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之降》：士人境遇與命運抉擇

1月11日，《臨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與隱逸》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行。著名作家、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汪兆騫，文史作家、《中國老年》雜志副總編輯孫曉飛，編輯、文史作家張程帶領讀者重返13世紀宋亡元興的大變局時代，感受宋元戰爭中的士人境遇與命運抉擇。

新書分享會現場

宋代，是中國文人階層的巔峰時代。耕讀傳家的文人群體真正成為了士人階層的主力，這個時期出現了“士大夫”的概念。這一文人士紳階層的鼎盛一直延續到了南宋，然而1276年元軍兵圍南宋都城臨安后的“臨安之降”，使得由蘇軾、黃庭堅開創的那個“文人共治”時代瞬間崩塌，南宋士人在這一歷史變局中面臨著艱難抉擇。他們的命運抉擇，與宋元戰爭的宏大史詩交相輝映，由此展開了一幅宋元之際的歷史畫卷。

2024年8月，宋史學者孫曉飛的新著《臨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忍與隱逸》（以下簡稱《臨安之降》）由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作者憑借雄厚的知識儲備、精到的筆力和出色的史料駕馭能力，在歷史人物影響歷史環境、歷史環境塑造歷史人物的雙向互動中，再現了13世紀中葉宋元之際的歷史變革。此外，作者以趙孟頫為主線，錢選、文天祥、牟應龍等南宋士人為支線，與忽必烈、伯顏、賈似道等歷史人物同頻共振，焦點式勾勒出人物真實、鮮活的血肉，共同激蕩起時代的火花。

孫曉飛

書中，孫曉飛不僅僅局限于王朝衰亡史或士人小傳的傳統視角按部就班地呈現歷史細節，而是以民族融合、文明互鑒的文化視域和大歷史觀，正視元王朝對于構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加速推進民族融合的進步意義以及元王朝國家體制建設的深遠影響，并發掘出新的歷史文獻、提供了新的文明史觀點。《臨安之降》中的這種文化遞進觀和民族融合觀，可以說是對西方和日韓史學界長期炒作的“崖山之后無中國”，以此質疑中華文明持續性、否定中華文明無間斷論、質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回應，具有突出的文化史價值。

據介紹，該書在出版不到兩個月后便被安排加印，并入選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年度十大好書”榜單。宋史學者、CCTV“中國好書”得主吳鉤在為該書作序中認為：“這本《臨安之降》視野之大，聚焦之細，可比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

孫曉飛 著 2024年8月 上海三聯書店

“既有一定的歷史厚重感，又有相當的可讀性”

筆名“東方笑”的汪兆騫老人今年已經八十多歲，寫了一輩子紀實文學，其在退休后寫成的19本書也全是紀實類。“有四條原則一直在支撐我的創作，那就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其文直就是要說真話，其事核則是不能虛構，在呈現上也不能以自己的好惡來落筆。創作一旦失去了真實，即便你用上了非常美妙的文學手段，也不是在給作品增光添彩。”

汪兆騫

“這本《臨安之降》在主客體的關系上處理得非常好。作者是‘客’，‘主’則是書中的趙孟頫等歷史人物。孫曉飛在行文時并沒有過多的主觀渲染，沒有太多的議論，只是畫龍點睛式地把問題的癥結點到為止，這個度掌握得特別好。同時，不同于一般通俗歷史讀物的戲說風格，曉飛還是按照時代的脈絡、人物的真實面貌，通過大量的史料佐證來成書。可謂文氣十足，是高雅嚴肅地去講述歷史。”汪兆騫說。

在編輯出身的張程看來，文史著作的創新主要體現在新的史料、新的觀點以及新的寫作范式或者說表達方式這三個方面。“就新的寫作方法而言，近四十年來出現過兩撥創新：一個是改革開放初期，以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和黎東方先生的《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為標志，給80年代的讀書人以很大的沖擊；第二撥比較大的沖擊出現在差不多20年前，天涯論壇興起后，當年明月等一批作者通過同讀者互動，以口語化接地氣表達令人眼前一亮。”

張程

“反觀讀者，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文史圖書的熏陶，但其實也存在著一些認知、接受上的滯后，跟學術圈并沒有同頻共振，存在著至少三五年的滯后。有一些我們可能覺得比較新穎的觀點，比較新近的史料，其實在學術圈三五年之前就有人提過了。”

