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新”期望：不止于科技創新，還在于系統構建

“新質生產力”2023年甫一提出便在國內形成廣泛共識，高頻出現于各級文件和日常表達之中。在新近公布的“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新質生產力”相關內容相較之前有明顯的新增和強化。如何促使這一“十四五”期間播種、萌發的理念共識，在“十五五”期間進一步“拔節生長”，無疑是亟待破解的重要實踐命題。

由于內涵的復雜性，新質生產力的培育發展勢必難以“單點突破”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運用“系統思維”，從宏觀理念漸進落地為微觀行動。借鑒政治經濟學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理論，我們可以在全新時代語境下拆解出：科技、人與組織三項核心要素。其中，技術變革是引擎，人的發展是宗旨，組織形態是載體。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撐、深度耦合的有機整體。厘清它們及其背后的內在邏輯，料應成為事關構筑未來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一、科技：“開放”與“自主”的相互促進

封閉系統難以產生顛覆性創新，這是復雜系統理論中關于“涌現性”的基本規律。

2003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Henry Chesbrough基于長期研究和實踐總結，提出了“開放式創新”理論。在后來的十數年中，這一理論顯著改變了全球國家和企業對研發邊界的認知，有效推動了全球創新網絡的形成。

荷蘭ASML公司即是成功的典范，它整合美國的光源技術、德國蔡司的鏡頭系統、日本的光刻膠材料等全球創新協作網絡，實現了在高端光刻領域對更為封閉的日本同行的超越，從而奠定了今日的行業霸主地位。在全球產業鏈高度分工、緊密合作的情境下，此類以開放致勝的案例比比皆是，無不顯現出“開放式創新”帶來的巨大競爭優勢。

然而，審視ASML的成功，其絕非簡單的“拿來主義”，核心還在于“以我為主”的集成與掌控，即擁有定義技術架構、主導全球協作的“系統主權”。這深刻揭示了“開放”的前提在于“自主”。反之，以一度領先的俄羅斯民航工業為例，因其在后期主動弱化自身獨立的研發體系和技術依賴，導致其從曾經有力競爭者，最終淪為西方產品的銷售市場和維修車間，本土生態也隨之凋零。這也提供了另一面的鏡鑒。

近幾年，“技術孤島主義”在部分國家迅速抬頭，“脫鉤斷鏈論”甚囂塵上。但是，大量理論和實踐表明，在絕大多數領域，封閉必然意味著落后和愚昧。但失去自主性這一“戰略支點”的消極開放，則最終難免在價值鏈中陷入仰人鼻息的依附地位。

由此可見，“開放”與“自主”的關系并非此消彼長的取舍，而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增強回路”——越是具備堅實的自主能力，越能擁有在更高水平上安全開放的底氣，也就越能夠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從而進一步淬煉出更高水平的自主能力。駕馭好這組對立統一的有機整體，正是我們解鎖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密鑰——“無自主，不開放；無開放，難創新”。

二、人：“先發”和“平權”的良性循環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經濟學理論中，不論是阿馬蒂亞·森的“能力方法”理論，還是保羅·羅默的新經濟增長理論，都深刻揭示了人才對于社會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

在此背景下，爭奪、集聚高素質人才成為全球各國構建創新型經濟的核心競爭領域。知名的案例包括“硅谷—班加羅爾”的人才環流、新加坡的“Tech.Pass”、德國“藍卡”制度等。

然而這些做法近年正受到愈加嚴重的質疑和審視。以美國硅谷為例，一個主要的爭議焦點便是因其過度的集中化，導致美國中西部地區快速加劇的“數字貧困”、創新力不足、崗位不平衡和貧富差距問題。人們不禁要問，科技創新的目標到底是服務于廣泛群體的整體福祉，還是會止步于實現一小部分人的個人財富追求。

這一追問，恰恰將我們引向了新質生產力關于“人”的辯證核心：在奮力爭奪“先發”優勢的同時，能夠同步推進使更廣泛的人群共同獲得“新質紅利”，而不是為“新質生產力”所淘汰。這方面，德國實施“工業4.0”的行動設計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示的范本：它并未將傳統產業工人視為變革的代價，而是通過建立覆蓋廣泛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系統性推動“勞動技能的數字化轉型”，確保了技術進步與勞動者福祉的同步演進。

