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探村”的博士們：為凋敝村莊“診脈”

2011年冬天，大學生鄧小燕從重慶瑞池村出發，徒步經過兩個鎮子后，抵達了長江北岸。江岸橘子已熟透，寒霜洗過，明黃黃地掛在樹上。天已經全黑，他身上沒有干糧，便在一株橘樹下扎帳，以橘充饑。

那一帶本是農村，三峽移民之后，只剩下滿野橘樹，無人照管。因為沒有睡袋，鄧小燕蜷在帳里熬到天明，又鉆出帳篷，點起一堆干草烤火，用文字記錄下鄉野見聞。

6年后，2017年夏天，已是人民大學博士生的鄧小燕徒步重走長江沿線村莊，并成為有組織的人——“探村博士聯盟”的一員。

成立于2017年8月的“探村博士聯盟”由來自北大、清華、人大以及美國、澳大利亞等高校的幾十名博士生組成，盡管學科背景迥異，但共同點是關注鄉村，有鄉土調研實踐經驗。

他們每人都有藝名，南瓜、西瓜、玉米、毛驢，還有牛矢、金剛、鼓手等，青年們聚集在一起，憑借著一身朝氣和熱血，想打破外界認為博士迂腐不接地氣的刻板印象。

2019年春節，探村博士聯盟的成員去到河南、陜西、云南、浙江的五個村莊，調研鄉土中國的扶貧、教育、少數民族節日和鄉村春晚。

在農村，他們被當成擁有話語權的村外人，同時也是被寄望用先進理念給農村帶來改變的知識青年。

為村莊發聲

“南瓜博士”劉楠是探村博士聯盟的兩名發起人之一。

2017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劉楠在微信公號“南瓜博士與探村博士聯盟”上發表了《“神秘組織”探村博士聯盟大俠亮相：不牛逼、很有趣，挺進地球村》一文，她沒想到，這篇文章會在鄉村調研圈內引發關注。

不到一周，十多個研究鄉村問題的博士生通過各種渠道找來希望加入聯盟，包括國家部委如住建部等農村研究機構的一些工作人員也主動加她的微信。

有學者看完文章后發微信給她：“中國需要一大批有想法的青年落地行動，在微塵與泥土里重建有力量的價值觀。”

在劉楠看來，聯盟不是策劃出來的，而是天時地利人和“蹦出來的”。

聯盟很多成員相遇在當年夏天的兩次鄉村研習班上。一次是7月在浙江縉云，另一次是8月在重慶縉云山，兩個班加起來一共18天，匯集了中國關注鄉村的學生和一線實踐者。

巧的是，浙江縉云，重慶縉云山，兩個地方撞名，劉楠和白洪譚也“撞”在一起。兩個班都參加的博士生，除了她，就是中國傳媒大學的白洪譚。兩人相見恨晚，在重慶班，他們拉著幾個博士生，談起了鄉村的話題，商量著如何發揮各自的特長，一起做點和鄉村有關的事情。

8月28日，上午聽完課，吃完午飯，劉楠開始寫策劃書，研習班的博士生紛紛響應。到第二天，在場的所有十來名博士生都自愿加入。

重慶研習班的舉辦地點正是中國鄉建大師梁漱溟的故居，這附近遍布鄉建大師們的足跡，梁漱溟、陶行知、晏陽初——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晏陽初為代表的“博士下鄉”運動最多發展到數百人。

很快，探訪完這些大師故居的探村博士聯盟首批成員，就地召集第一次理事會，充滿“革命熱情”和儀式感。大家在有“為人民服務”標志和紅星形狀的窗戶前，合影留念，商量未來活動規劃。

劉楠給聯盟起了一個口號，叫“一群有土故事的博士僧，為村莊發聲”。“博士僧”既取自博士生的諧音，也有趣味與精神苦旅結合的意義。

她認為，村莊不應該是新聞消費的灰燼，要看到從傷疤中破土的力量。

“80后”劉楠，有11年的媒體從業經歷，她曾在央視的《社會記錄》，《新聞調查》，《新聞1+1》節目做出鏡記者、編委等，其間采訪報道過中國20多個村莊，包括廣西“砍手黨村”、云南“盲井案”村、四川大涼山“童工村”、山東“拆遷縱火案”村、河南涉非法集資被騙村等。

當時的同事白巖松一直支持她探村。白巖松曾拿著焦波做的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跟她說：“我們也要做這樣的鄉村觀察。”

2016年9月，劉楠從央視高級主編職位離職，開始了人大新聞學院博士生的校園生活。

讀博后的第一個中秋節，劉楠在河北大賢村蹲點三天，記錄洪災后村民的生活狀態。2016年11月，她和作家梁鴻回到《中國在梁莊》原型村探訪，在那里發現了返鄉養殖孔雀的大學生，去剛果參加維和行動的軍人，她和梁鴻夜晚在寂靜小鎮散步交談，也對村莊的浪漫與殘酷交織有了更多認知。

