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觀察｜大學的講座和圖書館應該向公眾開放嗎？

百年前，陳望道請魯迅去復旦當時的附屬中學演講。一位中文系學生記下演講稿，投給報紙刊出。另一位學生，則將自己的記錄寄給魯迅過目；后來，他成為魯迅最優秀的學生徐梵澄。不少為人稱道的民國學術著作，也來自年輕人的這種速記。

時過境遷，今天的一些大學，卻將特聘教授講座的聽眾限定為本校、本專業的學生。特聘教授往往在學術上有過人之處，或是能結合理論與實踐，在象牙塔之外做出一番成績。任何學校的學生，都會從他們的講座中獲益。然而，特聘制是少數預算雄厚的大學才能負擔得起的。將其他院校的學生拒于門外，加劇了這些院校和一流大學間資源的差距。同時，不讓本校其他專業的學生參與講座，則不利于培養廣闊的學術視野。

大學肩負傳播知識的社會功用。特聘教授的講座，理應像巴黎的法蘭西公學院那樣，向公眾開放。要解決場地的限制并不難，可選用大禮堂，同時為本專業預留位子和提問時間。也可為校外學生開辟遠程會場，從而避免公共資源的浪費。

大學圖書館，也應當對公眾開放現場閱讀，同時與公共圖書館建立館際互借。這樣一來，公眾可以通過地方或社區圖書館，借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而遇上本校館藏已被借閱，學生也不用出校門，就能借到其他圖書館的副本，達到資源的最大利用。這個體系，美國一些州做得最為成功。讀者在州內跨館借閱，一般不會產生額外費用。在中國，只要互借費用實惠，就不用擔心藏書較多的圖書館人滿為患。

要知道，飽學之士往往不在大學教書。他們在學校圖書館的存在，無異于向學生示范了多樣的學術觀和生活方式。我在大學時，就遇見一位自稱荷馬追隨者的大叔，對那兩部史詩爛熟于心。凡是荷馬史詩的課，少不了他的身影，還能用證據說服教授。另一位學者剛剛退休回鄉，給我單獨上了幾次課，傳授了她藉以成名的抒情詩。我在圖書館的小桌子，緊挨著一個陌生的姓氏。一年后才知道，那是隔壁研究院的教授，學風比我的教授更為雄奇，于是從他問學。這些，在森嚴壁壘的大學圖書館，就沒有可能發生。

若是擔心名校圖書館淪為景點，一方面可以像大英圖書館那樣，為讀者辦理現場閱讀證；一方面嚴格執行館內守則，取消喧鬧者的閱讀資格。至于不少大學擔憂的安全責任問題，則需要制訂相關法規，按公共場所事故處理，以反映大學圖書館的社會功能。這樣，一些學習能力超前的中小學生，也能在大學圖書館找到依歸；而不至于學有余力，卻因條件限制止步不前。

（作者為牛津大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