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最初完全被忽視，后來婦孺皆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觀點，最先是在《癔癥研究》一書中得到陳述的，該書于1895年與約瑟夫·布洛伊爾共同署名出版。隨后更為全面的論述是出版于1899年最后幾周的《夢的解析》。（嚴格來講，該書出版722于1899年11月的萊比錫和維也納，但書上的日期卻是1900年，第一篇評論的發表是在1900年1月初。）弗洛伊德是一名來自摩拉維亞地區弗萊貝格的猶太醫生，當時已經四十四歲。作為八個孩子中的老大，他表面上是個很傳統的人。他極其信奉準時，穿英國布料做的西裝，料子是妻子挑選的。他還愛好運動，是個敏捷的業余登山運動員，從來不喝酒。另一方面，他還是個“堅持不懈”的雪茄煙鬼。

盡管在個人習慣上，弗洛伊德是個傳統的人，他的《夢的解析》卻是一部飽受爭議的書，而且對很多維也納人而言完全是一部令人震驚的書。正是在這本書中，弗洛伊德關于人性理論的四個基本模塊首次同時出現：無意識、壓抑、兒童性行為（導致戀母情結）以及對心理的三重劃分——分成了自我，即自我意識；超我，廣義指意識；本我，即對無意識的原始生物學表達。在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十五年內，弗洛伊德發展了自己的思想，并完善其技術。他自認為很大部分沿用了達爾文開創的生物學方式。在取得醫生職業資格之后，弗洛伊德獲得了師從夏科的獎學金，夏科當時在一家為患有無法治愈的神經紊亂的女性而設立的精神病院。夏科在研究中發現，催眠狀態下可以引發癔癥癥狀。幾個月后，弗洛伊德從巴黎回到維也納，并且在發表了數篇關于神經性的文章（例如，關于腦性麻痹及失語癥）之后，開始跟另一位出色的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洛伊爾（1842—1925）合作。同為猶太人的約瑟夫已經做出了兩個重大發現，關于調整呼吸的下迷走神經的作用，以及控制著人體平衡的內耳半規管。然而，布洛伊爾對弗洛伊德、對精神分析的價值，在于他于1881年發明的所謂的談話療法。

從1880年12月開始的兩年內，布洛伊爾都在治療一位患有癔病的維也納猶太女孩，名叫貝爾塔·帕彭海姆（1859—1936），出于病例的目的，他稱之為安娜·O。她有一系列嚴重癥狀，包括幻覺、語言障礙、精神性假妊娠、間歇性麻痹以及視力問題。在患病期間，她有兩種不同的意識狀態，經受了長期的夜游癥發作。布洛伊爾發現，在后一種狀態中，她會在鼓勵下講述自己所編的故事，而其癥狀也會隨之短暫性好轉。然而，當她父親去世后，她的身體狀況就嚴重惡化，幻想癥狀及焦慮狀態更加嚴重。

但是，布洛伊爾又發現，如果在“安娜”自我催眠的狀態下，他能說服她講述自己的幻覺，她的癥狀就會有所好轉。她自己將這個過程稱之為“談話療法”或“清掃煙囪”。布洛伊爾取得的另一進展出于偶然：“安娜”開始談論某個癥狀（吞咽困難）之后，該癥狀就消失了。在此基礎上，布洛伊爾最終（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發現，如果他能說服患者以倒敘的方式，回憶某個癥狀的發生過程，直到她到達最初時刻的話，多數癥狀都會以同樣的方式消失。到1882年6月，帕彭海姆小姐已經能夠結束自己的治療，“完全治愈”了。

安娜·O的病例給弗洛伊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明顯，他對喬治·比爾德關于神經衰弱癥的論述不以為然）。弗洛伊德自己曾一度在癔病患者身上嘗試電療法、按摩、水療法以及催眠法，但又放棄了這種辦法，轉而進行“自由聯想”。通過這個辦法，他讓患者談論他們想到的任何東西。正是這種辦法讓他發現，在合適的條件下，許多人都能回憶起早年生活中的事情，而這些他們都自以為完全忘記了。弗洛伊德得出結論，盡管這些早期事情已經被遺忘，它們仍然能夠影響人的行為方式。由此誕生了其無意識以及壓抑的概念。弗洛伊德還認識到，這些在自由聯想下（艱難地）揭示的早期記憶中，有許多在本質上都跟性有關。當進一步了解到許多這些“回憶起”的事件實際上從未發生時，他又改進了戀母情結這個概念。換句話說，在弗洛伊德看來，患者虛報的性創傷及性心理異常是一種模式，表現的不是實際發生過的事，而是人們暗自“希望”發生的事，證實了人類嬰兒經歷了一個很早的性意識階段。他說，在這個階段內，兒子跟母親很親近，并將自己視作父親的對手（戀母情結），反之適用于女孩（戀父情結）。弗洛伊德又引申說，這種廣泛存在的動機持續于人的整整一生，促進性格的確定。

