功偉業，對李維而言，選擇這一主題本身便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就第三個十卷的主題漢尼拔戰爭而言，這場戰爭名垂青史，李維強調了兩個強大對手之間分庭抗禮，決一雌雄，戰局變化多端，危險重重，是世所罕見的，“在我著作的這一部分，請允許我像多數史家在其全部著述的開篇所聲稱的那樣預言，我將記述的戰爭——迦太基人在漢尼拔率領下對羅馬人民的戰爭——是所有發生過的戰爭中最令人難忘的。因為沒有哪個勢力如此強大的城邦和民族彼此交戰，它們也從未如此驍勇善戰，雙方并非不諳戰事，而是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中積累了經驗，戰爭的偶然性如此多變，結局如此不詳，以至于那些獲勝的人面臨的危險更大”。羅馬人和迦太基人都處在實力的巔峰，都具有精湛的作戰技術，雙方的戰爭規模前所未有，戰爭結局事出偶然，戰事的過程跌宕起伏，李維以這段十卷卷首的序言吊足了讀者的閱讀胃口。馬其頓國王腓力了解到迦太基在意大利勢如破竹，決定與漢尼拔締結友好條約，李維稱“這是世界上兩個最富有民族之間的戰爭，吸引了所有國王和所有國家的注意”，突出這場戰爭的規模級別和世界影響。

在完成第三個十卷的記述之后，李維在第四個十卷的開篇再次總結了漢尼拔戰爭的宏大規模和這段歷史書寫的重擔：“我也為寫到布匿戰爭結束而釋然，仿佛我本人共擔了勞作與危險。對于一個貿然立誓書寫羅馬全史的人來說，他根本不應該對從事如此巨大的任務的一部分而感到疲憊，然而，當我想起有多卷記述了這六十三年——從第一次布匿戰爭開始到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束的時間段，從建城到開啟與迦太基人的第一次戰爭的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Appius Claudius）任執政官的四百八十七年，我已經想象得到，像被近岸的淺灘吸引、涉水入海的人，無論我走了多遠，我正被拉向更廣的深淵，這項任務變得更大，而我之前完成的各部分似乎變得更小。”十卷里對漢尼拔戰爭的記述和這場舉足輕重的戰爭一樣，規模超乎想象，這可能是其他歷史學家整部作品的主題，但在這里只是李維“巨大任務的一部分”。宏大的主題形成一種強大的召喚，召喚他去記錄這場偉大的戰爭，哪怕這項任務如此艱巨，讓他疲憊不堪，但他仍從撰史的辛勞中體會精神的安寧自在。

李維的撰史動力除了在于主題的宏大，還在于撰史本身為他帶來愉悅，這種帶來精神慰藉的說法在古典史家中獨一無二。李維說歷史主要是出于他個人的愉悅而從事的，與他的個人感受不同，讀者大多不關心古代史，他們更喜歡閱讀近代史，李維勇敢地宣稱他所有努力換來的嘉獎將是對當下的弊端避而不見。他的寫作動力在某種程度上是極為個人的，他享受置身于撰史之中的愜意。

李維撰寫歷史秉持著嚴肅的初衷，即通過羅馬歷史教化人心。經常被援引闡述李維治史目標的前言第10節有言：“在認識往事時，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載于昭昭史冊中各種例子的教訓，從中為你和你的國家吸取你所應當仿效的東西，從中吸取你所應當避免的開端惡劣與結局不光彩的東西”。這句話提綱挈領，申明主旨，表達出作者想以羅馬道德興衰的事例啟迪人心的情懷。“注意到……各種例子的教訓”一句的意象內涵豐富，讀者的觀察對象在這里指李維的《建城以來史》，即他在前言第6節中所說的“純粹的歷史記錄”（incorruptis rerumgestearum monumentis）。“純粹的”（incorruptis）意味著歷史記述既是不朽的，流傳后世的，也是真實可信的。同時，“純粹的”一詞也具有醫學的意象，意指醫學意義上“未受污染的”，這里更多指的是李維在史學意義上的求真主張，不以虛構杜撰有損歷史的真實。

“希臘羅馬世界的歷史寫作仍是以修辭法則為根基的文學事業，是建筑、藝術、錢幣、戲劇、詞源研究、銘文、習慣、口頭傳說、地形研究所有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羅馬人的歷史感。這些事物是‘monumenta’，也就是意在保存人們對偉大功業（resgestae）記憶的圖像、文字。”李維的歷史可以視作一座紀念性的豐碑（monumentum），其紀念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紀念過去列祖列宗的豐功偉業；二是對當代和后世羅馬人提出警示告誡。前言第6和第10節中的“記錄”（monumentum）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是指李維書寫的羅馬歷史，他想要當代人從學習歷史中接受歷史中的道德教訓，借此醫治時代的痹癥；另一方面是指李維寫就的《建城以來史》一書，這部著作是“記述世界上最優秀民族業績”b的結晶，是歸類于“純粹的歷史記錄”的典范，是李維“從事的工作”（negotiisuscepti）和“偉大工作”（tantumoperis）的豐碩成果。因此當我們回顧第三個十卷的序言，李維是這樣評價第二次布匿戰爭的，“我將記述的戰爭是所有發生過的戰爭中最令人難忘的”。形容詞“令人難忘”（memorabile）照應的是紀念性的豐碑（monumentum），第二次布匿戰爭史是羅馬歷史上值得后世紀念的崇高豐碑，對這場戰爭的歷史書寫是李維《建城以來史》這座文本紀念碑上的瑰麗明珠。李維撰寫的羅馬史是經久不衰、垂諸久遠的紀念碑，其經久不變的旨歸便是以這部作品幫助支撐起“大廈將傾的羅馬國家”，這與醫學意象上“不受污染”所傳達的信息是一致的，期望羅馬國家健康發展，永葆青春。

戰爭是古典史家極為鐘愛的主題，前所未有的戰爭規模和意義影響成為古典史家書寫序言時的老生常談。從希羅多德開始，西方古代史學便延續了強調宏大主題的書寫傳統，值得銘記的歷史人物的豐功偉績構成了對歷史編纂的強大召喚。歷史學家追隨這一召喚，歷盡艱辛完成書寫歷史的宏大任務，他們懷著保存人類功業的崇高使命記錄下那些值得記錄的人物和事跡，李維以第二次布匿戰爭的主題向讀者展現了自己作品的同一特征。羅馬和迦太基兩國的強強對決，戰爭場面的波瀾壯闊表現出這部歷史作品的可讀性，這場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決定了這部歷史作品的必讀性。蕞爾小邦的羅馬在與外族的激烈交鋒中成長為大帝國，甚至發展到“苦于自身宏大的程度”，宏大主題背后的深切憂慮也在李維的作品中隱約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