通過打破“先發”與“平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方能構建了一個二者相互滋養的良性循環：以“先發”突破帶動產業升級，為“平權”創造更廣闊的高質量就業空間與資源；再以“平權”為導向，為“先發”儲備規模更大、結構更多元的人才梯隊。例如聚焦于數字技能、創新素養的全民教育與職業培訓等，從而真正將“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

最終，使新質生產力的“新”，不僅停留于技術的前沿，更落實在發展模式的包容與人的全面發展。這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們駕馭技術變革、邁向一個更具韌性且公正的社會的必然選擇。這一點上，我們也更能領會國家正在大力強調“投資于人”的現實意義。

三、組織：“單體”到“系統”的范式躍遷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指明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必然催生并依賴于組織形態的根本性變革。這好比最先進的芯片需要與之匹配的先進系統架構才能釋放其全部潛能。最領先的發展理念與技術，也必定呼喚能夠承載其潛力的先進“組織基座”的支撐。

正如佩蕾絲通過“技術—經濟范式”所揭示的：每一次技術革命的深入，都必定伴隨著組織結構的深刻變革。讓·梯若爾的平臺經濟學理論則進一步指出，數字時代的競爭已從單個企業間的較量，升維為生態系統間的對決。因此，新質生產力所催生或為其而構建的全新組織，本身就是新質生產力先進性的有機組成，也是理解其所具先進性的重要載體。

這種由新理念和新技術驅動的組織創新，在全球范圍內并不罕見。研發層面，為跨越科研成果到工業應用的“死亡之谷”，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應運而生，并成功構建了從實驗室研究到產業需求的制度化橋梁；產業層面，為駕馭全鏈條數字化轉型，寶馬、奔馳、大眾等德國主要車企聯合發起的Catena-X聯盟，旨在打造一個數據主權共享、可互操作的汽車產業生態網絡；社會治理層面，為前瞻性應對“超智能社會”的挑戰，日本制定了“Society 5.0”戰略，用以探索未來符合超智能社會特性的產業組織重構和社會系統優化。

盡管上述這些組織的目標和形態各異。歸根結底，其共同內核在于新理念和新技術對傳統生產關系的重塑，進而形成能夠激發大規模、高效率協同的“網絡化合作結構”。由此可見，面對“新質生產力”這一開創性的概念，精心設計構建包含組織形態與運行機制在內的全新“制度基礎設施”可能與技術創新同等重要——通過構建“系統性容器”，更有效地將離散的先進生產要素，整體性轉化為推動全要素生產率高效提升的進步效用。

這也意味著，面向未來的政策制定者與行業領導者，需要在這一“協同場”中完成從傳統的資源分配者，逐漸轉變為生態位的設計者、互動規則的制定者以及共同愿景的塑造者的根本性轉換，進而形成從“單體”到“系統”的角色升維和從“管理”到“治理”的功能轉型。

這一由技術到管理、從組織目標深化到個體角色轉型的深化延展，不僅能為我們勾勒出通過形成全新的創新系統，構建未來競爭優勢的現實路徑，更展現出“新質生產力”理論的豐富內涵和戰略意義。

四、結語

熊彼特經典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告訴我們，創新的本質是打破舊均衡、建立新均衡的動態過程。

雖然在這過程中，創新和市場占據著最為醒目的位置，然而在人類科技和產業發展和競爭史上，技術突破和規模領先往往并不是競爭的終點，也不能夠自動換來最終的成功。例如，日本的“第五代計算機”、原蘇聯的三進制計算機都具有當時看來顯著的科技優越性；柯達和諾基亞也都曾是具有寡頭地位的全球市場領導者。

可見，新質生產力絕非只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概念，更是制度、資源、文化協同的系統工程。要達成“十五五”的各項愿景目標、發展新質生產力，就需要警惕“技術決定論”的認知陷阱。面對當下日益劇烈的全球科技之爭、產業之爭，也不能單純止于創新之爭、市場之爭，還要積極準備、應對從體系到生態系統成熟度的全面比拼。

歸根到底，不論是現代化愿景，還是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贏得主動、贏得未來的愿望，它都不僅關乎科技革命，還牽涉到更深層的制度創新和社會變革。

（作者錢學勝為復旦大學智慧城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為上海市發改委、澎湃新聞、《張江科技評論》聯合策劃“聚焦上海‘十四五’規劃：攻關硬核科技”專題撰稿）