弗洛伊德的這些早期理論受到憤怒的懷疑，遭到不斷的敵視。維也納大學的神經學研究所拒絕跟他有任何來往。正如弗洛伊德后來所說：“在我周圍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真空區。”而他的回應就是，更加投身于自己的研究，并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促使這件事發生的，是他父親雅各布于1896年10月去世。盡管父子倆的關系疏遠了很多年，弗洛伊德驚奇地發現，自己不知怎地竟為父親的去世所觸動，而且許多埋藏已久的回憶竟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他做的夢也變了。他從中辨別出對父親有一種無意識的敵意，而這種敵意他一直在壓抑。這致使他將夢視為“通往無意識的捷徑”。在《夢的解析》一書中，弗洛伊德的中心思想是，在睡夢中，自我就像“一位在哨崗上打瞌睡的哨兵”。通常情況下壓抑本我沖動的警戒變得不那么有效了，夢因此就成了本我現身的一種隱蔽方式。

《夢的解析》早期的銷量就說明其反響不佳。在起初的兩年里，600份首印本中僅賣出了228本，而且在出版后的六年中，也只賣出去了351本。更讓弗洛伊德煩惱的，是維也納醫學界對該書的完全忽視。在柏林，情況也大致相同。弗洛伊德答應在大學里進行一場關于夢的講座，但僅有3人到場。1901年，就在他向哲學學會致辭前不久，有人遞給他一個紙條，請求他“當要講到令人不快的事情時，示意并暫停一下，好讓女士們離開會場”。這種孤立沒有持續下去，而且盡管有很激烈的爭議，許多人最終還是開始將無意識視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

關于傳統看法就談這么多。現在我們開始重新評價弗洛依德。主要有四項指控。按照重要性的先后順序依次排列，第一，弗洛伊德并“沒有”發明“自由聯想”的療法。這是由弗朗西斯·高爾頓于1879年或1880年發明的，并在《大腦》雜志上刊登，被描述為探索“模糊深處”的手段。

第二項指控是，弗洛伊德的書及理論遭到敵視這個說法是不真實的，最近的學術成就已經揭示了其不真實的程度。諾曼·基利在他的《弗洛伊德：沒有后見之明》（1988）中說到，在1899至1913年之間發表的44篇（這已經不算少了）關于《夢的解析》的評論中，僅有8篇可被歸為“反對”派。本身屬于弗洛伊德學派的漢娜·德克在她的《弗洛伊德在德國：科學的革命與反撥，1893—1907》（1977）一書中總結道：“外行人對弗洛伊德關于夢的理論的反響絕大多數都是很熱烈的。”盡管《夢的解析》的銷量或許不太好，但它的一個通俗本的確很暢銷。正如本章前面所講，無意識的歷史以及一些概念的發展，例如超我、兒童性行為及壓抑這些概念，都表明弗洛伊德所說的并不是全新的思想。人們為什么會有如此不滿呢？他發表自己的觀點時從未遇到麻煩。不像羅伯特·錢伯斯在向廣大讀者介紹進化這個概念時匿名發表那樣，弗洛伊德從未匿名發表過觀點。

第三項指控是，弗洛伊德本人對布洛伊爾最有名的患者之一“安娜·O”，即貝爾塔·帕彭海姆的描述存在嚴重缺陷，很有可能是基于蓄意的欺騙。亨利·艾倫伯格親自追蹤帕彭海姆接受治療的診所，發現了布洛伊爾使用的筆記。由于這些記錄中的一些措辭跟后來出版的論文中的一致，我們可以確定這些的確是原稿。艾倫伯格及之后的其他人發現，根本沒有證據證明帕彭海姆曾患有精神性假妊娠。如今學界認為，這是弗洛伊德編造的故事，目的是用來彌補布洛伊爾所敘述的安娜·O病例中明顯缺失的性方面的病因。弗洛伊德堅稱性是所有癔癥癥狀的根源，布洛伊爾的敘述則跟這完全不一致。阿爾布雷希特·希爾施米勒在約瑟夫·布洛伊爾的傳記中甚至說：“弗洛伊德和瓊斯關于安娜·O治療結束的說法應被視為不真實的。”