2017年寒假，劉楠沒回老家，從北京坐車到浙江縉云，從大年初五開始跟河陽鄉村研究院的趙月枝團隊，進行持續一周的“鄉村春晚”觀察，走了七八個村子。

劉楠形容自己以前是獨行俠，一心想探訪中國100個問題村莊，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鏡花緣探村記》，有堂吉訶德斗風車的“自不量力”，可必須正視的是：自身精力有限、視野狹窄。直到遇見聯盟其他博士生。

一切才剛剛開始，博士聯盟的名單還在不斷延長，很多高校的博士生直接帶著搶注的藝名如蘋果博士梨博士等來申請，還包括中國在美國、日本等地讀博的博士生。

劉楠如今變得更謹慎，她強調也有不少人是出于好奇，但“這不是精英主義，也不是自娛自樂的抱團自嗨，而是有為村莊發聲‘使命’的，并做些力所能及的真行動”。

在這個聯盟里，每個人關注的領域不同，有鄉村拆遷、鄉村環保、鄉村抑郁癥、鄉村宗教、流動女工生殖健康、精準扶貧、返鄉青年、婚嫁儀式、轉基因等等。“聯盟作為一個平臺和鏈接點，也是希望構建出一個中國鄉村現實問題的坐標軸，自下而上，從里到外，能傳遞一種真實的凝視力量。”

"精神共同體"

聯盟的另一位發起人，“西瓜博士”白洪譚本是河南理工大學廣告學專業的一名老師，后來他辭職到中國傳媒大學讀博。與暑期研習班的博士們相聚，白洪譚形容，就像形成一個“精神共同體”，彼此之間既能整合資源，又有了依靠。

八十多年前，晏陽初等人發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出發點是改造農民的思想與道德素質，塑造新型農民。

而白洪譚理解的鄉建，是農民有序開展農業，農村的孩子能夠接受更多教育，老人有一定的文化生活。

他的鄉村建設實驗始于堂哥家的養雞場。

堂哥白洪林做過木匠、收過糧食、干過建筑工、當過村支書，最終轉行養雞。一次白洪譚回老家，和堂哥聊天，得知他欠下幾萬塊錢的外債。

白洪譚納悶，堂哥的養雞場里有一萬多只雞，不至于養不活自己。后來他才聽說，大部分雞都因為雞瘟死掉了，雞肉價格也上不去。

白洪譚發現，堂哥的養殖技術存在問題。在他的雞棚里，24小時亮著燈，每隔幾小時喂一次雞食，雞的生長周期只需38天，它們被注射了激素和藥物，平常不活動，吃完食后就臥在原地，只有被逮到屠宰場的時候才能見到陽光。

雞棚里全是蒼蠅，掀開雞棚棉布簾子的時候，濕熱的空氣和刺鼻的臭味撲面而來，蒼蠅噼里啪啦像下雨一樣打在身上，里面冒著煤煙。白洪譚聽得見小雞啁啾，但看不到雞棚內景，因為眼鏡瞬間蒙上一層霧，摘掉眼鏡又嗆得睜不開眼，親戚的兩個孩子就趴在滿是蒼蠅的桌上寫作業。

后來養雞場被政府叫停，堂哥的生計也沒了著落。

白洪譚感到內心不安，他打算回村做點什么。琢磨一番后，他把幾個養雞的親戚叫到一起，商量著建一個集體農場；接著他把老家的院落改建成一個書院，并用村里一個喜歡寫字的老人的名字命名，再請一些同學過去講課，放映農業生產的影片。書院的運作模式是住宿交換知識，到書院參觀住宿的客人只需向村民講講外面的世界，或教小孩講英語。

這是他第一次以一個鄉村建設者的身份回到家鄉。在城市里大有可為的高材生回到農村，這讓村民難以相信，甚至懷疑他是去圈地的，就連在農業局工作的母親也不支持他下鄉——博士學歷對很多人來說就是一條上升通道，可他偏又回到了農村。

2017年8月，白洪譚又帶著學校的老師其他4名博士去了村里，七天時間里，在村莊開展田野調研，搞文化講壇、讀書會，村民的揣測和猜度才漸漸停止。

當白洪譚一只腳邁進鄉村，他發現這里的村莊“在凋敝”：村書記告訴他，村里總人口2000多人，但目前有150家空戶。許多村民把進城當作唯一出路，越來越多青年勞動力離開，村莊的血緣和地緣共同體也隨之式微。

