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治理“游煙”，一個經濟學視角

通過明確制度法規、風俗習慣、道德規范、社會風尚等“交易規則”，幫助人們明辨“是非對錯”，從而跨越那些矛盾頻發的模糊地帶，逐漸形成社會共識的最大化、找到合作共行的最優解——這是“游煙”治理的經濟學啟示。

治理室外“游煙”，上海率先出手。今年3月，上海在武康路等8個中外游客集中、人群密集的“網紅”地標場所采用增加控煙宣傳元素、安排志愿者“隨時勸”等柔性引導方式，探索減少室外二手煙現象的路徑。

上海街頭的“不吸游煙”標語。來源：新聞晨報

何為“游煙”？你肯定不陌生。走在馬路上、候在停車點、站在景區閘機口，隨時可能碰見一個吞云吐霧的人，進而聞到空中飄來的那股刺鼻煙味。

在“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被寫入我國法條的10余年后，“游煙”終于在局地進入“禁煙”的新一輪管理范疇。其背后，有人們健康意識的深度覺醒，有“忍一忍也過不去”的個體權利的強烈覺知，更有“高質量呼吸”與“二手煙彌漫”之間深刻的社會矛盾這樣的大背景。

人們對于無煙公共環境的渴望日益強烈。上海多部門曾聯合對超萬名市民開展“游煙”相關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其中近六成市民經常遭遇“游煙”，逾九成市民對“游煙”表示反感，超七成市民表示不能接受“游煙”。而前不久，在上海迪士尼，一名父親為維護自己嬰兒的健康與同在排隊的吸煙者發生爭執，也成為這一社會現象的一個注腳——當無數個體遭遇形成一種社會性無助時，該議題顯然需要被置于更高的社會層面去思考、討論，探索更有效的“公共解”。

事實上，從此次上海試點過程中試圖調動各方力量也能看出處理這類問題的“成本之高”“共治之難”。試問，一個個體如何能同時叫來城管、文旅、環衛、街道、警方等多方人員趕往現場，處理這樣一場“道理上清晰、卻解決時迷茫”的對峙？——唯有將個人糾紛的成本平攤進社會治理的成本。

這種成本如何降低？我們不妨先做一個思想實驗，想象這樣一種 “理想狀態”——一個吸煙者的旁邊，恰好站著一個喜歡聞煙味的人，兩個人偏好互洽，沒有需要額外調節的“口舌”、沒有必須額外支付的罰金。

當然，你認為這不過是經濟學假想的“平衡狀態”，現實中怎么可能？可如果，經過長期的宣傳引導，“不在室外公共場所吸煙”逐漸成為像“不能大聲喧嘩”“不能隨地吐痰”一般的常識，這種社會治理的成本會不會降得更低一些？如果，通過嚴格立法執法，讓“游煙者”像面臨“違停會被貼罰單”“酒駕會被吊銷駕照”等懲戒時一樣擔心，這種平衡狀態會不會更容易逼近一點？

更具體來說，是反復試探“游煙客”內心“成本”的刻度，即抽一次煙的快感，究竟會在多少人勸導后消退，在多少金額的罰款后被澆滅，在多少次路過提示牌后變為羞愧？

通過明確制度法規、風俗習慣、道德規范、社會風尚等“交易規則”，幫助人們明辨“是非對錯”，從而跨越那些矛盾頻發的模糊地帶，逐漸形成社會共識的最大化、找到合作共行的最優解——這是“游煙”治理的經濟學啟示。

當然，向這一“平衡狀態”靠近的過程必定是艱難的，也是需要分階段推進，他山之石可以例證。英國威爾士2017年宣布將無煙區擴展到室外公共空間的計劃；2021年使“在學校門口抽煙處以100英鎊（約合909元人民幣）罰款”的規定落地生效；2024年，計劃將室外禁煙區域擴大至酒吧、花園、戶外餐廳，以及兒童游樂場、醫院附近等特殊場所。

而今，上海邁出“戶外禁煙”先行先試的第一步，在此過程中，哪種方式更有效，還有沒有更合適的手段，不妨期待上海以及未來更多城市的試點效果。但至少，我們邁進了“禁煙治理”的一個新階段，而每次跨越，都是一次文明水位的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