希爾施米勒本人可以證明，帕彭海姆的許多癥狀都進入了全部或部分的自發性緩解，而且她并沒有經歷精神發泄或精神疏泄，事實上，病例記錄在1882年突然終止。而且，在經過布洛伊爾治療之后，她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又住院不下于四次，每次都被診斷為“癔癥”。換句話說，弗洛伊德聲稱布洛伊爾“讓安娜·O恢復了健康”是虛假的，同樣重要的是，他有一封信清楚地顯示，布洛伊爾知道安娜·O于1883年仍在生病，還因為她是弗洛伊德未婚妻瑪莎·伯內斯的朋友。

安娜·O病例的重要性，至少從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方式來看，體現在三個方面。它表明，弗洛伊德夸大了“談話療法”的效果。它表明他引入了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性的因素。它還表明他對待臨床資料的態度漫不經心。我們能看到，在他之后的生涯中，這些癖好在一些重要方面，全部在不斷地重復。

第四項針對弗洛伊德的指控，目前來講是最嚴厲的，但也來源于安娜·O的病例。其整個精神分析的大廈所基于的臨床證據及觀察，往好的方面說，是可疑或有瑕疵的，而最壞可以說是具有欺詐性的。或許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弗洛伊德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嬰兒期性意識一直伴隨到成年，只不過沒有被意識到，因此才能產生精神病理。“在每例癔病的最后，”他在1896年的報告中提到，“有一個或多個事件屬于童年生活的最初幾年。盡管幾十年過去，但通過精神分析可以重現。”

關于這一點奇怪的是，1896年之前，他未曾報道過一例嬰兒受性虐待的病例，但是，四個月內，他宣稱從十三個患癔癥的病人那里“追尋”到了受虐的無意識記憶。與此相關的是，他認為他的精神分析方法可以揭示產生某一特殊癥狀的事件或情形，把它們“發泄”出來，通過帶有相關情感表達的談話釋放，將獲得“凈化”，緩解癥狀。他開始相信，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發現了神經病理學的尼羅河源頭……”但是，他繼續說—這部分后來受到很大修正——“這些病人從未自愿重復這些故事，也沒有在治療的過程中突然向醫師呈現這樣完整的回憶圖景。”

對弗洛伊德而言，就像他在他的發現中呈現的那樣，這些是無意識的記憶，在病人的意識之外，“痕跡從不在有意識的記憶中顯現，它只存在于疾病的癥狀之中”。他的病人，開始治療時并不知道這些場景，并且他承認，當他告訴他們時，他們“通常會憤怒”。“他們只有在最有力的強迫治療誘導之下才開始重復它們。”（早期受虐待的情形）如同艾倫·伊斯特森和其他人展示的那樣，弗洛伊德早期的方法并非像一個感性的分析家那樣安靜地坐在沙發上聽病人說話。相反，弗洛伊德會觸摸病人的額頭，這是他的“壓力”療法，并且堅稱有些事情會進入他們的頭腦——一個想法、圖像或記憶。他要求他們描述這些圖像和記憶，直到長時間的回憶之后，他們能夠敘述出引發他們（假定的）癔癥癥狀的事件。批評家說，換句話說，關于不同癥狀的深層原因，弗洛伊德有非常固定的想法；他把他的觀點強加給他的病人，而非被動地傾聽并從觀察中獲得臨床證據。

通過這種非同尋常的方法，他形成了最為著名的一套觀察結果。病人在幼兒時期被誘奸，或受性虐待的經歷是他們后來精神癥狀的根源。罪犯分為三類：陌生的成年人；照顧兒童的成年人，比如女仆、家庭女教師或男教師；“不懂事的兒童……大多是哥哥和比他們小一些的妹妹連續幾年發生性關系”。這些早熟的性經驗通常發生在三到五歲。關于這點，批評家主要爭辯的是，弗洛伊德聲稱的“臨床”觀察并不存在，它們不過是建立在癥狀的符號性解釋之上的令人懷疑的“重建”。有必要重申，仔細閱讀弗洛伊德的各種報告就會發現，病人從未自愿說過這些關于性虐待的事。恰恰相反，他們極力否認。一直是弗洛伊德自己“告知”“勸說”“直覺”或“推測”這些過程。在幾個地方，他確實承認自己是在“猜想”深層原因。