白洪譚想把依然留到村莊里的人組織起來，恢復農民建設的主體性。

異鄉人

“牛矢博士”鄧小燕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文學專業博士生。

讀博士后，鄧小燕的興趣轉移到了植物學，他熟知校園里的每一種植物，并稱它們是“體制內”的植物，經過人工栽培和修飾的，似乎喪失了天然的味道。而鄉村里自然生長的植物，在他眼里則攜帶了深厚的鄉土知識。

2017年8月31日，鄧小燕背著一個裝有傘、草帽、手電、短袖、日記本、水壺和一本《中國主要農作物雜草名錄》的背包，再次沿著長江堤岸的村莊徒步行進。

他向老嫗請教草植，老人談到的鄉土知識，是他不曾知道的。比如菖蒲，這種植物在現代科學上被認為是有毒的。而遍布村莊的菖蒲不僅被用來做水缸消毒，還被村民用來燉鴨子。這些“地方性的博物知識”刷新了他的認識。

他自稱調查“不科學，沒章法，甚至很魯莽，拼一身體力，憑自己的直覺，重新去認識故鄉的變化。”

鄧小燕生于鄉村，與鄉村有斬不斷的情感連接，離開得越久，他愈發覺得該回去。但當他回到村莊，卻被當作異鄉人。

白天，他是村子里最有話語權的人，村民不停向他訴說環境污染，移民，工作和孩子教育問題。

夜晚，鄧小燕沿途敲開村民的家門，以期能夠留宿鄉民家中。但有幾次，都被當做逃犯，即便他把證件和照片出示給村民看，對方也拒絕了他的請求。

“（現在的）鄉村力量流失了”，在傳統農村，對一個說同樣方言的陌生人，村民不會采取敵視態度。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村子“被拋棄了”，一些移民遷往城市定居，剩下的村民留在原地，“抱著遲早要失去的心態”，不再建設自己的家，任家門口的野草生長，“自然的力量擠占了人的力量”。

鄧小燕曾目睹一座山坡上的獨居人家，左領右舍都搬走了，只剩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孤零零留守。老人養了三只鵝，一頭豬，門前的地里種著幾棵核桃樹和柚子樹，每日晚上天一黑，就關門閉戶睡覺。有幾次，家里的豬從圈里跳出來往外跑，老人也不敢出去找，任由豬崽亂竄。

在鄧小燕看來，老人的恐懼與“熟人社會架構的崩潰”有關。

他也見過，長江沿岸，城市的邊緣地帶，新入城的農民住進歐式建筑中，但公路兩旁的綠化帶里種著紅薯等作物，工地上的沙堆無人清理，農民就在沙子里種蔬菜。“有人可能認為這是劣根性，也有人覺得這是對土地的感情。”

鄧小燕感嘆，養育了很多代人的農村，在一些地方正在消失，而消失的不僅是房子，還有與它相關的文化、知識，他想要留下一些記錄。

“回不去”

劉楠喜歡錢穆寫的《鄉村和城市》。在這篇文章里，錢穆寫道：“鄉村是代表著自然、孤獨與安定的，而城市則是代表著文化、大群與活動。鄉村中人無不羨慕城市，鄉村也無不逐漸地要城市化。人生無不想擺脫自然，創建文化，無不想把自己的孤獨投進大群，無不想在安定中尋求活動。”

劉楠對村莊的認識是一點點累積的。廣西“砍手黨村”是她關注農村問題的一個轉折點。從2011年到2016年，她跟蹤了廣西有100多人因搶劫被抓的“砍手黨村”——溫江村，從一開始內心恐懼，到住進村民家里，她記錄了溫江村從犯罪高發，到頭目相繼出獄并“救贖”村莊的故事。

2015年，畢節四留守兄妹服毒去世，他們生前無人照看，獨自居住。當時媒體對此事的視頻深度報道不多，劉楠決定去畢節探訪此事，她見到了孩子們的姨奶，她把劉楠拉進屋里訴說：“我們村子里的人都是罪人，沒人關心過孩子。”

和劉楠一樣，聯盟很多博士生在探村實踐中共同的感受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描述的熟人社會秩序，隨著農民大量進城打工，村民關系市場化、傳統組織和權威弱化。

聯盟中一些成員也在理念設計上想方法，在浙江大學念醫學的饅頭博士淡松松在家鄉陜西做鄉村建設實踐，自己設計了《中國西部農村教育與農村地區發展相結合模式及經驗》和已經改到第六版的《竹峪鎮·三層系·教育發展公益基金指導手冊》，在家鄉發動志愿者一起行動。

城與鄉，緊密相關，探村博士聯盟也有專門關注流動農民工問題的人。

螃蟹博士曹昂就是其中一個。讀博期間，曹昂開始關注深圳龍崗區城中村里的流動女工，重點了解她們對健康的重視程度。

曹昂接觸的女工都來自農村，承擔了城市里最苦最累的工作，卻只是城市文明的邊緣人群，她們從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健康問題，很多人甚至從小到大都沒有去看過醫生。

