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之變》：南宋何以選擇偏安？中國何以轉向內在？

本文選自《臨安之變：紹興體制與南宋中興》，作者：郭瑞祥，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軍第一次南下，包圍汴京。宋欽宗倉皇失措，答應戰爭賠款和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個要害之地。金人要求押一名親王作人質，皇室惶恐。關鍵時刻，宋欽宗同父異母的弟弟康王趙構自告奮勇，慷慨請行，成為宋朝皇族成員中第一位金人的囚徒。

一同被押為人質的還有少宰張邦昌。張邦昌因恐懼而哭泣，趙構不屑：“這是大丈夫應當去做的，你這像什么樣子！”

趙構在金營中的表現相當亮眼。二月，京畿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偷襲金營，金帥完顏宗望召見并斥責人質，張邦昌跪地求饒，不停地辯解皇帝和人質均不知情；而趙構面色如常，對答從容。 金國太子讓趙構陪他射箭，本打算借機羞辱一番，不料趙構三箭皆中靶心。完顏宗望甚至懷疑他是假冒的——親王生于深宮，怎會有這般高超的武藝？

種種事例表明，汴京淪落前，趙構有勇有謀，有膽有識，能夠擔當大事。

然而，登基為帝后，趙構成了宋高宗，卻畏敵如虎，一路南逃，最后駐蹕臨安，屈膝茍安，為后世所不齒。

同一個人，前后反差為何如此之大？

南宋建炎四年（1130）至紹興十二年（1142），是南宋定鼎的關鍵時期。日本學者寺地遵稱南宋開國至紹興十二年為“搖籃期”。其實建炎四年前，初建政權一直在逃避金國的軍事打擊和軍事搜捕，根本無暇顧及內政，真正的建國歷程應從建炎四年開始。

建炎四年，金軍跨過長江，搜捕江南，宋高宗倉皇入海，南宋國家形勢跌入谷底。此后，韓世忠在黃天蕩阻擊金軍，岳飛收復建康，金帥完顏宗弼險些喪命。金軍退去，北方壓力得到緩解，南宋朝廷才有時間、有精力應對內部事務，平定蜂起的盜匪，厘定紛亂的國是，正式建立了影響中國古代數百年的政治體制、軍事體制，奠定了基本的文化形態和意識形態。

在內外亂局中，南宋軍力強勢崛起，不但平定了匪亂，而且具備了與金軍抗衡的實力，接連取得和尚原、饒鳳關、大儀鎮、仙人關、藕塘關、順昌、郾城、拓皋等重要戰役的勝利。就在人們依稀看到收復曙光的時刻，宋高宗卻選擇了與金國媾和，甘心稱臣納貢、偏安江南，大宋歷史在這里激蕩起漩渦，而后朝著萎靡不振的方向滑去。

歷史的草蛇灰線，在宋高宗選擇定都臨安那一刻即漸次展開。一切變化，自有因果，皆為臨安之變。

定都臨安，標志著朝廷把安全作為一切行動的指南，什么國家、社稷、恢復、中興，在安全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擊。定都臨安，標志著朝廷失去了收復故土的信念，失去了捭闔天下的雄心，失去了開拓進取的意志，和平成為第一要務，茍全成為安身立命的根本！

臨安之變，就是偏安一隅，茍且偷生，“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臨安之變，就是收兵權，殺岳飛，重拾偃武修文、守內虛外的祖宗之法，變得外交軟弱，內政苛刻。

臨安之變，就是打壓輿論，構建文字獄，強化意識形態，粉飾諛頌之風盛行，朝野奢靡浮華，蠅營狗茍，得過且過，再無開放包容、昂揚向上的社會心態。

臨安之變，造成國力孱弱，自始至終受到北方政權的威脅，民族自信心遭受空前打擊，民族性格變得極為敏感脆弱。

臨安之變影響深遠，表現在諸多方面：影響了民族性格，民族自覺性極大地增強；意識形態趨于保守，儒學逐漸歸于一體，文化模式走向穩定、內向，甚至沉滯僵化；開創了“紹興體制”，結束了北宋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權模式，中國古代政治進入獨裁專權時期。

日本學者寺地遵評價：“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間，貫穿南宋朝的基本架構與國家運營大綱，都已在紹興十二年前的南宋政權確立過程中整備完成。”虞云國先生則認為，紹興體制“固然包含著致力于達成和議與固守和議的因素，但當時與其后的實際內涵已超出了政治、軍事與外交的領域”。

而劉子健的觀點或許更為深刻：“事實上，就在 12 世紀持續發展的表象之下，質變已經出現。”

臨安之變引發的這種質變，就是“中國轉向內在”！

南宋何以選擇偏安？中國何以轉向內在？

本書截取建炎四年（1130）四月至紹興十二年（1142）二月的時間維度，通過具體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全方位地展現南宋初期激烈的政治、軍事、文化震蕩，揭示南宋疆域上偏安、政治上獨裁、文化上沉滯的形成過程和內在邏輯。用通俗的講述，揭示臨安之變、紹興體制的內涵，回答“南宋何以選擇偏安”“中國何以轉向內在”這兩個對歷史走向產生深遠影響的大問題。

這是一段紛繁復雜的歷史，也是一段值得咀嚼的歷史。成功與失敗，經驗與教訓，屈辱與榮耀，斗爭與妥協，都能夠在這里找到理性的反芻與精神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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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安之變：紹興體制與南宋中興》
作者： 郭瑞祥
出版時間：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