然而，十八個月之后，弗洛伊德向他的同事威廉·弗萊斯（但是只有弗萊斯）坦言道，他不再相信神經癥起源這一理論。這是另一個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件。他認為不可能存在這么多對兒童的性變態行為，何況他無法通過基于這些思想得出的分析而得出成功的結論。“當然，我不會在達恩說，不會在亞實基倫說，不會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說，只有你知我知……”換句話說，他不準備做科學上值得尊敬的事情，公開收回前一年自信滿滿宣稱的“發現”。現在，他開始考慮這些事件可能是無意識的想象，而非記憶。

但是，即使在那時，這一新的情況需要時間才能與他的理論完全融合，因為一開始，弗洛伊德認為嬰兒幻想的出現是為了“掩蓋兒童早期手淫行為”。1906年，他說，并在1914年再次說到，在青春期，一些病人臆想出嬰兒期受“誘奸”的無意識記憶來“抵擋”嬰兒時手淫的記憶。1906年，他認為幻想出的“罪犯”是成年人或較大的兒童；而在1914年，他沒有指出他們是誰。然而，在那篇報告中，他最終收回了誘奸理論。即便如此，直到1925年，在相關事件發生了將近三十年之后，他才第一次公開承認他早期的女病人大多指控她們的父親誘奸了她們。這個徹底改變怎么強調也不過分。

首先，毫無疑問，他急劇地改變了誘奸情景，從真實的變成了想象的；再者，他把誘奸人從陌生人、家庭教師、兄弟變成了父親。值得注意的重要一點是，做出這種改變是因為缺乏新的臨床證據：弗洛伊德只是用同樣的材料畫了一張不同的畫，不同的是，這次是在證據出現二十五年之后。第二，同樣重要，從19世紀90年代晚期到1925年，這段漫長的時間里，弗洛伊德治療了許多女病人，但他從未報告說她們中的任何一人曾提到早期受到父親或他人的誘奸。換言之，似乎只要弗洛伊德停止探尋，這些癥狀便不再出現。批評家說，這的確進一步證明，誘奸理論，以及延伸的戀母情結和戀父情結（或許是弗洛伊德主義最具影響力的方面和20世紀醫學和藝術領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更不用說常用說法），被證明具有最不尋常、最歪曲、坦白說也是最不可能的譜系。該理論起源的前后矛盾十分明顯。弗洛伊德并沒有在他的病人中“發現”早期的性意識：他推斷，或直覺感到，或“猜測”它的存在。他不是在仔細的和冷靜的觀察中發現戀母情結的臨床證據：在先前的“欺騙”甚至連他自己也不能說服之后，他把預定的觀念強加于“證據”之上。

此外，這是任何一個獨立的、有懷疑精神的科學家都不能再現的過程，這或許是最為重要的證據，就弗洛伊德聲稱自己是個科學家而言，這便是釘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顆釘子。有哪種科學，其他的科學家用同樣的技術和方法都不能再現其實驗或臨床證據？安東尼·克萊爾，英國的精神病醫生和廣播員，把弗洛伊德描述為一個“無情的、偷偷摸摸的江湖騙子”，并且得出結論“精神分析的許多基石都是假的”。不同意這點很難。

考慮到弗洛伊德的“壓力”方法、他的“勸告”和“猜測”，我們有權質疑無意識是否存在。實際上，一切都是他編造出來的。無意識這個觀念，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都可被看作主要是德國，或說德語的人傳統上的醫學形而上觀念的集合，這個譜系十分關鍵。弗洛伊德總認為自己是一名科學家、生物學家，崇拜并且遵循哥白尼和達爾文的傳統。沒有什么比這更偏離事實，是時候把精神分析當作已死的概念，連同燃素、長生不老藥、煉獄和自古至今江湖郎中發現行之有效的錯誤的觀念一起埋葬掉。很清楚的是，精神分析法不能作為治療方法。弗洛伊德的許多后期著作，比如《圖騰與禁忌》和他對列奧納多·達·芬奇畫中“性意象”的分析，都使用了過時和明顯錯誤的證據，是令人汗顏的無知。弗洛伊德主義整個事業搖搖欲墜。

即便如此，事實仍然是，以上各段只是描述了最新的重新評價。弗洛伊德生活的時代，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無意識被認為確實存在，受到認真對待，并起到了為本書涉及的最后一個重要觀點奠定基礎的作用。這個轉變，尤其在藝術領域，對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思想便是現代主義。

（本文摘自《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英] 彼得·沃森 (Peter Watson) 著，胡翠娥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