曹昂還發現，80%的女工家庭都曾遭遇家庭暴力，但她們從不反抗，反而習以為常。

為了走進她們的世界，曹昂制作了一份健康宣傳手冊，為她們開辦講座，教她們學英語。

和女工們朝夕相處三個月，曹昂發現，她們也有自己的夢想，盡管在城市中如浮萍一般漂浮不定，但她們仍保持努力向上的姿態。

比如女工阿玲，13歲時跟著親戚從廣西農村來到廣東打工，在流水線上當過女工，也當過酒店的服務生。如今已過三十歲的阿玲，工作機會大受限制，但一直努力給自己充電，一有時間便去到夜大或職校學習。“她們每個人都有反抗意識，只不過有的人反抗成功了，有的人沒有。”

一些年過四十的女工，很難留在城市生活，她們只能回到農村，孩子留在城市，成為新一代打工者。與上一代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精神上不認同農村”，卻也很難融入城市。

白洪譚所在的西村，在城市出生的第二代農民工接受了城市的文化，再回到鄉村時只把鄉村當成一個類似于異域的景觀。“隨著老一輩的逝去，他們的子女也最終斷了和鄉村的聯系。”

“并不可愛的果實”

關于鄉村建設，白洪譚是樂觀的行動派。他把自己在西村的實驗報告起名為“在希望田野上”，盡管起初他內心曾感到“絕望”。

“一次的講座或者一次下鄉不能帶來什么改變。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白洪譚說，有一些研究者帶著居高臨下的態度下鄉，把農民的故事偷走了，自己評上了職稱，但是農民依然貧窮，鄉村仍舊沒有發生變化。

劉楠則打算用5年時間用紀錄片繼續跟蹤記錄云南“盲井村”孩子們。2016年夏天，她第一次探訪，發現一個村50多人涉案被抓背后，是復雜的犯罪邏輯，例如賭博風氣、家族式犯罪、不少家庭本身也是煤礦傷亡事故的受害者。

一些媒體蜂擁而來蜂擁而去，村莊的疤痕開裂著，供人瞻仰。在村莊命運共同體里的人們，有維護秩序、重建名聲的需要，她關注的是村莊的變化，尤其是下一代的孩子面臨著經濟與心靈層面的雙重掙扎。

2017年8月底，重慶研習班結束后，劉楠坐長途大巴到云南昭通“盲井村”，去看望父親被害的小范，和母親涉案被抓的小楊，并做第二年的探訪觀察。

她見到困難的村民，也感覺很無力：小楊在母親被抓后擔心未來政審不過，選擇輟學去浙江打工。2016年夏天劉楠把她勸了回來，并聯系當地教育局特事特辦補辦學籍。但她家還有好幾個兄妹在上學，生活艱難。前一年，劉楠和幾個記者朋友曾經聯合資助了小楊4000多元，用作高一學費生活費，但是劉楠眼下并沒有更多能力資助他們。

最近幾年，和以往抓取黑色村莊不同，劉楠捕捉到了一些鄉村的亮色。在浙江僻狹的榧樹根村，她露天看“鄉村春晚”里農民自制的“高精尖”節目后感慨，鄉村是很多人們假想中的孤島，一直被想象，沒有被凝視。流行的村莊敘事充滿瘡痍、憐憫與鄉愁迷思，需要被重新打量。

僅憑一群博士的熱忱，對鄉村的改變會很有限，他們做的項目需要調動其他資源。

劉楠特別強調，聯盟表面看是一群博士生，背后其實是一個專家、學者、學生和工農群體緊密互動的共同體。

博士畢業后，白洪譚依然會以志愿者的身份參與鄉村建設。“捫心自問，我并不熱愛家鄉，年少想逃離她，年長想改變她，但是對于家鄉我總有一種比熱愛更為厚重的情感，就是明明不熱愛，卻心甘情愿的為她做些什么。”

大衛哈維指出城市空間需要革命，那么鄉村空間如何革命呢？當鄉村的渴望被資本收編的時候，誰又能引導變革呢？白洪譚沒有答案。

在西村，當他看到在田間耕耘的村民時，總是充滿希望。他并不知道自己能給鄉村帶來什么改變，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寫在了一首詩歌里：

在希望的田野上

養一群恣意奔跑的雞

給每一個灰兔子起一個彩色的名字

種一棵永不剪枝椏的蘋果樹

便沒有那些在嬉笑間垂手可得的蘋果

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結出嚴肅地高懸在樹梢上的

誘惑過亞當與夏娃的

砸在牛頓頭上的

滿是蟲眼兒和灰塵的

并不可愛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