“在寫作方法上有所創新很難，主要是從切入的角度來進行創新。這方面我覺得《臨安之降》做出了一次非常好的示范，體現出以小見大、以此見彼，通過書寫歷史人物的個體命運來反映宏大時代主題的創新趨勢。尤其是在對趙孟頫的生平和創作有關的史料梳理上，具備了文獻綜述的水平。同時在具體呈現上，孫曉飛老師的寫法既有一定的歷史厚重感，又有相當的可讀性。”張程說。

孫曉飛在發言時表示，文化立場是每個寫作者和閱讀者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寫這本書是秉持‘士’的立場，知識分子的立場。由這個立場，我們可以理解文天祥的忠死，也可以理解他為盡孝道，讓親弟弟文璧‘以孝仕’歸順元朝。而趙孟頫在南宋滅亡后做了十幾年的遺民，最終為了生計被迫在元朝做官，其實是居官而猶如隱的‘朝隱’狀態，也就是最早由白居易在《中隱》一詩中提出的那樣。”

“我想我的讀者很可能是那些對歷史有興趣，但又沒有那么多時間去通讀宋史，希望在閱讀中找到和歷史人物共鳴感的人。所以在下筆時，我盡可能寫得通俗一點，有樹干有旁枝，有高矮錯落的層次，有不同的歷史人物出現，為了把他們在面對朝代鼎革之際的表現都放在讀者眼前，我選取的樣本量足夠多。”孫曉飛說。

“兩宋都沒有完成二元復合性王朝的建構”

談及元滅南宋，臨安之降，孫曉飛回顧道：“靖康之變，金兵渡黃河前，北宋兵燒掉了浮橋不戰而潰。金兵用小船運了5天，才把騎兵運過河，可見金人當時的戰爭準備并不充分。而等蒙古兵過長江，用大船一天一夜全部過去了，說明他們的軍事實力和戰爭準備是非常充足的。”

“另外，蒙古騎兵當年橫掃全球，但南宋的戰力其實并不弱，起碼比北宋要強得多，規模也大得多。但劉整降元后，向忽必烈提出了‘欲滅南宋，先取襄陽’的戰略。為圍襄樊，又賄賂南宋京湖制置使呂文德，在襄陽城外設置了榷場（名為兩方互市的市場，實則暗中修建堡壘阻斷南宋的路上交通），如此便不動聲色地把襄樊包圍、孤立了起來。”

“等到蒙古兵攻城之際，他們經過改進的‘回回炮’比南宋的拋石機射程更遠，400米左右的射程可以輕易跨過襄陽城護城河與壕溝的寬度，而且發射威力巨大，能把200斤的石塊直接砸向襄陽城樓，令南宋守軍心驚膽戰，最后不得不投降。之后，劉整又作為元朝水軍的創始人，打造了大量的戰船從長江順流而下，如此臨安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孫曉飛說。

孫曉飛發言

針對這一問題，張程認為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凡是比較穩定、繁榮的王朝都是二元復合性的。“所謂二元，就是它必須得地跨農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而復合性則是它可以解決好不同文明的發展階段，統攝不同社會形態的不同的人群，進而組成一個真正穩固的大一統王朝。北宋也好，南宋也罷，顯然都沒有完成二元復合性王朝的建構。”

“剛才孫曉飛老師提到的很多元朝的例子，比如蒙古人跟女真人相比，他們能夠迅速地渡過長江，顯然是一個游牧民族學會了農耕民族的造船技術。在《臨安之降》里，孫老師還專門辟出一章講蒙古人的政治哲學，談從‘恐怖蒙古’到‘寬厚蒙古’的轉變。前者就是我來攻城，如果你不投降，那么城破后就是屠城，用這種血腥恐怖來震懾更多潛在的對手。后者則意味著蒙古人策略的轉變，從屠城變成了招安，這也是一個游牧民族開始慢慢向二元復合性政權上的轉變。”

“二元復合性這一概念，解釋了為什么從兩宋到遼金元這段兩三百年紛繁復雜的歷史，最后是由忽必烈定都元大都而宣告結束。元大都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北京，這個地方可以說完美契合了一個二元復合性王朝各方面的需求。其實忽必烈不管是在同弟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時，還是平定南宋，都在軍隊中大量使用了漢族人，這就代表了它早已不復是一個草原游牧政權，而是代表著以大一統王朝自居的二元復合性的政權，來消滅各個割據的政權。從這個角度來看，更符合我們當下對整個中國歷史宏觀的觀察。”

活動海報

圖/上海三聯書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