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研合力，科學監測分析服務消費

國家統計局發布2025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數據，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下簡稱“社零總額”）124671億元，同比增長4.6%，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5.0%。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對消費支出增長貢獻率達63%，人均服務性消費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重為46.1%。服務消費占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近“半壁江山”。

如何測算和評估服務消費？2023年8月，國家統計局首次增加發布服務零售額數據指標，但目前只發布增速，無總量規模，也缺少細分類別，相關測算方法仍在修正完善過程中。

4月17日和22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分別采訪了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統計學院副教授朱莉、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張伯超，了解服務消費統計難點，厘清服務消費相關概念，探究科學測算服務消費的可能性。

服務消費統計難在哪

第一，服務消費多為非剛需，不確定性高，浮動大。“服務消費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可支配收入提升到一定水平之后，在剛需之外，為了追求美好生活或滿足情緒價值所產生的消費。”張伯超舉例說，食物消費中剛需的消費占很大比例，剩下圍繞著剛需上下浮動。但服務消費很多非剛需，意味著剛需消費占比少，甚至不可預測。“因為這種不確定性更強，反而凸顯了要對它進行科學統計、高頻統計、精準統計的必要性。”張伯超說。

第二，服務消費新興業態多，傳統統計方法不適用。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定義，服務零售額主要包括交通、住宿、餐飲、教育、衛生、體育、娛樂等領域服務活動的零售額。“新興服務業以及服務業的新形態，如直播打賞、知識付費、跑腿代購、共享辦公等，沒有完全被納入統計體系，當下也缺乏針對性的統計辦法。”張伯超表示。

第三，服務業限額以下企業總量大，但基層數據質量不佳。從服務業的企業規模來看，當前服務業主體多為小微企業與個體工商戶。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6月底，全國登記在冊個體工商戶服務業占比89%。“如果規模較小的話，它可能不具備上報的積極性，即使上報，數據也可能不是特別準確。”張伯超說。朱莉也表示，限額以下服務業企業采用抽樣調查方式，調查頻率為季度。除了批零住餐業將產業活動單位和個體經營戶納入調查庫之外，其他服務業企業只有法人單位才進入調查庫。這就導致數據收集時效性還不夠，且存在小部分漏統的情況。

第四，統計周期難以追趕市場主體存活周期。朱莉表示，在現行統計制度下，當年統計的限額以下調查單位庫通常提前一年確定，新注冊單位（特別是限額以下）無法動態實時進入調查庫。這可能導致很多新開業生活服務業商戶的銷售數據不易及時被統計所捕捉。以餐飲為例，第三方調查顯示，餐飲商戶的平均壽命不到1.5年，美團數據顯示，2024年一季度，三分之一以上的餐飲消費由開業一年以內的商戶貢獻。

厘清現有四個統計指標定義

當前，反映服務消費的統計指標有四個：社零總額、服務零售額、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GDP核算中的最終消費，它們在統計范圍、發布頻率、數據顆粒度等方面有很大區別。但總的來說，社零總額與服務零售額的統計是從供給端出發，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GDP核算中的最終消費的統計是從需求端出發。

從統計范圍來看，社零總額統計的是當地所有的實物消費品的零售總額，反映的是零售市場的總規模和各個地區的分布。但是購買消費品的對象不僅是居民，還有機關、企事業單位等社會團體，反映的是全社會的消費品零售市場趨勢變化。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則只有居民消費，不包含社會集團的消費，與社零總額和服務零售額相比，還包含了虛擬消費（如農民自產農產品的農副產品、自有住房的消費等）。GDP核算中的“最終消費支出”是最全面的指標，不僅包括城鄉居民消費支出，還包括政府消費支出、公費醫療支出、金融中介服務虛擬支出和、自有住房服務虛擬支出等非貨幣消費。但是，社零總額還包含了對企業、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等非政府單位的商品零售額和售給政府單位的交通工具和電訊產品，最終消費支出中不包括這些內容。

從發布頻率來看，社零總額、服務零售額月度更新，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季度更新、GDP核算中的最終消費為季年度更新。“社零數據比較詳細，頻率較高，很能反映經濟景氣狀況，所以受到的關注度也比較高。”朱莉表示，“但社零反映的是零售，并不等同于消費，社零不是一個消費的概念。”

從數據顆粒度來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統計了八類消費，從中可以看出居民的消費結構。服務零售額僅公布累計增速數值，未公布細分類別的服務消費變動情況，尚不能判斷服務消費結構的變化特點，特別是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生活服務消費走勢。

數據收集渠道有哪些

據了解，統計局作為官方統計機構，其公布的數據需要全面、科學、權威、有公信力，除此之外，還需要遵循國際統一標準和規則，這樣得到的數據與其他國家才有可比性。因而統計局有一套自己的測算方法，且建立了企業名錄庫，數據均來自統計局官方口徑。“如果直接使用大數據作為官方統計入口的話，可能不太合適。”朱莉表示。

大數據尤其是企業產生的大數據，無法被納入官方統計，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數據不夠全面。“比如美團等平臺企業也有服務消費大數據，但它不夠全面，特別是數字化滲透不高的生活休閑、文化娛樂等服務消費領域，沉淀在平臺上的數據往往僅是實際消費的一小部分。因此，因此通過大數據監測服務消費的動態變化，還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朱莉表示，“沒有哪個第三方的數據是全面的，從統計的科學性來說，只有抽樣框是全的，從里面抽取數據進行推斷，這才是合理的。”

二是數據質量評估難度大。當下，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使得統計數據的來源有了極大的拓展，但其規范性和價值密度較低，使得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的評估難度較大，部分數據存在質量參差不齊、虛假信息混入等問題，數據質量評估缺乏統一標準。“當前政府統計也會利用大數據作為常規統計調查的補充，在人口動態監測、經濟景區指數等方面應用較廣泛，但目前大數據無法代替傳統的政府統計，特別是主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只能反映大體概況，無法滿足科學、完備、準確、可比、一致等統計質量評價標準。當前統計部門無法直接利用互聯網平臺的大數據來發布統計指標，如果統計局收集的數據不是從自己的口子，而是從其他口子出來，全流程不可控不可追溯，權威性就沒那么高。”朱莉說。

三是數據敏感。企業的原始數據很難提供給官方統計部門，這些數據在法律授權和質量控制上較為復雜，且包含個人信息和商業機密等敏感數據，當前數據共享技術還不夠成熟，可能會造成數據泄露。

服務消費監測和分析需要政企研合力

統計是個巨大的工程，如果僅由官方統計部門來做，則需要付出非常高的公共資源成本，雖然企業產生的大數據很難納入官方統計口徑，但卻有很大的研究價值，需要政企研合力。

《國務院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優化服務消費市場統計監測方法，健全統計監測制度。加強服務消費數據收集和分析預測，做好服務零售額統計工作。拓展統計監測數據來源，加大與第三方支付平臺、研究機構合作力度，探索構建適合的應用模型。

如何合力？張伯超建議，首先，技術賦能，比如將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的技術等用到統計體系中，讓統計變得更加動態靈活，實現高頻統計。“統計出來的結果，對于反向指導經濟社會活動，包括政策制定，具有現實意義。”其次，平臺協作，對于新興服務業的統計，可聯合龍頭平臺企業，發揮平臺影響力，探索基于新型數字服務業態的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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